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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農村的垃圾分類:村幹部上門指導,紅黑榜督促改進

“那種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王青海說,很多村幹部一下車就吐了,回來後感覺身上每個毛孔都帶著垃圾場的氣味,幾天吃不下飯,以前都不知道農村垃圾會運去哪裡的村幹部開始認為“垃圾分類還是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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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雯(穿紅衣者)在東陽鄉指導村民進行垃圾分類。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記者 張勝坡 編輯 胡傑校對 楊許麗

“媽媽,這個扔哪裡?”

“把紙扔進黃色垃圾桶,橘子皮扔進綠色垃圾桶。”祝晶晶教6歲的兒子。

作為江西省上饒市廣豐區東陽鄉龍溪村的一位普通村民,半年前,祝晶晶還沒能習慣垃圾分類,覺得“太麻煩”,現在,教兒子做垃圾分類已經成了她的習慣。

從6月開始,東陽鄉下轄的12個行政村、2.8萬居民已經全部在家主動實行垃圾分類,源頭分類準確率達80%——90%,實現生活垃圾減量50%左右。

根據住建部發布的2017年中國各省份城市生活垃圾統計數據,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含港澳台)共計垃圾清運量約為2.15億噸。“還有1500多個縣城產生了接近0.7億噸的垃圾,至於村鎮垃圾方面,由於村鎮數量太分散,暫無準確統計數據。總體來看,我國生活垃圾產生量在四億噸以上。”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說。

7月11日,農業農村部農村社會事業促進司司長李偉國在部委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農村也要在垃圾分類上有所行動,在推進人居環境整治過程中“積極做好農村生活垃圾的分類處理”。

現實需求加上政策推動,中國農村到底能不能做好垃圾分類?需要怎麽做?東陽鄉作為一個樣本,或許能從中有所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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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來專家指導垃圾分類

東陽鄉的生活垃圾處理體系曾是一片空白。

東陽鄉多位村民告訴記者,此前很多年,他們都是把垃圾倒在房前屋後、農田或者河裡。東陽鄉清淤村村主任劉發海說,在他的記憶裡,2000年以後,下完大雨,河道兩旁的樹上就會掛滿垃圾袋,倒完垃圾的農田“過一兩年,就基本種不了了”。

2014年,東陽鄉開始在每兩個村子之間建設小型焚燒爐,次年,清淤村花費大量財力和時間處理掉了村民房前屋後的陳年垃圾。

建設一個小型焚燒爐的成本約為8萬——10萬,東陽鄉建了6個。這種焚燒爐沒有任何汙染控制,連“汙染物排放是否達標”都談不上。東陽鄉鄉委書記王青海坦言,自己雖然知道這種處理方式對環境和居民健康都有危害,但由於鄉裡離上饒市填埋場實在太遠,市裡最後也只能建議像他們這樣的農村“可以搞分布式的小規模焚燒”。

焚燒爐隻用了兩年,2016年,中央第四環境保護督察組責令江西省“淘汰不符合衛生標準的焚燒處理方式”。東陽鄉陸續拆掉焚燒爐,請第三方環衛公司將農村垃圾統一清運到市填埋場。

王青海介紹,鄉裡每年會付給環衛公司180萬承包費,平均一噸垃圾的處理成本是220元。

去年,王青海對垃圾分類動了心思。起初,先是上饒市市政府辦公廳在鄉裡掛點幫扶的領導建議王青海實行垃圾分類,後來廣豐區區委書記也給他“交了任務”,想看“能不能在東陽鄉先行先試(垃圾分類)”。

在王青海看來,現在全國普遍推行的“村收集、鎮轉運、縣(市)處理”農村生活垃圾治理體系只是在表面上解決了農村垃圾清運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垃圾的危害。“把大量農村垃圾集中堆到一個地方的處理方法不是很妥當,危害更大。”

農村垃圾集體進城直接導致縣城裡原有的垃圾處理設施迅速“超載”。錢鳳梅負責的上饒市廣豐區綠潔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承包了東陽鄉所有的農村垃圾清運業務,她告訴記者,實施垃圾分類以前,東陽鄉每天產生的9噸生活垃圾只能統一清運到上饒市生活垃圾填埋場,該填埋場於2009年建成,設計使用年限是20年,日填埋量是800噸,但實際填埋量達到了3000噸/天,今年3月份,填埋場曾通知她,由於不堪重負,半年後,填埋場將不再接收東陽鄉的生活垃圾。

長期致力於農村垃圾分類的公益人陳立雯曾走訪了國內的多個區縣級填埋場,她發現城鄉環衛一體化後,填埋場的垃圾處理量增加了3倍左右,對原有垃圾處理設施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衝擊。並且,農村垃圾產生量仍在不斷增長。而這些填埋場往往連最基本的垃圾覆蓋和滲濾液處理都做不到,作為臭味和滲濾液主要來源的濕垃圾成了填埋場的重要汙染源。

去年6月,中央環保督察組現場檢查發現,上饒市垃圾填埋場滲濾液處理設施長期不正常運行,汙水超標排放。

環保專業出身的王青海“深刻認識”到了垃圾混合填埋帶來的環境風險和垃圾處理終端的現實壓力。他認為,要減少這種風險和壓力,鄉鎮政府和村民“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實行垃圾分類。

去年10月,王青海聯繫上了陳立雯,邀請她來指導東陽的垃圾分類工作。陳立雯曾先後於加拿大紐芬蘭紀念大學和美國南加州大學研究中國垃圾分類和回收史,2017年回國後,開始專注於在農村推廣垃圾分類。

雙方一拍即合。去年12月,在陳立雯指導下,東陽鄉率先在全鄉12個行政村開始了垃圾分類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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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沼氣池 多建堆肥場

7月15日早晨七點五十分,李傳喜(化名)騎著電三輪車來到龍溪村的廚余垃圾堆肥場,用鐵鍬和二齒(一種農具)把此前積攢了一周左右的垃圾堆從頭到底翻一遍,挑出裡面混雜的少數啤酒蓋、優酪乳瓶等塑料垃圾。由於最近多雨,氣象潮濕,垃圾堆裡已經滋生了蛆蟲。

李傳喜今年64歲,從今年開始負責龍溪村700多戶村民的生活垃圾清運工作。龍溪村作為鄉裡的特色旅遊村落,被選為首個垃圾分類試點村。

以前,村裡每幾戶村民共用一個大型垃圾桶,環衛工只需定時把垃圾運到村邊的垃圾轉運站站,再從轉運站站統一運送到上饒市填埋場。現在,大型垃圾桶已經撤掉,每戶村民的門口都擺有黃綠兩個小型垃圾桶,一個裝“不會爛垃圾”,一個裝“會爛垃圾”(即廚余垃圾)。

每天早晨五點多,李傳喜會挨家挨戶清運兩個小桶裡的垃圾,會爛垃圾裝在一個大桶裡,不會爛垃圾裝在其他大桶裡,他會先把不會爛垃圾運到垃圾轉運站站,再把會爛垃圾運到堆肥場堆肥。

“翻堆是為了讓濕垃圾充分接觸氧氣,持續保持高溫發酵”。陳立雯解釋說,這種廚余垃圾處理方式名為“好氧堆肥”。

李傳喜(化名)正在龍溪村的堆肥場給廚余垃圾“翻堆”。新京報記者張勝坡攝

在國內一些實行乾濕垃圾分類的農村地區,會將濕垃圾倒入沼氣池,生成的沼氣供村民使用。東陽鄉一度也想走這條路,但王青海和同事商討後認為,建一個沼氣池要花二三十萬,再加上鋪設管道、買垃圾桶等成本,整個垃圾分類的前期投入要數百萬,對鄉裡是不小的財政負擔;此外,沼氣池正常運行需要相對穩定的垃圾投入量,而農村的生活垃圾量隨季節變化,要保證沼氣池穩定供氣就得從其他渠道找原料。

陳立雯說,處理廚余垃圾,不一定要建沼氣池,好氧堆肥是更經濟實用的方式。在龍溪村,記者見到了陳立雯指導東陽鄉建設的第一座簡易堆肥場:一塊50平米左右的水泥硬化場地,上方搭建了塑料遮光板。收集後的可腐爛垃圾,經過4次翻堆,40天左右就可以成肥,免費供村民用作農業種植肥料。

“和建沼氣池相比,這樣一下子就把成本降下來很多。”王青海算了一下,每三四個村共用一個堆肥場的話,算上垃圾桶,東陽鄉啟動垃圾分類的硬體投入只需60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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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村幹部投身垃圾分類是頭等大事

終端處理問題解決後,陳立雯為東陽鄉設計了詳細的垃圾分類執行方案。

在陳立雯看來,農村背靠土地,具備讓廚余垃圾等有機物堆肥回田和農業種植有機結合的絕佳條件。另外,農村居住密度較小、熟人社會的特點讓入戶宣傳教育垃圾分類和糾正錯誤分類行為都比較容易。這些都是城市開展垃圾分類不具備的先天優勢。

有了這些優勢,如何讓村幹部投身垃圾分類是頭等大事。“從我自己親手操作的案例中來看,垃圾分類能否成為村委一級部門常規的管理工作,將是決定未來垃圾分類治理能否順利實施的關鍵因素之一。”陳立雯說。

為此,王青海組織鄉裡成立了由鄉長任組長的垃圾分類領導小組,各村村支書任組員。為了讓村幹部認識到垃圾分類的意義,王青海特意組織大家參觀了一次上饒市垃圾填埋場。

“那種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王青海說,很多村幹部一下車就吐了,回來後感覺身上每個毛孔都帶著垃圾場的氣味,幾天吃不下飯,以前都不知道農村垃圾會運去哪裡的村幹部開始認為“垃圾分類還是要做”。

按照陳立雯的方案,垃圾分類啟動初期,村幹部要跟著垃圾分類收運車輛,挨家挨戶上門,當面教給村民如何分類,糾正投放錯誤,直到全村家庭實現90%以上的垃圾分類準確率。

這個過程頗為考驗村幹部的耐性與溝通能力。“一些居民覺得,垃圾分類關他鳥事”。清淤村村主任劉發海說,碰到經常不分類的家庭,他就會跟村幹部專挑晚飯時間到村民家裡,聊完家常再教他們如何分類。有時不得不用些溝通技巧,“我們就說,如果村裡做不好垃圾分類,清理臭水溝、鋪設生活汙水管網等民生項目就都不可能申請到經費。”

剛知道鄉裡要做垃圾分類時,錢鳳梅也“不想做,不想麻煩了”:自己管理的綠潔物業從2017年7月開始負責東陽鄉的垃圾清運,用了半年時間才梳理好各個環節的工作。2018年穩定運行還不到一年,又要做垃圾分類。

“抵觸情緒肯定是有的。”錢鳳梅說,但由於鄉政府是業主,事情來了就要做,因此自己首先考慮的不是事情難不難,而是要增加多少成本。

這個顧慮不久就打消了,“鄉裡明確說,讓我把需要增加的投入列出來,因為垃圾分類而產生的堆肥場、垃圾桶、清運車等費用均由政府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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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怎麽樣,就看“紅黑榜”

東陽鄉某村的垃圾分類“紅黑榜”。受訪者供圖

今年5月底,東陽鄉12個行政村、2.8萬人口全部實行了垃圾分類,源頭分類準確率達80%以上。錢鳳梅告訴記者,分類以前,東陽鄉每天產生9噸垃圾,要運三車才能運完;分類以後,只有4噸還需要運去填埋,其余5噸垃圾中,4.5噸或運去堆肥場,或由村民自行放到田裡堆肥,0.5噸進入了廢品回收利用市場。

按照陳立雯的經驗,在農村推行垃圾分類的前三個月內,源頭分類準確率達到80%乃至90%以上並非難事,這是公益組織單獨推廣就可以在一個村子達到的效果,難的是如何建立長期有效的監管體系,維持這種效果。這是無法通過一己之力辦到的。

陳立雯已經有過數次失敗經歷。去年夏天,痛心於家鄉受垃圾圍村之困已久,她回到河北農村的老家,希望聯合鄉政府、村委、環衛公司,在村裡實行垃圾分類。但是不久,她就發現,鄉裡只有書記一人對垃圾分類上心,卻不久就被調走;環衛公司的業主是縣政府,沒有動力配合一個村子搞垃圾分類;村委認為這是陳立雯自己要做的事情,無心參與。

“就像所有的公共事務管理一樣,考慮如何建立檢查和糾錯機制才能保證項目長久的持續運行。”陳立雯說,對於垃圾分類,居民從態度和認識上可以分為三大類:10%左右非常積極主動;中間80%左右可能在不提醒、不管理的時候容易反覆;還有5%左右屬於怎樣動員也不分。政府需要做的就是針對中間的80%進行長期有效的管理。

“宣傳只能讓大家動手做起來,但要長期去做,就要有一套有效的監管體系和考核體系。”半年下來,對在農村推廣垃圾分類,王青海有兩個心得:一是營造政府重視的氛圍,“從我們農村地區來講,政府的重視是至關重要的”;二是要調動鄉村幹部參與,“尤其是村幹部,因為農村地區的政府決策,都是通過村幹部這個群體去執行的。”

東陽鄉正在嘗試建立這種體系。鄉政府制定了《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考核管理實施方案》,規定每月考核一次各村生活垃圾分類工作,並計入全年考評成績。考核結果會全鄉通報,全年考評獲得前三名的村,分別予以8000元、6000元、4000元獎勵;倒數第一、倒數第二的村分別予以6000元、4000元的處罰。倒數第一的村會被取消全年各項評先評優資格。

對於村民,鄉政府制定了《清潔家庭暨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農戶評比指導方案》,根據各戶垃圾分類效果制定的“紅黑榜”會張貼在村裡顯眼位置,黑榜農戶將“予以垃圾拒收,衛生費按鄉指導數雙倍執行”的懲戒。

“上黑榜的家庭一般是我們上門指導過三次還分不好的家庭。”劉發海說,只要黑榜農戶書面申請,包片幹部連續一星期跟蹤查看,確已更正的,黑榜就會予以刪除。

陳立雯覺得,東陽鄉的實踐證明,當地的行政管理體系已經開始出現針對垃圾分類的行政治理和規劃,這是與她之前指導過的村子“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但她認為,從全國來看,農村垃圾分類管理仍面臨政策及實施方面的困境。

“從國家部委到地方,垃圾主管部門還是城鄉一體化的混合垃圾處理思路,處理農村垃圾時,還是停留在把垃圾從老百姓面前清走的認知,垃圾分類的規劃並沒有提上日程”。陳立雯說,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即使深知垃圾分類優勢,想做垃圾分類,也不知如何操作。而村委一級更是沒有直接的垃圾管理財政預算,不可能在垃圾分類上有所投入。

“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表示,以前,農村垃圾無人管理,才出現了垃圾圍村,汙水橫流的現象。現在,政府要推廣垃圾分類,前提是要先把垃圾收集處理作為一項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給農村,保障垃圾分類處理的基礎設施和資金,“然後才能再去談分類的事”。

值班編輯 吾彥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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