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籍貫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先後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等職。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體仁閣大學士，太傅，諡號文達。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阮元一生禮賢敬士，提倡學術文化。他憑借自己的地位和力量，編刻書籍，傳播學術，影響深廣，作用巨大。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是很難找出第二人與之相提並論的。略述如下：
編刻《皇清經解》。清代學術成就輝煌，尤以乾嘉時期為最。《皇清經解》網羅順治到乾嘉時期清儒說經之書，全書共收作者74人，著作180種，共計1408卷，基本囊括了清代的學術精華。《皇清經解》給士子讀書以便利，給治學指明門徑，於士林裨益極大。日本學者藤塚明直把《皇清經解》比成是當時的百科全書。認為這部叢書不僅嘉惠本國士子，而且通過文化交流澤及日、韓等國學人，影響這些地方的學風。由此可見《皇清經解》在國際上的影響。
校刻《十三經注疏》及《校勘記》。《十三經注疏》是治經的重要依據，經書之刻始於後唐長興三年，至宋代，刻本漸多。歷代輾轉翻刻，訛錯百出，艱於理解，不可卒讀。阮元任江西巡撫時組織人力完成這一巨大工程。當時學者盛讚此書“校以眾本，審訂獨精”，阮元《校勘記》“綜合諸家校勘，集群儒之大成”。
主編《經籍纂詁》。治經必通訓詁。我國古代的訓詁發達雖早，然古儒傳注散見於群書，檢閱十分不便。且在古儒傳注之中，因不明音訓，注釋錯誤的亦不在少數，鑒於此，阮元決心編一部大型的訓詁工具書，直到任浙江學政，阮元才有條件組織人力物力，從事《經籍纂詁》的編纂工作。《經籍纂詁》106卷，將十三經和唐以前的史、子、集部中重要著作的舊注以及漢晉以來的各種字書共約100余種匯集在一起。此書是纂集型訓詁工具書的開創之作，給學者治學提供了完備的訓詁資料；此書又是後世訓釋古漢語的淵藪，如《中華大字典》、《辭源》、《辭海》等書所收的關於文字訓釋方面的資料，實際上都是承襲了《經籍纂詁》的成果。此外，日本學者編纂出版的《大漢和辭典》，台灣出版的《中文大辭典》，湖北辭書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聯合出版的《漢語大字典》以及羅竹風主編的《漢語大詞典》都大量採用了《經籍纂詁》的訓詁資料。現代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推重《經籍纂詁》是“纂集派訓詁著作的代表”。《經籍纂詁》在中國辭書編纂史上具有裡程碑性質，其嘉惠士林、沾溉後人的作用不可估量。
編刻金石志。我國金石遺文數山東為最。阮元任山東學政時於公事之暇上高山，訪耆舊，廣為搜索；又博考群書，征集全省碑刻拓本，匯而編之，共得1300余種，刻為《山左金石志》24卷。後調任浙江學政，又組織人力搜訪摹拓金石文字，編刻為《兩浙金石志》18卷。此外，阮元又向友人征求鍾鼎彝器拓本，加上自己所自藏自拓者，編刻為《集古齋鍾鼎彝器款識》10卷，共550件，超過了宋代薛尚功所輯（493器），這對校勘古籍、研究古文字發揮了重要作用。
征刻江浙詩集。阮元先後編刻的詩集有《淮海英靈集》、《兩浙輶軒錄》、《江蘇詩征》等。《淮海英靈集》為揚州府、南通州清人詩集，所錄詩人近千家，皆以已故者為斷，詩集於保存清代揚州地方文獻具有不可磨滅之功，也為後人研究清代揚州的史事和文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因而此書於當時即受到學者的高度評價。阮元督學浙江時，於公事之暇乘輶軒采風，訪遺篇，求總集，遍於11郡，自清初至乾嘉，得詩3133家，遂編成《兩浙輶軒錄》刻之。嘉慶二十一年，阮元輯江蘇詩人詩集計5430余家，183卷，名為《江蘇詩征》，刻印通行。
刻印諸家學術著作。古代學者著書不易，刻書更難，沒有財力，終身也出不了書。阮元熱心刻印海內學問之士的著作“不下數十家”，如朱珪、錢大昕、汪中、劉台拱、焦循、孔廣森、張惠言、凌廷堪、錢塘、謝墉、李銳等，所刻印的都是乾嘉時期著名學者或科學家的代表作，對於弘揚和流傳學術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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