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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戰爭:葡萄酒雖是舶來品,但漢朝就嘗試自釀了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王翰《涼州詞》

葡萄酒對於中國人來說,到底是本土起源還是舶來品?一直富有爭議。因此,《詩經七月》就提到:“六月食鬱(yù)及薁(yù)”。薁就是蘡(yīng)薁,按李時珍《本草綱目》的說法,是一種野葡萄。1980 年在河南省發掘的一個商代後期的古墓中, 也發現了一個密閉的銅卣(yǒu),後經北京大學化學系分析,銅卣中的酒類殘渣含有葡萄的成分。

其實從植物分類學上說,葡萄屬於葡萄科葡萄屬葡萄亞屬,葡萄亞屬(或者被稱為“真葡萄亞屬”)又被分為三個種群: 歐洲種群、亞洲種群和美洲種群,其中亞洲種群主要分布在中國。可以推斷,作為一種植物,葡萄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比如地質化石研究表明,山東省臨朐縣在2600 萬年前就有秋葡萄(亞洲種群的一個種)的存在。

但是,我們習慣上談論的葡萄,或者商業栽培的絕大部分葡萄,卻是歐洲種群葡萄在歷經冰川時代之後,唯一的遺存——歐洲葡萄。葡萄酒所使用的專用葡萄品種——“釀酒葡萄”絕大多數屬於這個種。

因此,嚴格意義上講,葡萄酒對於中國人來說是舶來品。葡萄和葡萄酒引入要歸功於鑿通西域、開辟絲綢之路的張騫, 以及他身後的那個贏得了漢匈戰爭勝利的大漢帝國。

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了漢朝學習種植葡萄、釀造葡萄酒的過程,但沒有漢朝人自己大規模釀造葡萄酒的確切記載。兩漢時期的葡萄酒異常昂貴。《續漢書》裡說了這樣一個和葡萄酒有關的故事:扶風孟佗以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即以為涼州刺史。孟佗是三國時期新城太守孟達的父親,張讓是漢靈帝時權重一時、善刮民財的大宦官,位列十常侍之首。孟佗仕途不通,就傾其家財結交張讓的家奴和身邊的人,並直接送給張讓一斛葡萄酒,以酒買官,購得了涼州刺史一職。漢朝的一斛為十鬥, 一鬥為十升,一升大約現在的200 毫升, 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現在的20 升。也就是說,孟佗拿26 瓶葡萄酒換得涼州刺史之職! 可見當時葡萄酒身價之高。

曹丕也十分喜愛葡萄酒,寫下了“中國珍果甚多,且複為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 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 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甘於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邪。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的文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機、庾信都有引葡萄酒的詩句,只是我們不知道他們喝的葡萄酒產地在那裡。

《吐魯番出土文書》(現代根據出土文書匯編而成的)中有不少史料記載了公元4—8 世紀期間吐魯番地區葡萄園種植,經營,租讓及葡萄酒買賣的情況。

中國內地的葡萄酒工藝在唐朝開始大規模的出現,並且也是借助一場戰爭的勝利。公元640年,唐太宗發動了對高昌國的進攻。高昌國是西域小國之一,626 年李世民即位時高昌國王鞠文泰還親自赴長安祝賀。隨著唐朝的強大,鞠文泰也改變了態度,和同樣是佛教狂熱信徒的西突厥結成了同盟,一同對抗在西域進行擴張的唐王朝。李世民的對策是派出侯君集和薛萬徹統兵的豪華陣容討伐高昌。侯君集是瓦崗軍宿將,還是李靖的高徒。薛萬徹是隋末名將薛世雄的兒子,也是出名的猛將。隨侯君集和薛萬徹出兵還有阿史那杜爾這樣熟悉西域地理和社會現狀的突厥貴族,李世民的用人可謂面面俱到。鞠文泰卻自信自己的國家和唐朝遠隔七千余裡,中間還有兩千多裡的沙漠屏障,唐軍總兵力過多則無法籌集糧草,唐軍兵力不超過3 萬則高昌自己就能對付,因此在開戰之初並不畏懼唐朝。

唐軍進展迅速,很快到達高昌國附近。唐軍驚人的進軍速度讓鞠文泰產出生了神兵天降的感覺,鞠文泰在驚恐之中去世。鞠文泰的兒子鞠智盛匆忙繼承了王位,面對唐軍的進攻也不知所措。西突厥派往高昌的防禦部隊也不戰而逃,這更加降低了守軍計程車氣。侯君集的部下像展示攻城設備一樣在短時間內就打下了高昌國二十二座城市,高昌國從此滅亡。唐太宗把高昌的土地當成了西域都護府的基地,也從高昌國獲得了馬乳葡萄種和葡萄酒釀造法。李世民不僅在皇宮禦苑裡大種葡萄,還親自參與葡萄酒的釀製。此後唐朝的葡萄酒大流行在唐朝人的詩歌中就可以看到,李白寫過“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江鴨頭綠,恰以蒲萄初醱醅。此江若變作春酒, 壘曲便築糟丘台”,白居易更寫過“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更不用說膾炙人口的王翰的《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

兩宋時期,葡萄酒依舊是蘇東坡等人詩詞中常見的宴飲物品,到了兩宋末年經過戰亂,真正的葡萄酒釀酒法在中原差不多已失傳。除了從西域運來的葡萄酒外,中國人自釀的葡萄酒,大體上都是按《北山酒經》上的葡萄與米混合後加曲的“蒲萄酒法”釀製的,味道也不好。

元代人因為跟西域交往緊密,所以釀葡萄酒使用了多種工藝。比如元代官方採用西方的釀酒方法,即攪拌、踩打、自然發酵。在元代,葡萄酒第一次上升為“國飲”, 與馬奶酒一同被皇室列為國事用酒,元朝的制度還規定在太廟祭祀自己先祖時必須使用葡萄酒,這可能是中國葡萄酒歷史上的最高地位了。

元朝的葡萄酒在民間也很普及,內地的產量很大,民間百姓多能自釀。大都居民甚至把葡萄酒當作生活必需品,“銀甕葡萄盡日傾”。元代統治者對葡萄酒也持鼓勵政策,他們給糧食酒的稅收標準是百分之二十五,葡萄酒則是百分之六,原因就在於葡萄酒不佔用寶貴的糧食儲備。元朝除了河西與隴右地區(即今寧夏、甘肅的河西走廊地區,並包括青海以東地區和新疆以東地區和新疆東部)大面積種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產地。元朝政府檢驗葡萄酒的方法也很特殊,每年農歷八月,將各地官釀的葡萄酒取樣“至太行山辨其真偽。真者下水即流,偽者得水即冰凍矣。”

元代飲葡萄酒的潮流甚至流傳到明朝,當時生產葡萄酒主要分兩類:原釀葡萄酒和葡萄蒸餾酒。原釀葡萄酒是采取中國釀酒的傳統習慣,使用酒曲發酵工藝,在葡萄漿中加入酒曲,催使其發酵成熟。葡萄蒸餾酒采取的是蒸餾工藝,提取酒精度更高的蒸餾葡萄酒。

清 慈禧 《葡萄圖》

到了清代,因為滿族人不喝葡萄酒, 因此歷經元明兩朝的葡萄酒高峰到清朝就被終結。以至於現在都沒有保留任何遺跡, 甚至包括釀造方式也失傳了。當然,在古代,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環境並不是適合葡萄的生產和葡萄酒的釀造,所以葡萄酒沒有成為中國的國民飲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本文摘自舌尖上的戰爭:食物、戰爭、歷史的奇妙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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