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鋒先生根據考古資料，結合文獻，撰成《吳國歷史的再思考——以今年來蘇南春秋古城遺址的發掘為線索》（刊於蘇州博物館編《蘇州文博論叢》第二輯），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轉載（2018年12月22日），題作《句吳是早期方國，泰伯奔吳不可信》。他認為周武王伐紂滅商勝利，尋找逃出關中的太伯和仲雍之後，見到周章在吳地稱王，就封虞仲於夏虛，虞仲所封之國稱虞國，後被晉國滅亡。在後世的傳說中，因 “虞”字的音部為“吳”，虞、吳二字上古時音同或音近，可以通假，遂將江南的吳王周章附會成了虞仲（封於虞地的次子）的兄長。他認為“最終將太伯、仲雍奔吳的故事冠於句吳歷史之上的，就目前所知，似乎還是司馬遷”，而司馬遷在撰述《吳太伯世家》時，對史實的考辨並不一定準確。
對仲雍的事跡，我並不完全讚同張學鋒的看法，但還是有一些相近的見解。幾年前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由於怕談的問題比較敏感，對自己的觀點沒有過分地強調。
在文章中，我談到由於泰伯和仲雍是兄弟兩個，而且泰伯是長子，史書記載他們兩人的事跡時往往放在一起，這樣造成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泰伯的身上，對泰伯的生平的探討比較豐富，但專門談仲雍的文章卻很少。因而我嘗試對文獻記載中的仲雍生平脈絡進行梳理，最終卻發現今天留給我們的仲雍形象，其實是歷代學者不斷添加的結果。所以在文章中，我把記載仲雍的資料按時間先後排列，馬上就可以看出仲雍是怎樣的一個人。
一、仲雍的早期形象
現存史料中，最早記載古公亶父幾個兒子的資料應該是《詩經》。
在《皇矣》一詩中，提到了太伯和王季：“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漢代鄭玄注解該詩道：“作， 為也，天為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該詩中談到了太伯和王季兩人關係十分和諧。南宋朱熹在《詩集傳》卷16對詩中提到的這種和諧關係加以解釋，認為：“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基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最早的資料談到古公的兩個兒子，其中太伯對周族開拓疆土是立下了功勞的，王季對長兄極其友善，用朱熹的話說王季接受了王位，當然一定要表示出友善的樣子。不過這首最早提到太伯兄弟的詩中沒有談到仲雍。
關於仲雍的記載，是從《左傳》開始的。該書中共有兩條資料談到了仲雍。
《左傳》僖公五年記載，虢國大夫宮子奇說：“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用。”大伯即太伯、泰伯，大王就是古公。這裡宮子奇的意思是說，泰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兒子，泰伯不從父命，未能繼承王位。晉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12的注解說：“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這裡的虞仲，不少學者認為就是仲雍。按這一句的解釋，我們知道泰伯、仲雍都是太王古公的兒子，他們沒有聽從父命, 所以把國家讓給了季歷而自己跑到吳地去了。宮子奇說這話的時候，距商末周初已過了四五百年，泰伯、虞仲的故事經常被人們提及。但奔吳是杜預的說法，宮子奇口裡沒有提到。
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發文身，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子貢這裡的回答談到了春秋時人們對太伯和仲雍事跡的描繪：太伯是穿戴整齊，用周禮治理剛建立的國家。大伯死後，繼位的仲雍改變治國的方式，不再單純用禮致化，而是入鄉隨俗，效仿當地風氣，斷發文身。《左傳》並沒有談到太伯和仲雍治理的是哪個國家，但晉代杜預注雲：“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眾。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製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杜預認為仲雍是將禮與“吳俗”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他的意思是兄弟兩人治理的是吳國。
今本《竹書紀年》卷下詳細記載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來是古公認為季歷的兒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傳給他，而仲雍和太伯這兩個哥哥為了成全父親，也為了不影響季歷的即位，來到了江南，最後至死也沒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返，弟仲雍從之，故季歷為嗣及昌。昌為西伯，作邑於豐。”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基業發揚光大，在這種情況下，太伯和仲雍遂讓出位子，離開岐周來到“越”，應該指南方。
《逸周書·世俘解》雲：“王不格服，格於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按這裡的意思，指武王克商後，把太伯、虞仲、伯邑考與大王、季歷、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們報告了殷人的罪孽，說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曾經有做國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們與大王、季歷、文王同時祭祀。
稍後的孔子對仲雍也有評論。《論語·微子篇》中談到逸民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評價說：“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他認為虞仲能逃世隱居，行為廉潔，拋棄權術。有人認為仲雍兄弟是兩人一起逃到南方的，為何隻提仲雍是“逸民”而不提泰伯？他們推測這裡的虞仲不是仲雍，而是另有其人。其實這種推測是沒有依據的，因為《論語》中孔子對泰伯有專門的評價，孔子應該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考量兄弟兩個人在歷史上的功績。《論語·泰伯》中孔子對泰伯有最高的評價：“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孔子認為泰伯是多次讓王位，所以他的行為已達到“至德”的高度。也許在孔子心目中，泰伯放棄了王位的繼承權，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達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至德”，而仲雍只是跟隨泰伯隱居，他與王位關係不是很大，最多只是放棄了繼承王位的一點可能性，但他終身不後悔在落後地區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應該說也是了不起的。
附帶一提，《穆天子傳》對泰伯讓王位也有所記載：“赤烏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太伯於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這段話中說太王古公亶父統治著西土的周王國，而封他的大兒子太伯到東吳去，給了他財寶和管理的權力。《穆天子傳》中的一些記載不少學者認為不可靠，一些人認為此書是漢代以後人作，但也有人認為是戰國時的作品，如吳浩坤先生在《“太伯奔吳說”不宜輕易否定》（《歷史教學問題》1991年第4期）認為：“按《穆傳》與《紀年》等同出汲塚，是戰國時的作品當無疑問。” 為便於比較分析，我們姑且將這條資料附列於此。這大概是最早關於太伯在東吳的資料了，不過其中並沒有談到仲雍。
從上述先秦各書來看，對仲雍這個人物的記載沒有系統性，除《竹書紀年》外，大多是別人口裡談到的仲雍，並不是直接的史家描述，但大致可以看出仲雍這個人是存在的。概括起來有這樣兩點：其一，仲雍是古公的兒子，泰伯讓出王位，帶了仲雍隱逸了起來，而且終身沒有再回到關中。讓出王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孔子稱為至德；而仲雍儘管沒有讓出王位的需求，但他為了不拂父意，讓季歷繼承王位不再有任何障礙，也隱居了，同樣得到了孔子的好評。其二，泰伯將古公治周族的禮法搬到了某個國家，而仲雍用入鄉隨俗的辦法，改變了治理的方式，對國家政權的鞏固和發展應該發揮出了更大的作用。當然他可能並沒有放棄太伯用周禮治國家的辦法，而只是調整了治國的方式。至於這個國家是在南方還是北方，《竹書紀年》說是在“越”，《穆天子傳》說是在“東吳”。
二、仲雍在西漢的形象豐滿
仲雍生平事跡開始變得豐滿起來，應該是在西漢時期。目前能夠查到的西漢記錄仲雍的文獻主要有三種，其中《史記》是最早系統記錄仲雍和泰伯事跡的史書。
在《史記·吳太伯世家》中，對仲雍和泰伯弟兄的記載明顯較以前的文獻更長，關於商末期周族的王位變更記載十分詳細：“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余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
司馬遷的記載比先秦的文獻增加了不少內容，在論述上與以前的文獻也有所不同。大略可以歸納為：（1）太伯和仲雍、季歷是太伯的三個兒子。儘管司馬遷沒有記載這幾個兒子在家裡的排行，但從伯、仲、季這些用字的習慣中我們可以大體推測清楚。（2）太伯和仲雍為了讓出王位，“文身斷發，示不可用”，他們是不想接王位，所以用文身斷發這荊蠻的習俗表示自己不再回來了，這與《左傳》的“太伯端委，仲雍斷發”說法上有較大的不同，這一點歷來就有人提出異議。（3）到了荊蠻後，有千余家當地人歸順了他們，所以他們建立了勾吳國。太伯沒有兒子，死後將王位傳給了仲雍。（4）仲雍接吳國王位後，將王位代代相傳。到他的玄孫周章時，周武王派人來到吳國，最後舉行了冊封，並且將周章弟弟虞仲封到了北方。（5）從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太伯和仲雍從一開始就是逃到了吳地，並且後來也沒有再回到北方。張學鋒認為司馬遷是記載太伯和仲雍奔吳的第一人，的確沒錯，沒有司馬遷，是很難有這樣詳盡的前代歷史的記載。
此外，《史記·周本紀》和上引《吳太伯世家》的記載有不少相互交錯的地方，但各有側重，對仲雍的家庭和讓王位事件也有詳細記載：“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薑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發，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這裡明確指出了太伯是古公的兒子，虞仲是次子。太伯有位老婆叫太薑，是季歷的母親，一位賢婦人。季歷娶了同樣是賢婦人的太任，生了個兒子昌，昌就是後來的周文王。讓出王位的事情，兩處記載基本上是相同的。
與以前的記載相比，《史記》的記載可謂十分完備。司馬遷新增了對古公家庭的介紹，使太伯、仲雍禮讓王位的原委更加清晰。古公早早看到了昌的身上有聖瑞，昌就是後來也被孔子稱為“至德”的周文王，這就說明了太伯兄弟王位讓對了人，讓得極其準確，讓得十分有意義。而讓出王位的太伯和仲雍兩人在南方十分成功，他們得到了當地人的擁護，建立了勾吳，而且王位代代傳接十分清晰。顯然，司馬遷的記述對此前的文獻進行了完善和補充，使史實更加清晰，仲雍的生平更加詳實。
先秦文獻中比較簡略的史料，到了司馬遷這裡忽然變得豐滿起來，他是否有事實依據？的確有一些學者對司馬遷的記載是帶著懷疑的神態。當然，我們可以說司馬遷編《史記》時，可資利用的材料十分豐富。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說到他：“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金德建先生於196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司馬遷所見書考》一書中曾作過統計，指出《史記》征引的文獻資料至少在一百種以上。司馬遷編書時的確博采群籍，“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但於太伯、仲雍事跡的依據，至今我們還是無法知道。
其實，對《史記》的記載並不要驚奇，因為和司馬遷同時期的史料也有相應的記載。相傳是景帝時常山太傅韓嬰所作的《韓詩外傳》，同樣提到了仲雍。該書卷10較詳細地記載了太伯、仲雍讓位的過程：“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這段描述與《史記》相比，更是增加了不少新內容。一是太伯、仲雍知道太王心思後到了吳地，但大王卻在臨死前讓季歷到吳地去找兩個哥哥，讓位於太伯和仲雍。如果兩人不回岐山，季歷就可以自己即位，這樣可以“有義而安”，道理上講得過去，又能心安理得。從這段記載來看，太王的個人態度是十分偏向季歷。二是太王死後，季歷到吳地找到了兩位哥哥，太伯和仲雍兄弟知道父親死的消息，於是跟隨季歷回岐山操辦喪事，極盡孝道。三是喪事辦畢後，有“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等情節，似乎以前是太伯讓位，現在季歷也是在推讓。四是在立季歷的過程，仲雍說出的一通話最後讓季歷接了王位。仲雍認為刑有一個要義，就是要扶助弱小低微的，現在季歷年紀最小，就推他接王位吧。上述這些新內容不但在史實上和《史記》不一樣，而且描寫上出現了人物較為詳細的對話和內心矛盾，使仲雍的形象變得生動起來。
上述這些詳細的描寫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懷疑，仲雍兄弟倆到了吳地後，季歷能否想找就找得到他們？仲雍兄弟倆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不可能兩次入吳，第一次的“去之吳”有人認為不可能是很遠的江南，而是離周原不遠的西吳。如葉文憲先生在《從“吳”到“勾吳”——太伯仲雍奔吳的文字學考察》（《鐵道師院學報》1999年第2期）一文中認為太伯、仲雍奔吳後不久就回國奔喪，之後再次出走奔入荊蠻，不再返回。商周之際通訊、交通遠不如今天之通達便捷，若以為太伯、仲雍一次便從關中奔到江南，並能千里迢迢往返自如，實在難以想象。太伯、仲雍首次所奔之地當為周原以西距離不遠的西吳，並因兼領當地吳人而得“吳”之名，再次所奔之地才是江南荊蠻所居之地，因為太伯、仲雍是舉族南遷，所以就把“吳”的地名也帶到了江南，並成為姬姓吳人的始祖。
西漢後期劉向的《列女傳》是專門記錄西漢以前傑出女性的著作，卷1《周室三母》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太薑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美。君子謂太薑廣於德教。”這段話對《史記》作了補充，因為《史記》隻說太薑是季歷的母親，現在這裡說三個兒子都是太美生的。以往有學者根據《史記》認為太薑是古公的嫡妻，生了季歷，而太伯和仲雍不是嫡妻生的，周朝的王位是立嫡製，所以太伯和仲雍雖為長但不是嫡妻生的，沒有資格登上王位，可能猜測的成份較濃重。劉向認為三人都是太薑生的，所以太伯和仲雍的讓位更可值得後人的敬重。但同樣我們不知劉向的依據是什麽。
結合西漢這幾部記錄仲雍的文獻來看，對仲雍父母兄弟之間關係的記載已是十分詳細；對仲雍與太伯奔吳的記載雖有不同，但因果原委更加深入；對王位的推讓過程也有詳細敘述，仲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醒目。這些記載都沒有見到有什麽依據，突然之間人物形象的豐滿，我們認為或多或少加入了西漢時期人們主觀創造的成份，在仲雍這個人物的基本情況下，人們加入了越來越多的感情色彩的描寫。
三、仲雍在東漢時形象的繼續豐滿
仲雍這一人物角色的充實和鮮活，在東漢時更上了一層樓。這一時期記錄其生平的文獻多了起來，在描述上主要是對前代文獻進行增補，相關史事更為具體。
東漢前期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下》對仲雍和泰伯有一段簡單的描述：“周太王亶父興岐梁之地，長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大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記載仲雍兄弟倆人奔荊蠻時用了一個借口，是為了采摘藥材，這在西漢及以前的記載中是從沒有的。班固的記載相對來說是比較簡單的，他增加的內容，是力圖想把泰伯和仲雍南奔的原因說是更為合情合理。
東漢初年，趙曄編了一本專門記載春秋末期吳越兩國爭霸歷史的《吳越春秋》。此書約編於公元80年之後，漢章帝朝的後期，多少受到《漢書》等書的影響。在這本書中，關於吳國的起源追溯到第一任國王泰伯和第二任國王仲雍。書中的記載，不僅與《史記》能互為印證，且描寫更為詳盡：“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藥於衡山。遂之荊蠻，斷發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吳人或問：‘何像而為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裡二百步，外郭三百餘裡，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雲：‘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太子發立……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諡古公為大王，追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裡平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簡子叔達，達子周章。”
這段描寫遠比《史記》和《漢書》要細致，其中增加的內容有這樣幾處：一是仲雍兄弟倆理解了父意“望風知指”後有一句對話，“歷者，適也”，認為父親的選擇是對的。二是古公生病後兄弟倆認為他的壽命差不多了，於是找了個借口，以替父采藥為名到了衡山，然後再到荊蠻之地。三是與《竹書紀年》的記述相差不多地說兄弟倆在父親死後回家辦了喪事，不過兩人回到南方後就建立了吳國，自號勾吳。有人問他“憑什麽稱為勾吳呢”，泰伯說：“我排行老大應該繼承君位，卻沒有兒子能繼承我的位子，看來應該受封的是吳仲，所以我把自己的住地稱為勾吳，這不是比較合適的比喻。”講清了“勾吳”這一概念的真實來源。四是泰伯兄弟倆之所以能得到人們的尊敬和擁護，與他們建立的勾吳發展較快有關。同時期北方周代商，戰爭不斷，而南方的吳國卻建立起了龐大的城市，依托城牆，農業生產得到保障。顯然，這裡突出了仲雍和泰伯倆人不但人品風格較高，而且更為主要的是在南方建立了吳國，發展了農業，建立了城市，為南方的開發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就現有資料而言，這是關於仲雍最為系統最為詳細的記載。
同時期還有一些文獻談到了泰伯和仲雍讓位的事跡。如同樣編於漢章帝時期王充的《論衡》，在卷3《初稟篇》中雲：“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繈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發，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充主要是強調王季的兒子昌很小的時候就受命於天，因此泰伯和仲雍只能不去爭王位。卷14《譴告篇》中雖沒有專門談到仲雍，卻提出太伯是以采藥為名以避王季的，之後在吳立國：“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為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采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複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這裡的“歷者，適也”和到吳越的采藥，我們可以看到與《吳越春秋》上的記載特別相像。如果說這段話《論衡》不是來源於《吳越春秋》，那麽也可以說它與《吳越春秋》採用了同一來源的材料。又卷23《四諱篇》雲：“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發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發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為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史記》說太伯“文身斷發，示不可用”，這裡王充進行了深入闡述，認為太伯因為斷發了，就說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這通話其他的文獻未見描述，只是出於王充的筆下。
此外如王符《潛夫論》卷9雲：“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發文身，倮以為飾。”他將《左傳》的“端委以治周禮”，解釋成“端垂衣裳，以治周禮”，雖不一定完全準確，但似乎更符合東漢人的看法。
大體而言，至東漢，關於仲雍生平的描寫已達到一個高峰，人們在不斷地發掘和提煉仲雍和泰伯資料的過程中，漸漸地對兩位聖人加以美化，細節描寫增多，人物的心理活動不斷豐富，個性越來越生動，對話變得詳細。關於仲雍的基本事實，東漢的文獻都是認同的，所以主體的部分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在細節上卻更加充實，使一個本該遠去的人物卻隨著時間的推移反而變得越來越清晰，人物形象越來越豐滿。這種層層疊加的堆積，必然不可避免地會使後人擔心起關於仲雍史實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通過對不同歷史階段文獻中仲雍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仲雍這個人在歷史上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否奔吳，先秦的文獻中並沒有肯定的說法。其次，隨著時間的推移，兩漢時期記錄仲雍的生平資料越來越詳細，內中免不了有學者憑空創造的成分，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各種文獻關於仲雍的基本史實都是有依據的，所以他們述說的仲雍事跡還是可以參考和引用的。文獻對仲雍的記載，可以使我們發現，仲雍的形象從模糊變得清晰起來。由於仲雍與泰伯讓國奔吳的行為，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禮讓、孝恕的道德標準，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敬仰和稱頌，因而關於他的形象就在不斷堆積。大體而言，漢代以後文獻記載中的仲雍，已不再是仲雍原本生平的敘述，而是兩漢時期人們需要的仲雍。他們需要對仲雍在歷史上的作用進行推崇，對仲雍的道德和思想加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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