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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是何時患上了恐日症?

1894年,大清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凱已經在漢城住了12年。他肯定沒有意識到,自己人生遭遇的這個甲午之年,是他在朝鮮好日子的終結。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不落的威風,何況是一個沒落帝國的代表。對手十年前的韜光養晦,十年後就要找回來了。

真正的較量即將開始,袁世凱的天敵馬上駕到。

他就是日本新任朝鮮公使大鳥圭介。

大鳥圭介,是近代日本一個響當當的硬朗人物。他1833年出生,日本兵庫縣人。父親是個醫生,他幼習漢學,後學蘭學,以西洋學者自居。先投幕府做翻譯教頭,後降明治政府。長期擔任明治政府外交官。還任工部大學校長兼學習院長。後任華族(即日本貴族)女學校長。著有《南柯紀行》及兵學著作。他在日本的歷史地位,相當於中國的蔡元培。

比起年輕的袁世凱,此時的大鳥待年屆花甲,可謂老人。但論起膽略來,老人卻並不處下風。袁世凱是在大鳥誕生之後的26年即1859年才出生的,大家都知道,袁世凱的父親是財主,叔父是高官,官至漕運總督,所以袁世凱也算個富家官宦子弟。他小時候有些不學無術,所以走不通科考之路,系投軍發跡,一輩子也沒寫出一本像樣的著作。學識上首先遜於前輩一籌。

那麽,二人鬥膽,誰大誰小呢?

袁世凱於大鳥圭介,均可稱兩國標誌性的鷹派,。所謂鷹派,至少表面看來,膽子是不小的,一定要做勇敢狀。但不狹路相逢,恐怕是驗不出勇者、真英雄的。

兩鷹對戰,結果如何呢?

驗證的機會到了。袁世凱的福地朝鮮又出事了。

1894年4月25日,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所謂東學黨,就是朝鮮的一個宗教組織——東學道發展而成的政治社團,其主要成員是農民,東學黨起義,就是政治宗教組織發動的農民起義,其性質跟晚清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差不多。

如是組織對民間的影響是頗有張力的,起義之初的萬人之眾,很快擴大十萬之巨,在全國範圍星火燎原。起義軍佔領了朝鮮半島的西南門戶——全羅道首府全州城,勢如破竹,戰火迅速蔓延全國。起義軍打到首都漢城似乎指日可待。

同年6月1日,惶惶不可終日的朝鮮王室向袁世凱及清政府求援平亂。

權衡局勢好一陣子的袁世凱,最終的意向,是增兵乾預。他認為這是一個盡宗主國責任的機會,他在給清廷電報告知朝鮮國王請求出兵的消息時,提出了自己的乾預之由:“如不允,他國人必有樂為之者,將置中國於何地,自為必不可推卻之舉。”認為如不出兵,朝鮮局勢失控,就不掌握在清廷手中了,所以建議朝廷應該增兵朝鮮,水陸並進,赴朝平亂。

清廷認為袁世凱言之有理,五月底遣軍出兵朝鮮。令淮軍將領葉志超率清軍2000餘人,開赴朝鮮牙山,鎮壓東學黨起義。

袁世凱以為清朝大軍一到,朝鮮農民起義軍就會土崩瓦解,局勢很快就會得到控制。但袁世凱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農民軍可能是好對付的,但侵略軍卻是虎狼之師。此時蟄伏了10年的日本,已不甘坐視中國對朝鮮的控制。《天津專約》簽訂後,日本對朝鮮的滲透變得順理成章,並且不斷擴充國家的軍事力量。6月3日,袁世凱接到朝鮮請求清國派兵的正式公文,隨即按照條約規定,電告通知了日方。而日方不動聲色,不置可否。對於日方的反應,袁世凱的判斷是:“當前日本國內多事,即便日本出兵不過,也是以保護公使館名義派遣區區百餘兵力罷了,對清國出兵不會構成威脅。”

儼然,這是一種基於舊套路基礎之上的嚴重誤判。此後,清廷和袁世凱要為誤判付出沉重代價。

熟悉日本歷史的朋友應該知道,從古至今,日軍都有一個特點:善於賭戰,搞偷襲突襲。這一次這個特點讓袁世凱領教了。

大鳥圭介行動了。他要給袁世凱點顏色看看。

一年前,即1893年7月任朝鮮公使的大鳥圭介,早就盼著這一天。6月9日,假裝請假回國的大鳥圭介,搭“八重山號”軍艦悄悄返回朝鮮仁川。隨行的還有70名日本海軍陸戰隊員。他們在仁川與停泊在那裡的5艘日艦匯合,又臨時從各艦抽調海軍隊員加入先遣陸戰隊,組成總員488名的臨時戰鬥序列,以保護使館為名,第二天一早由陸路赴漢城。

幾天后,日本又陸續大幅增兵。

日本大舉增兵驚動了清廷。6月15日,作為清日兩國駐朝最高代表,袁世凱與大鳥會談,初步達成“雙方不再增兵”的口頭協定。但大鳥並不按套路出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繼續增兵。6月30日,日本混成旅第二批部隊登陸,在朝日軍已達8000人,比起入朝清軍兩千人已佔壓倒性優勢。

至此,日軍準備就緒,大鳥認為可以大決戰了,於是對袁世凱徹底翻臉,7月12日,對外宣布“清日調停失敗”,請示日本內閣“立即開始實際行動。”

此時,袁世凱方感大事不妙,大局不可挽回。也許是意識到自己在朝鮮12年,因為強人作風,對其恨之入骨者也甚多,擔心遭到朝鮮朝野清算,坐困危城的袁世凱開始焦慮不安,接連幾天致電清政府,陳述“被日軍包圍”困境,要求回國。清廷起初不允,但袁世凱一再陳表,痛稱生了重病。終令清廷動了惻隱之心,在中日甲午戰爭正式爆發前一周,調袁回國。7月18日,如逢大赦的袁世凱,打點行裝乘船逃離漢城。

7月20日,日本海陸並進,完成聯合艦隊動員。同日,大鳥圭介向朝鮮王室發出最後通牒,要其“廢華約、逐華兵”,限3日內答覆。7月23日零時,時間到,王室無音。大鳥片刻不等,命令部署在王宮附近的混成旅團向王宮發起攻擊。朝鮮王宮衛隊奮力抵抗日軍的進攻,但很快便被從各城門進攻的日軍打垮。六小時候,即凌晨6點,日軍佔領朝鮮王宮。

7月25日,日本解散朝鮮政府,軟禁朝鮮國王李熙,扶植李熙生父大院君攝政,大院君唯日本馬首是瞻,按照日府指令,宣布廢除朝鮮同清朝的條約,解除與清國的宗藩關係,宣布朝鮮獨立,稱“朝鮮為自主之國,不再朝貢”。 史料顯示,“自此朝鮮政令,事無巨細,皆入日人掌握”。

被日本控制的朝鮮在宣布“獨立”同時,“委託”日本驅逐駐扎在牙山的清軍。同日,日軍不宣而戰,對駐扎在牙山的清朝駐軍發動攻擊。清日甲午戰爭正式爆發。

受到日軍攻擊的牙山清軍一觸即潰,“總統”葉志超臨陣脫逃。

比葉志超來,袁世凱算是跑得更早些,從朝鮮漢城逃回本國北京後的袁世凱,從此對日態度大變。甲午戰爭尚未結束,他變由主戰派轉變主和派,成為“議和團”主要成員。回國後他向朝廷匯報了朝鮮的情況,並撰寫了一篇意見書,陳述敵強我弱的現實,說日軍已佔優勢,清軍難以取勝,只有退守鴨綠江邊,把朝鮮丟給日本佔領。自承甘拜下風。

對於新日本及日本新士人,袁世凱服了。

而大鳥圭介此時卻在漢城彈冠相慶。在這場與袁世凱的對手戲中,無疑他取得了完勝。

但大鳥知道,這場勝利絕非偶然。而是他積年以來知己知彼的回報。

戰爭結束後,在敘述自己這段輝煌歷史時,大鳥頗為自豪,隨軍記者佐藤鐵治郎在《袁世凱》傳記中如是記述大鳥豪語:“清料我必不能出兵,不知我國歷來整軍經武,待之久矣”。日本備戰演練已久,就等著這個時刻的到來了。

對於敵手清廷官員,大鳥也自有一番透視。說清廷 “自甘愚陋”,“遂造成一般麻木不仁之官吏”。如是舊官僚,豈是日本新精英對手?

也許有的讀者朋友會問,身為日本大員,為什麽大鳥對清朝官員這麽了解?

查考此人履歷可知,原來早在駐朝之前,大鳥已駐清五年,是個遠近聞名的中國通。1889年6月3日,大鳥圭介被日本政府任命為駐清國特命全權公使。在清國工作的五年間,大鳥對清政府的腐敗和士大夫的無能了如指掌,形成了鄙視中國的定見,成為對華強硬的日本代表鷹派。

戰略上輕視清國的大鳥圭介,在戰術上倒是非常謹慎。他在準備對大清國動手前,進行了大量仔細的情報工作,配合日本政府對清國國情進行調查以供日本政府決策。這些以留學或者考察之名對清國進行調查者,了解到大清底細後,對戰勝這個鄰國信心十足,極力煽動本國政府對清決戰。為此,他寫了很多兵書戰策,先後有《鬥清策案》、《清國征討策案》、《鄰邦兵備略》、《進鄰邦兵備略表》、《軍備意見書》等行世。

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大鳥已經摸清了大清的底,所以在與袁世凱的朝鮮交手中,爆發出蛇一樣的靈敏與攻擊力,親自帶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拿下朝鮮王宮。而常年高高在上的袁大人,因為習慣了養尊處優,所以其反應速度與判斷力嚴重下降,與大鳥相形見絀。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和《日本外交文書》都記下了兩國代表在朝鮮的對比表現。大鳥圭介先行韜晦之計,後施閃電突襲,為日本完勝大清嬴得先機,可打滿分。而他的對手袁世凱卻進退失據,黯然失色,打起分來怕是不及格的。

甲午戰爭的袁世凱之大過,是誤判形勢。可以說,以朝鮮事件引發的中日甲午戰爭,其發端與中英鴉片戰爭相仿,是一場誤判下發動的戰事,中英戰爭的誤判者是林則徐,中日戰爭的誤判者則是袁世凱。清廷正是在袁世凱“日本對清國出兵不會構成威脅”的誤導下,遣軍進朝平亂,從而引發甲午全面戰爭的。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大鳥圭介,袁世凱並未輕敵。因為其在中國的表現,袁世凱是有所耳聞,素來是有些忌憚的。他也知道“大鳥來漢,必有挾議”,當初大鳥與前任日本駐朝公使換崗來漢城時,袁世凱是極力向朝鮮王室陳述反對意見、阻止大鳥出使朝鮮的。袁世凱在力阻大鳥來漢、阻止日兵進漢城方面做了很多外交努力。可以說是防患未然,也可以稱為心虛。

但是,事情的發展不以袁世凱的意志為轉移,大鳥圭介還是來了, 他的到來,宣告袁世凱天敵的降臨,也終於使晚清中國這個善用兵的奸雄在近代化戰爭中露怯。須知袁世凱自1881年22歲從軍以來,智勇過人,在參加的大小戰役中,還未嘗敗績,到了1894年,朝鮮之敗是34歲的袁世凱平生所吃的第一場敗戰,而且還是臨陣脫逃,輸得好不光彩。這平生第一敗是日本人給予他的,想必會刻骨銘心。他是代表中國士大夫與日本士人大鳥圭介對壘的,證明他終究不是日本新士人的對手。

自此,袁世凱也許有了自知之明。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日本已不是從前的日本,在脫胎換骨的日本人面前,還是明智點好。由是,他患上嚴重的“恐日症”。終其一生軍政生涯,再沒有跟日本開過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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