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人類特有的文化，從地理方面觀察，語言的語音、詞匯都反映環境的特點，具有生態性、區域性、傳播性三大地理特性。
語言內容是在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中生成的，有原生態的詞匯，也有文化交流傳播的詞匯。在語言中，區域文化含量很大，語音與詞匯反映區域文化特點，某人一張口，我們就知道他的地域背景，他的故鄉（母文化區）在哪裡，是老派人還是新潮人，文化水準如何，等等。有一個北京人，節日時去了廣場，興奮地說：“我上城樓子了！”這是老北京人的說法，不是老北京，不會叫“城樓子”。
世界上不同的語言有幾千種，各種語言都有一定的地理區域範圍。在世界各種語言中，中國漢語的生態區域最大，因為區域大，漢語區內又分成不同的方言區。方言的豐富性，誰也比不上漢語。
中國漢語方言的分布大概有7大方言區：官話（北方）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吳方言、粵方言、閩方言。這是講漢語方言地理的時候最常說的幾個區。如果稍微細化一點兒，不止這7個區，每一個大區還可以分亞區，數量遠遠多於7個。
在這幅漢語方言分布地圖中，官話（北方）方言佔了絕大部分面積，從黑龍江一直到雲南都是它的天下，使用人口差不多佔漢族人口的四分之三。這樣的分布形勢，是歷史造成的，人口的遷徙、經濟文化的頻繁交流，是其重要的背景。
其他6大漢語方言多數集中在中國的東南部。這種分布有自然地理基礎，東南多山，人的流動性本來就小，再加上一些人文歷史原因，造成那裡比較細密的方言分布狀況。
關於方言的存在，不是個晚近的事情。中國歷史這麽悠久，而且很早就形成了大地域的國土，所以方言差異的問題很早就出現了。
在戰國時代《孟子》這部書中，記載了孟子與戴不勝的一段對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滕文公下》）
（孟子對戴不勝說：“你是想有一位好的國君吧？我來告訴你吧。有一位楚國的大夫在這裡，想讓自己的孩子說齊語，那麽是請齊國的老師呢，還是請楚國的老師？”戴不勝說：“請齊國的老師。”孟子說：“一個齊國老師教他，一群楚國人在他周圍喧嘩，雖然每天用鞭子逼他講齊語，也是辦不到的。假如帶他到齊國城裡住幾年，雖然每天用鞭子逼他講楚語，也同樣是辦不到的。”）
孟子是用這個學習語言的故事講述一個道理：想要有個好國君，而周圍都是奸臣壞蛋，那國君自己想做好，也是不可能的。
故事裡面所說的“齊語”“楚語”是不同的語言，二者之間存在的當然不會是外語那樣的差別，而只是方言的不同。這是戰國時期在中國存在方言的一個證明。
關於外語的問題，古人另有記錄。漢代張騫通西域，發現西域人講許多不同的語言，與最遠方來的人講話，需要“重九譯”，意思是中間要坐八九個翻譯，一個人翻一種語言，翻譯接力。這樣的翻譯場面真夠熱鬧的。
想象起來，“重九譯”是很容易出問題的，在這頭說要喝水，一個個翻譯接力過去，可能就變成洗手了。
中國古人認為，語言亂，是文化不發達的特徵。邊陲屬於化外之地，也就是野蠻之地，別說是沒有詩書禮儀，講的話也與鳥獸的聲音沒有太大差別，東漢大學者鄭玄說夷狄人通鳥獸之語。當然，這些看法都是很不對的。
在中國歷史上，漢語的擴展屬於一種文化傳播現象。而移民是文化傳播最痛快的形式，是地域間文化傳播效率最高的形式，它不需要一個慢慢學習的過程。特別是，有的移民是集團式的移民，其文化傳播的效率和文化的完整性就更高。
中國漢語方言地理的分布就受到大移民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影響華夏方言（本來在黃河流域）向南傳播的，有三次大移民，即公元4世紀的“永嘉之亂”、8世紀的“安史之亂”、12世紀的“靖康之難”。當時的社會背景不是“亂”就是“難”，原因都是社會大動蕩。移民使語言的分布向遠方擴展，在南方很遠的地方也出現了北方方言。當然，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關於今天的方言格局的形成，還有其他更多的歷史原因。
歷史上移民的具體過程是複雜的，移民的形式也是多樣的。有的移民的落腳地，集中在一塊不大的地理區域內，這會造成外來方言的“孤島”。比如杭州一帶，本來是吳語的世界，靖康之難時，開封的皇帝率領王公大臣一窩蜂湧進杭州城，改變了杭州城裡的口音。我們現在去杭州，會感到城裡的人講話與周圍遠郊區人的口音有些不同。城裡語言有更多的北方因素，這是當年移民文化的遺產。
廣東、福建、江西接界地帶的客家人，原來也不是當地人，是“客人”，也是北方人以集團的形式移民到了這裡。他們長期駐扎，自成群體，不和當地人混合，漸漸形成那個地方獨立的文化群體，他們的講話與周圍人不一樣，一直保留有中原古音。有學者甚至認為他們的某些房屋形式，與當初北方戰亂時代出現的塢壁有些關係，所以像封閉的城堡。如果真是這樣，這個歷史淵源就更早了，一下子到了曹操、劉備的時代。
中國很多文化現象確實有久遠的歷史，歷史大移民，是方言分布局面變動的主乾性的原因。
據研究，穩定的行政區劃對於方言的發展起到製約作用。中國人習慣於生活在穩定的行政區劃裡，到今天這個習慣還有。建立穩定的行政區劃，是維持中國社會穩定的重要手段。這種與權力相對應的社會區域性，為文化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外因。人們對於行政區劃的歸屬感與對文化的歸屬感是差不多一致的，我們常常用政區的名字作為文化區的名字。說山東人與說有山東文化的人是一樣的意思。長期穩定的行政區劃給人們帶來穩定的文化心態。一個穩定的行政區劃會推動一個穩定的方言區域的形成。學者們發現，許多方言分區與中級行政區（縣上面一級的政區）大體吻合。
在方言地理中，還有一種稍微複雜的現象，即權威土語（當地人最高看的一種口音），它說明，語言的文化差異不只在語言本身。在一個語言複雜的環境中，一般是以文化先進的城市為依托，流行一種權威土語，人們都認為講這個口音最體面。
在大都市裡，隨著都市行政區劃歸屬的變化，時髦的權威土語也會變化。學者考察過上海地區的權威土語的變化。明朝的時候，上海只是一個小城鎮，其行政中心在嘉興，嘉興話在上海是最時髦的、最體面的口音。到清代，上海歸蘇州管，於是蘇州話變成最體面的。到了現代，上海自成中心，自然地，地道的上海話就成了最時髦、最權威的土語。權威土語隨著行政中心的轉移而被重新選擇，這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和移民的情形不同，其變化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有社會威權撐腰的方言會格外受到“待見”（崇尚）。口音競爭靠背後的實力，這完全是人文關係。
這種現象現在有沒有？方言分布好像已成定局，那麽哪一種聲音最體面、最時髦？小品裡面東北話時髦，但在實際生活中並不流行。現在有一種口音又時髦又體面，說不清它是台灣口音、香港口音，還是國語。明星在媒體露面，大多講這種口音。不管這些明星是哪兒的人，都能拿捏出那種味道來。社會上許多年輕人，也很善於模仿這種聲音。在中國，這種口音與現代化同步而來。
在方言、口音問題上，人不是全然被動的，也會選擇。所謂文化認同，包含兩個概念，一個是歸屬，一個是選擇。歸屬，是水土帶給你的，逃不掉。但你是大活人，你可以選擇。怎樣選擇？當然是按照價值觀來選擇。在主動選擇的時候，有時候要告別你的歸屬，要掩飾你的歸屬。在方言口音方面，從不同地方來的人在心中肯定有個自我評估，評估家鄉口音的地位。有些地方來的人要盡量掩飾自己的口音，有些地方來的人要盡量展現自己的口音，這裡面有語言文化價值觀。在崇尚革命的年代，老革命，越老的革命者，就越講四川話、江西話、湖南話，那種方言令人敬重，很多大首長都是那樣講話，首長越大，方言越重。講國語反而沒有意思。舉個例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南口音），在城樓上用方言一念，很有氣勢，非常首長。如果用國語念，就是廣播員。
方言的地位與時代價值觀掛鉤，方言成為一種符號，一種價值的符號，給人不同的文化感受。香港電影裡，土氣的角色一出場，一定是講北方話，這是香港電影的符號特點。內地人都記得，改革大潮一來，價值變化，廣東話來了，然後台灣話來了。
現在，有一種超越區域文化的東西，叫大眾文化，流行文化，內涵非常寬泛，侵入大部分的太空，佔領了大部分景觀。流行文化與語音也有對應。在流行文化裡面出現了一種口音，很時髦，比如前面說過的明星口音。這類口音是媒體口音，已經沒有地方區域的定位。現代化造成很多區域性、地方性的喪失（placelessness），包括口音。
一般說來，方言的培育需要有相對封閉的太空環境，但有些方言的形成是融合而成。可以說有兩條路徑。據學者研究，在中國的中古時代，契丹人進入北京地區，一方面，契丹人學習漢語，但另一方面，又導致漢語口語裡融入契丹發音。後來的清朝，滿族人進入北京，也有這個特點。北京話就是這樣逐漸形成的。
從地理上看，有方言接觸帶、接觸區，在那裡，不同方言的競爭，產生權威土語現象。
因為中國的方言差異太大，因此中國有方言字典，比如《潮汕字典》，有不同方言的發音對照。例如我、杯、走三個字在國語與廣東話裡的發音分別被標注為：
中國需要語音規範，即國家標準的官方口音。據說民國初期，很多議員來自廣東，提出用廣東話來做官方的標準口音。孫中山不同意，最後決定用北方的官話作為政府的官方語言。
最後提示一點，方言文化是純粹的非物質文化，它甚至不可能有物質符號。像飲食、服飾、房屋都可以有物質符號，放一碗豆汁兒，代表北京飲食文化；扎一個白羊肚頭巾，是陝北服飾文化；做一個帳篷的模型，是草原文化；畫一個臉譜，代表中國戲曲文化。但是，能給方言一個物質形狀嗎？能做出一個小東西代表上海話，再另做出一個小東西代表廣東話嗎？做不出來。有很多精神文化，無法給它們物質外形。這類文化必須依托在活人身上，死人都不行。
（本文原題《鄉音》，摘自唐曉峰《給孩子的歷史地理》，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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