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六十位新銳男作家的性別觀調查（二）

張莉：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女性寫作的發生（1895-1925）》《姐妹鏡像：21世紀以來的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持微火者》《眾聲獨語：七零後一代人的文學圖譜》等。

當代六十位新銳男作家的性別觀調查（全版，續)

文 | 張莉

調查說明

今天，研究領域通常隻關注女作家的女性意識，而很少注意到男性作家性別觀之於創作的影響，但後者其實也是當代文學性別研究的重要構成。2018年11月6日，我向當代文學現場最活躍、最新銳的男作家發起了問卷，要求答者從五個問題中選擇最想回答的問題。

五個問卷上的問題是：

1、在書寫女性形象時，你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性別的嗎，你在創作中會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識”嗎。你如何理解文學創作中的兩性關係。

2、最早的性別觀啟蒙是在中學期間嗎，你如何理解女性主義與女性寫作。

3、 說一說你喜歡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認為這位作家的性別觀可以借鑒嗎。

4、 吳爾夫說，優秀寫作者都是雌雄同體的，你怎樣看這一觀點。

5、 你怎樣理解目前席卷全球並在中國產生影響的反性侵運動。

收到了六十位作家的回復，其中三十位作家選擇了第一題，六位作家回答第二題，六位作家回答第三題，十五位作家回答第四題，選擇回答第五題的作家人數最少，共有三位。以下是調查問卷後續部分。

調查實錄（續）

二、最早的性別觀啟蒙是在中學期間嗎，你如何理解女性主義與女性寫作。

31.

馮唐

馮唐：男，1971年生於北京，詩人、作家、古器物愛好者。2012年人民文學雜誌“未來大家”Top20之首。1998年，獲協和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博士。2000年，獲美國Emory大學MBA學位。前麥肯錫公司全球董事合夥人。華潤醫療集團創始CEO。現任中信資本資深董事總經理，業餘寫作。代表作：長篇小說《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萬物生長》、《北京北京》、《歡喜》、《不二》、《素女經》，短篇小說集《天下卵》，散文集《活著活著就老了》、《三十六大》，詩集《馮唐詩百首》、《不三》等。

馮唐：性別觀啟蒙最早在三歲前。一個鄰居奶奶在夏天在街頭赤裸上身，不到三歲的我覺得女生活得久就會活成真的漢子。我寫女性時，遇到的最大困難不是性別，還是人，還是觀察的細致程度和樣本的數量，是否有足夠的智慧來總結自己的觀察。我在觀察時，同時具備無我和男性視角。我喜歡的作家是亨利·米勒，坦誠、陽光、有趣。我覺得他是鋼鐵直男。關於雌雄同體的說法不太同意；如果說，好作者既細節敏感又大體虛無，這我同意。我百分之百支持反性侵運動。做任何肢體接觸前，人類個體要征求對方書面同意。

32.

李雲雷

李雲雷，1976年生，山東冠縣人，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職於《文藝報》。著有評論集《如何講述新的中國故事》、《重申“新文學”的理想》等，小說集《父親與果園》、《再見，牛魔王》。曾獲2008年“年度青年批評家獎”、十月文學獎、馮牧文學獎等。

李雲雷：最早的性別啟蒙觀應該是小學時期或者更早，意識到有男女之間的差異，但真正的“啟蒙”應該是中學或大學時期，因為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成長（鄉村、小城、大都市），對女性的認識也不同，現在我更傾向於五四時期的兩性觀，即建立於個體自由之上的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但這在越來越趨於保守的文化環境和越來越趨於實用的社會環境中已經較少得到認同，現在不少影視作品在倡導“門當戶對”，不少作品也在塑造物質化或消費主義的價值觀，我認為這是歷史的倒退。

我很尊重女性主義與女權主義，也讀過波伏娃、伍爾夫等人的著作，國內作家讀過陳染、林白等人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作品，但我對她們的觀點並不全部認同，女性主義、女權主義在歷史上曾起過重要作用，但其最終要達到的目標卻並不清晰——是女性凌駕於男性之上，還是男女絕對獨立，還是男女在各自獨立的基礎上達至一種更高的和諧？在社會層面上，男女議題只是社會議題的一部分，對這一議題的關注往往遮蔽了其他議題，或許我們應該意識到男女議題只是權力關係結構的一部分或者其表現形式的一部分，女性問題也只有在整體的權力結構得到調整之後才有可能得到解決，但另一方面，女性問題也有其特殊性，就像丁玲、蕭紅在中國革命中的尷尬位置一樣。要真正解決男女之間的問題，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當代中國已經實現了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法律賦予男女的各種平等權利，這是巨大的進步，也是我們繼續前進的階梯，“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在我們這個時代會有新的、不同的回答。

33.

侯磊

侯磊，北京人，青年作家、詩人、昆曲曲友，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碩士。著有長篇小說《還陽》，中短篇小說集《冰下的人》、《覺岸》，北京非虛構三部曲（《聲色野記》、《北京煙樹》、《燕都怪談》）等。多年來熱衷於北京史地民俗、碑銘掌故，為中國文物學會會員，北京史地民俗學會會員。代表作小說集《冰下的人》，非虛構作品《聲色野記》。

侯磊：最早的性別觀啟蒙是小學五年級。五年級剛開學值周時，我接收到一項特殊任務：站在男女廁所中間，把一年級的“小豆包”男歸男女歸女。老師擔心會有孩子不認識男女廁所。當我站在男女廁所中間，看成群的男女土娃像潮水般湧來，沒準性別啟蒙就在那一瞬間完成的。這樣值周的日子只有開學幾天，那時的廁所還是“通鋪”，而如今多為“單間”。也許未來，從生活到寫作，我們越來越不分男女了。

女作家普遍比男作家寫得要好，正如她們在生活中比男性細膩而聰慧。數千年以前，上帝給男女做了分工：男人做男人的事，女人做女人的事，男女都照此執行，不得思考。人們執行了幾千年，直至一百多年前，是女人發現了上帝的不公。她們不再聽從上帝的話，而要自己安排。女性主義寫作標誌著人的崛起，人開始相信自己，為自己而活。

迄今為止有這樣三位女作家：漢娜·阿倫特，蘇珊·桑塔格，西蒙·波伏娃，她們是影響我生命的三位高貴的女性。比如，桑塔格曾說：“漢娜·阿倫特應該被鑒別為一個男性知識分子。她是個女人，但她參與的是男人的遊戲……她從來沒有問過自己：“因為我是個女人，所以我應該從不同的角度去考慮這些問題嗎？”實際上她沒有，我認為她也不應該那樣做。“桑塔格解釋了阿倫特也解釋了自己。她在每一句和每一句之間都有嚴密到強大的邏輯，她有篇文章叫《愛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的大愛。而波伏娃，她有本小冊子叫《要焚毀薩德嗎？》，能看出她受過完整的心理學教育和訓練。不論從知識、思想到做人，這三位女性使我收饋頗多。我看待女性主義和女性寫作，會受她們影響。

寫作就像傳統戲曲一樣，本身是跨越性別的，如果不能用聲音和身段跨越性別，則無法被稱為表演藝術。同樣，這個世界未來的家庭、性、愛與婚姻，都將不再是我們以往理解的樣子。它們會更人性，更解放，更自在，更令人舒適。

34.

南飛雁

南飛雁，1980年出生，中國作協會員，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多部，刊發於《人民文學》、《十月》等雜誌，並被《中篇小說選刊》、《小說月報》、《北京文學》等雜誌選載，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首屆杜甫文學獎，《人民文學》年度中短篇小說獎，《中篇小說選刊》年度優秀中篇小說獎。

南飛雁：慚愧，可能比中學還要再晚一些。上小學之後，我被訓練成了一個考試機器。從六歲上小學到十八歲高考，我最遠的一次旅行，是八歲時從出生地黃泛區農場搬家到漯河，距離大概五十公里。真正的性別啟蒙，已經到了大學軍訓期間。場景是軍訓時每天早上集合跑操，在《新聞和報紙摘要》的聲音裡，我和幾個男生懶洋洋等著教官點名。操場在學校南門附近，南門外是一片小賓館、錄像廳。這時，一個公認為本系系花的女生，和另一個我們不認識的男生，從南門外手拉手過來，在我們視線中迅速地松開手，各自走了。

在我的理解中，主義與寫作一直是很混沌的，不可言說的存在。不是女作家的作品就是女性主義、女性寫作，由衷地熱愛婦女的男作家也不在少數，很難講他們的作品中沒有女性主義和女性寫作。尤其在當下，對異性內心情感和想法的細微之處進行體察和捕捉，已經成了對作家（無論男女）是否合格的基本要求，因此，以往關於女性寫作的規範式表達，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了。而另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儘管性別差異越來越彌合，千年父權和夫權帶來的影響余威猶在，而恰恰因為如此，職場，機關，江湖，反而是一些女性從業者更容易冒尖和出彩，用市井語言就是“好混”。我想這會是新的女性主義和女性寫作定義中，最值得關注和考量的地方。

35.

趙志明

趙志明，70後小說家，江蘇人，現居北京。1998年開始小說創作，代表作品有《還錢的故事》《一家人的晚上》《石中蜈蚣》，已出版小說集《我親愛的精神病患者》《萬物停止生長時》《無影人》《中國怪談》。2014年獲得第12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項。

趙志明：我應該是屬於比較早熟的，至少早於第二性特徵的顯現，在上中學之前。原因之一可能是電視。中國的七〇後算得上電視一代，武俠和言情之類的電視劇，經常會出現摟抱、親吻等場景。而生活在農村鄉下，耳聞目睹可能更早於電視，對我產生影響。比如說開襠褲，男童能穿到更晚，這一顯一掩之間，能產生足夠的暗示。成人說到性和性事的過於隨意，會讓孩童在不經意間開竅。方言中一些具有特殊影射的詞，比如“豁豁”“河蚌”等，也容易導致相關聯想的發生。此外，公雞爬到母雞背上，鵝在河裡打水，鄉間小路上行走的豬狼，尻股相連兩首相背的兩條狗，春天在空中貪於嬉戲而掉落池塘的鳥雀，孿身疊背的蜻蜓和蝴蝶，甚至被菜花蛇盤住的青蛙，所有這些都是赤裸裸的性啟蒙課。由性到性而有別，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基於此，性以及性別在我而言並不神秘。由於我的父親在我少年時早歿，我的母親含辛茹苦，我的姐姐們對我照顧有加，我對女性的好感、保護欲和尊重，當在那時便已養成。我對女性主義的理解，也離不開這一經驗和範疇。當然這是極為淺顯的，猶如“老吾老幼吾幼”之說。由己及人，也可以由己性到他性，中間本無天壑。男性主義既然一直存在，女性提出平權的觀點便一點都不過分，任何對此的懷疑、刁難、設置障礙，都是對女性的歧視和不公。當然了，女性主義者需要面對的難題，除了歷史原因、男性偏見，更在於女性本身，即新女性的確立。平權雲雲，不是提出要求，不是對方贈予，而是自我確立，從而達成女性男性之間天然的平衡和必然的平權。這是否更為重要和困難，遠甚於打破男性中心和父權體系？女性寫作，固然可以圍繞身體和經驗、兩性情感、婚姻生活，充分挖掘女性的本體意識，積極訴求女性主義面面觀，但需不需要開拓新的表現空間，從孜孜以求於“女性”，到表達更寬闊的“人性”，乃至“無性”？至少在我看來，偉大的作品，從來不是為單一的性別服務。我期待女性寫作既能別開生面，又能高屋建瓴。

36.

楊遙

楊遙，原名楊全喜，山西人。擔任過鄉村教師、政府職員、鄉鎮幹部，現在山西省作協工作。曾獲“趙樹理文學獎”，第九屆《十月》文學獎，第十屆《上海文學》獎等獎項。出版《二弟的碉堡》《硬起來的刀子》《我們迅速老去》《流年》《村逝》《柔軟的佛光》等小說集。中國作協會員，現就讀北師大與魯迅文學院聯辦研究生作家班。

楊遙：最早的性別觀啟蒙是在小學高年級，記得讀小學五年級時，男同學們開始私下裡議論班上哪個女同學漂亮，對那些比較優秀的女同學，都起一個有性別意義的綽號。自己也開始喜歡一位女同學，刻意收集有她印記的東西，比如橡皮、原子筆等。同學們都不敢表達自己對異性的喜歡，喜歡誰，就故意無端挑事，吸引對方的注意。大家開始討論自己從哪裡來，懵懵懂懂意識到和性有關係，覺得它是肮髒的。

女性主義與女性寫作作為話題單獨拿出來，這種強調本身就意味著性差別符號。以前一直認為女性是弱者，慢慢地覺得這種認識，與其說是文化帶來的，不如說是性別本身帶來的，它某種程度上是對女性的一種保護，而許多女性也很享受這種保護。比如部門派人到艱苦地方扶貧，一般會先考慮男同志，很多女同志也理想當然地認為男同志應該去，戰爭更是如此。

現在，權利和金錢大多數掌握在男性手裡，尤其是年長男性手裡。年輕男女同時發展，許多女性借助性別優勢，很容易地會超越與自己條件差不多的男性，這時很少人會談性別差異。所以，真正的女性主義應該從女性獨立開始，當生活中天平真的平衡時，目的也就達到。而優秀的女性寫作，應該讓人看不出性別差異，好作品是唯一標準。

三、說一說你喜歡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認為這位作家的性別觀可以借鑒嗎。

37.

路內

路內，著名作家。1978年生於江蘇東海，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人民文學》副主編。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過中關村》《青雲谷童話》等。曾獲莊重文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馮牧文學獎，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2015年度中國青年領袖”。《如果大雪封門》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同名短篇小說集獲“2016中國好書”獎。長篇小說《耶路撒冷》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說”，獲第五屆老舍文學獎、第六屆香港“紅樓夢獎”決審團獎。長篇小說《王城如海》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2017年度十大中文小說”、被台灣《鏡周刊》評為“2017年度華文十大好書”。部分作品被翻譯成德、英、日、韓、意、蒙、荷、俄、阿、西等十餘種語言。

路內：說說兩位作家吧。福克納的小說中的性別觀比較有意思，《喧嘩與騷動》、《野棕櫚》、《八月之光》這幾部小說，其中對女性的描寫，或者是不是因為美國南方的關係，或者是福克納的刻意安排，總感覺是基督教的“姐妹”概念。這使得男性作者與女性人物之間拉伸出了一個更具有文學感的視角，在中國男性作家中，這種意識方法（我生造的詞，因為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自我意識還是寫作方法）不多見。在畢飛宇的《平原》和《玉米》中有這樣的“準神聖”氣息。另一位是納博科夫，他似乎特別擅長寫“二人世界”的糾葛，就一男一女構成的長篇小說，男性和女性的關係是變動的、流逝的，有時緩慢，有時是驚人一躍，而且率先異動的總是女性。關係的變動形成小說內驅力，這個寫法很厲害，也使得納博科夫並不僅僅停留在文字的修辭層面上（這也是他很拿手的，但僅止於此很容易使長篇寫崩），《洛麗塔》和《愛達或愛欲》是比較好的研究範本。這也是一個既牽涉到意識又牽涉到方法的問題。如果說中國男性作家在這個層面有誰能做得比較好，我推格非。我除了借鑒之外，還經常看看誰借鑒得更好。

38.

葛亮

葛亮，原籍南京。香港大學博士畢業，現任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著有《北鳶》《朱雀》《問米》《七聲》等。作品譯為英、法、意、俄、日、韓等國文字。兩度入選“亞洲周刊華文十大小說”。曾獲“中國好書” 、“華文好書”評委會特別大獎、香港書獎、台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等獎項，並獲頒《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國人物”。

葛亮：我想說的作家，是清朝的沈複。沈先生為我們留下了一部《浮生六記》，是自傳的意思。這作品有國際知名度，因被林語堂翻譯成英文介紹到了美國去。林譯為“Six Records of Floating Life”，很妙。我們如今說起這書的好。大概也感歎當是時，竟有此等floating之人事。《閨房記樂》、《閑情記趣》、《浪遊記快》，說起來其實都是很小的事情。夫妻之道，集腋成裘。用王韜的話來說，“筆墨之間，纏綿哀感，一往情深。”裡面自然是無關鴻鵠偉志。最令林語堂欣賞和稱道的，是這書中的女主角，沈妻陳芸，稱“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並無大差。沈複對這個妻子愛得深沉。文中有一段寫得也頗為動人。“是年七夕，芸設香燭瓜果，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余鐫’願生生世世為夫婦’圖章二方，余執朱文，芸執白文，以為往來書信之用。”我在《北鳶》中寫盧家睦為昭如治印，有向此致敬之意。琴瑟龢同，既為伉儷，又是知己。這個女人陪同沈複過了半輩子布衣蔬食的藝術生活。攜手旅行，縱情園藝，間或詩詞相和。劉勰說“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當如是。美則美矣，惜在當時的文學情境中不入大流。然而，卻讓西方讀者喜歡得無以複加。在他們看來，這裡面寄寓了一種美好務實幾乎可以說與現代合為一轍的生活觀。恰是長期為倫常約束的中國人所不敢也不願觸碰的。所謂“浮生”，說到底，便是一種人本主義的觀念﹐非建基於廟堂﹐而是從人自身出發。在這書中，可發現一種萌芽般的新式中國人。林言“仿佛看到中國處世哲學的精華在兩位恰巧成為夫婦的生平上表現出來。”性別觀與世界觀由此合為一轍。雖然一對神仙眷侶，最終以悲劇收場，只能說他們走得太快而太遠，沒有生對時代。

39.

沈念

沈念，1979年出生，中國作協會員，作品被《新華文摘》《中華文學選刊》《小說月報》《散文海外版》等多次轉載並入選各類年度選本，出版有散文集《時間裡的事物》（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08年卷），小說集《魚樂少年遠足記》、《出離心》，長篇兒童小說《島上離歌》等。現為湖南省作協副主席，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創造性寫作研究生班。

沈念：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沉溺於博爾赫斯、胡安·魯爾福、馬爾克斯、略薩等這批拉美作家，他們各具異質的創作為中國幾代作家所津津樂道和爭相效仿。說說馬爾克斯吧，我非常喜歡《百年孤獨》《霍亂時期的愛情》這兩部作品，他塑造了烏蘇拉、雷梅苔絲、費爾明娜等為代表的拉美女性人物形象。作為男性作家，他的性別觀不是孤立、偏執、單一視角的，而是淋漓盡致地表現在對兩性關係、愛情婚姻的書寫中。

所有的寫作都必然地打上性別的烙印，我們讀到的魯迅筆下的女性形象是尖酸刻薄的模樣，沈從文描寫的都是美與善的化身，張愛玲讓女人跌倒在塵埃裡又站起來。在馬爾克斯這裡，女性是帶刺的、模糊的發光體。光強烈時，耀眼但不刺目，光微弱時，搖曳不定卻在努力將黑夜刺破。她們生活在拉美男權社會的背景下，但並不是以男人的附屬品而存在，她們追求生活中的自由，也追求性愛的愉悅體驗，與那些在壓迫中保持緘默並向命運屈服的被損害的女性形象背道而馳。她們在現實生活中充滿耐心、真誠與勇氣，而男性雖總做出那些瘋狂而偉大的舉動，但面對困境時就成了弱者，需向她們尋求慰藉。

像《百年孤獨》中烏蘇拉在孤獨中艱難撐起整個家庭與家族，待只顧闖蕩與創業的丈夫年老發瘋，她又擔負起妻子悉心照顧丈夫的責任；年幼的雷梅苔絲一直被奧雷良諾上校等待而娶為妻子，她意外身亡後，上校選擇孤獨終老。《霍亂時期的愛情》中歷經半個世紀的弗洛倫蒂諾，雖與622個女人有著激情過往，但古稀之年終還是將最初的愛情付與費爾明娜。馬爾克斯所寫下的“她們”，身上有某種看似弱小卻偉大的東西在潛滋暗長，在與時間賽跑。她們柔弱而堅韌，隱忍而自我，很少擁有美滿幸福的婚姻，但都是在為追尋愛和自由而存在。生理性別不等於社會性別，馬爾克斯在寫作中把女性性別置放在愛情、家庭、家族等背景之下，扮演著多種社會角色。我想他的性別觀，就是在男權社會共謀的現實境況下賦予女性不一樣的存在價值。這種存在烙刻著女性自身性別特徵的亙古意義，以及他對女性發自心底的誠摯熱愛。所以馬爾克斯曾說：“我生活中唯一真正的遺憾是沒有生女兒。”

40.

李黎

李黎，1980年生於南京郊區，2001年畢業於南京師范大學，現供職於江蘇文藝出版社，副編審。1998年開始發表詩歌小說，小說《總有人是失敗的》獲“第三屆紅岩文學獎”。著有小說集《拆遷人》（現代出版社，2015）、《梁山恆星戰役閃耀時》（上海文藝出版社即出）。

李黎：喜歡的作家作品有一長串，很多恨不得據為己有。但三國水滸位置較為突出，既是閱讀的啟蒙，又反覆重看，甚至重寫。這兩部名著的女性觀當然非常糟糕，相對而言《三國演義》更為惡劣。《水滸傳》中，幾位女性被作者刻意處理得很極端，潘金蓮極端可悲可恨，孫二娘極其不像女人，扈三娘極端可憐、大起大落，顧大嫂極為順當，走鋼絲走出了善終，這些女性角色顯然被專門加工過，有一種為了暢銷而誇大的因素。而《三國演義》，漫長的100多年歷史，浩浩蕩蕩的人物，能記得的女性極少，有面目有性格的更少，這才是他真正的女性觀，即不拿女性當回事，事情都是男人的，牽扯到女性那就寫幾筆，僅此而已。這是一個巨大的存在，至今依然在很多領域發生作用。我此前寫過一部關於水滸的《梁山恆星戰役閃耀時》的書，下一步打算以三國女性為核心寫一個系列。

最近幾年反覆看偵探小說大師勞倫斯·布洛克的馬修系列。這個系列有偵探小說的內核，又是新小說或先鋒小說的外衣，關於孤獨感和都市氛圍的部分實在迷人。當然反過來說也行，偵探小說的外衣，抒情詩的內核。布洛克筆下的女性基本得到了足夠的尊重，哪怕遭受不幸，也絕不會遭受作者的二次傷害。作者一直在借助馬修其人給女性很大的關注，那些從內陸深處到紐約或者洛杉磯謀生的女性，都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正視，或許不夠完美、或許有人為的針對、甚至有對性本身的獵取，但沒有系統性被針對被忽視。作為系列小說的主角，馬修本人上年紀之後喜歡上了應召女郎埃萊娜，埃萊娜也喜歡馬修，他們清楚這就是愛情，但不急於說破。埃萊娜和馬修在一起時，依然做著妓女，為了攢夠今後的錢，馬修也有其他的去處。他們心照不宣地把不合適的事情一一解決，讓對方逐漸佔據自己的全部時間，最後他們結婚，並且在過程中和結婚後還接手了幾個可怕的案件，既是糟糠夫妻也是神雕俠侶。馬修是一個落魄的沒有執照的私家偵探，作者布洛克的處境應該遠好於虛構的馬修，但他對待女性和感情的態度就是馬修的態度，令人敬佩。

41.

東君

東君，本名鄭曉泉，浙江樂清人，七〇後寫作者，主要從事小說創作，兼及詩與隨筆。著有長篇小說《樹巢》《浮世三記》，另有結集作品《東甌小史》、《聽洪素手彈琴》、《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虛先生在烏有鄉》、《徒然先生穿過北冰洋》等。曾獲鬱達夫小說獎、茅盾文學新人獎、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等。

東君：小學時期與女同桌在課桌上劃出一道三八線那一刻，一種性別觀就已經探頭探腦地出現了。多少年過去了，這道直線在我的意識中總是若有似無地存在著，並且一直影響著我的閱讀傾向。比如，我很少閱讀女性詩人或作家的作品。這種傾向一度使我對中國古典詩歌中那類男代女聲的閨怨詩也抱有偏見。當代小說也不乏男代女聲的寫作傳統，但我還是不太能接受一個男作家以第一人稱寫一個女性人物，因為我很難從那種拿腔拿調的文字裡看到一個“真實的我”。

我在寫作中從來不曾想過“男性意識”這個詞，但這種身為男性的性別意識還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到我的寫作中。我不像有些男作家那樣，可以緊貼著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寫出那種微妙曲折的心理變化過程。記得周作人曾說過這麽一句話：作家好不好，只須看他對女人的態度是否夠得上健全的（大意）。如果依憑這個標準來衡量一個作家，那麽，《金瓶梅》、《水滸傳》、《西遊記》的作者都算不上好作家。相比之下，《紅樓夢》對女性的態度是夠得上健全的。陳寅恪當年對《紅樓夢》與《兒女英雄傳》推崇備致，並且在大程度上認同作者那種有意顛覆傳統“男性意識”、超越世俗成見的寫作立場。陳寅恪本人在生命最後十年所完成的《柳如是別傳》即是為秦淮名妓立傳，看似“頌紅妝”，實則寄意深杳——我讀進去之後才發現，寅公筆下的柳如是，跟楚辭中的香草美人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除了《紅樓夢》與《柳如是別傳》，我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寫女性的作品也有著頗深的印象。《古都》與《睡美人》的文字都很美，前者呈現的是一種日本傳統文化中固有的陰柔之美，後者則流露出一種耽於感官的病態之美。一位女作家告訴我，她不喜歡《睡美人》，因為她不太認同川端的性別觀。這麽一說，我也暗暗有些羞愧。批評家汪廣松從我的一些小說中發現，我的小說受明清小說影響，在寫到女性時，很多地方不用名字，直接用“婦人”或“女人”來指代，女性面目模糊，有些時候流露出幾分“狎昵”之態。必須承認，我在寫作中的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不過，需要解釋的是，在我一些小說中，男人與女人時常是沒有名字的。我有一篇小說的題目就叫《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寫的是一個不知其名的性工作者。寫這篇小說的過程中，我相信自己的態度是誠懇的、不激不厲的，也沒有什麽“狎昵”之態的。

42.

趙瑜

趙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南省文學院專業作家。已出版長篇小說《六十七個詞》《女導遊》等六部，散文集《小憂傷》《小閑事》等六部。

趙瑜：對於散文作品來說，我喜歡及物的，有砂粒硌痛感的寫作。而不喜歡幸福的，充滿溫暖的寫作。對於虛構類作品來說，我更喜歡有著原創能力和想象力的作家。比如卡爾維諾，比如卡夫卡，以及最近幾年在中國頗為流行的麥克尤恩。這些作家的作品的出現，讓文學遠遠大於生活。而不只是停在生活的漩渦裡，泥濘不堪。我喜歡的這些作家，除了在技術上有創造力之外，他們都有穿破時代束縛的能力，通俗一些說，這些人三觀很正，所以，他們的性別觀也都大於他們所處的時代，有恆遠的可驗證性。

四、吳爾夫說，優秀寫作者都是雌雄同體的，你怎樣看這一觀點。

43.

邱華棟

邱華棟，著名作家、詩人、評論家、文學博士，新疆昌吉市人，祖籍河南西峽。16歲開始發表作品，18歲出版第一部小說集，1988年被破格錄取到武漢大學中文系。1992年畢業後在北京《中華工商時報》工作多年，曾擔任《青年文學》雜誌主編，《人民文學》雜誌副主編，現為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20年來，寫作有長篇小說《夏天的禁忌》《夜晚的諾言》《白晝的躁動》《正午的供詞》《花兒花》《騎飛魚的人》《單筒望遠鏡》《教授》等9部；中短篇小說100多篇，散文、隨筆、評論數百篇，詩歌數百首，結集為小說集《黑暗河流上的閃光》《把我捆住》、散文集《絕色咯納斯》、隨筆集《私人筆電》、電影研究《電影大師108將》、書評集《和大師一起生活》、建築評論集《城市漫步》、遊記《日本意象》，以及詩集《花朵與岩石》《光之變：邱華棟編年詩選1986—2008》等60多種，500餘萬字。多部作品被翻譯成法文、德文、日文、韓文、英文、越南文發表和出版。曾獲十月文學獎、上海文學獎、山花雜誌文學獎、老舍長篇小說獎提名獎等10多種獎項。

邱華棟：我不同意。海明威就是一個好作家，純爺們兒。不過我很喜歡吳爾夫，她的《到燈塔去》《達洛維夫人》在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背景下被翻譯過來，具有著女性意識流風格，對於我起到了女性主義的文化啟蒙的作用，讓無數男人看到了女性在人類文明中所起到的但又被遮蔽的巨大作用，也讓無數女性看到了自身所具有又被壓抑的創造性力量。對根深蒂固的人類男權社會，是一個知識理論和歷史梳理的重要提醒。她的作品具有著女性的溫暖豐厚，睿智和創造的光芒。

44.

阿乙

阿乙，1976年出生於江西瑞昌，有五年的警察生活經歷。出版有長篇小說《早上九點叫醒我》《下面，我該乾些什麽》，短篇小說集《鳥看見我了》《灰a故事》《春天》《情史失蹤者》。作品被翻譯至7個語種。

阿乙：我比較認同。在幾年前，我和一位心目中的高人聊天，他說，同性戀人決定了人類文藝成就的高峰。他並且一一數出他們的名字。我自此覺得，在寫作上自己並不具備優勢。有的批評者也看出我的單一性。我對待小說人物往往是審判的、決定的、標簽化的。我在生活中看人也這樣，帶著異性戀的簡單與粗暴。

我對性別的分割是如此自覺，以致當初那位高人在列舉那些偉大的名字時，我心裡仍然在反駁：瞧，這些人儘管是同性戀，但身軀沒一個不是男兒身。

我想這是我作品的局限所在。在我這裡看不到性別深處的愛、同情。我知道什麽是更好的，但我不想打扮得更好。我現在能做的是，在寫的時候，多鑽進人物體內，想想他（她）會怎麽想、怎麽做。我很羨慕那些溫柔的同行。

45.

韓松落

韓松落，作家，影評人，詞曲作者。著有《竊美記》《為了報仇看電影》《我們的她們》《怒河春醒》《老靈魂》《我口袋裡的星辰如砂礫》等。華語電影傳媒大獎、迷影精神大賞評委，中國電影家協會理論評論委員會理事。《GQ》中文版2012年“年度專欄作家”。

韓松落：某次，參與網絡上關於寫作者的男子氣的討論，我寫了一段話，大意是：創作者，應該是男人，是女人，是兩性人，是無性別的人，是妖怪，是殺人狂，是色情狂，是心理醫生，是精神病患者，是一切人，唯獨不該只是一個自信滿滿的、性別純度很高的男人。

但和“雌雄同體”比起來，我更關心的是，人們怎麽界定“雌”和“雄”，怎麽從文化上、心理上、寫作實踐、人際關係，等等多個維度去定義它們。在我的經驗裡，“雄”被認為是建設性的、開闊的、社會參與度高、接納度高的，“雌”被認為是破壞性的、狹小的、社會參與度低，接納度低的。很多作家的作品，就是按照這樣的標準，被貼上“雌”“雄”或者“雌雄同體”的標簽。而性別，只是一個參照。所以，在被定義為“雌”或者“雄”的時候，創作者已經被評價了。

但是，很多屬性為“雄”的創作者，往往擁有一些共同的的缺陷，例如人性和社會的深入程度不夠，感受力差，文字的質地粗糙，很多屬性為“雌”的創作者身上，有一些缺陷也心安理得地存在著，例如感受力的不均衡，寫作方式的病態，對狹小事物的津津樂道，文字質地的肮髒。有一些女性作家，寫的也是女性題材，但她們的缺點其實是屬於“雄”的。有一些男作家，寫的也是所謂更廣闊的社會題材，但他們的優點是屬於“雌”的。

所以，在創作領域，“雌”和“雄”，不是性別分野，我更願意把它看作是一種寫作風格、寫作優缺點的分野。優秀的寫作者，的確應該兼具“雌”“雄”的優點，又能檢點自己身上屬於“雌”“雄”的缺點。

對“雌”，我還有一點看法。我覺得“雌”更像是一種感受力發生機制。“雌”這種性別，是被壓製的性別，夾縫裡的性別，它也可以代表很多夾縫中的人，夾縫中的生活，例如，有疾病的人，殘疾的人，性嗜好不夠主流的人，性格不夠流暢的人，所謂失敗者，等等。他們在夾縫裡的生活，讓他們常常處在懷疑、反省、釋放、攻擊和自我攻擊之中，這種處境，有利於激發感受力，而且會成為長效機制。經過這樣的激發，寫作裡會多一點聰穎，多一點巫性。

46.

李浩

李浩，男， 1971年生於河北海興。一級作家，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曾先後發表小說、詩歌、文學評論等文字500余篇。有作品被各類選刊選載，或被譯成英、法、德、日、韓文。著有：小說集《誰生來是刺客》，《側面的鏡子》，《藍試紙》，《將軍的部隊》，《父親，鏡子和樹》，長篇小說《如歸旅店》《鏡子裡的父親》等，評論集《閱讀頌，虛構頌》《在我頭頂的星辰》等20余部。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第十一屆莊重文文學獎、第三屆蒲松齡文學獎、第九屆《人民文學》獎、第九屆《十月》文學獎、第七屆《滇池》文學獎、第九、十一、十二屆河北文藝振興獎、第四屆林斤瀾文學獎等。

李浩：我非常非常認可吳爾夫的這句話，我覺得我們每一位寫作者（無論男女）都應當從這一“提示”中有所得，也包括認識它暗暗的警告。王國維曾以地域文化特徵談及“南人”和“北人”的寫作差別，而他認為只有南方人的寫作中吸納了北方人的某些征質，北方人的寫作中吸納進南方人的某些特點才會達到極致和高度——他的這一判斷我深以為然，而我認為把所謂的地域差異替換為性別差異也是成立的，它要求我們不斷地突破“界限”和“局限”，要求我們有更大的開闊。就寫作的一般性傾向而言，女作家多是由內面外，由自我的生活和世界出發來感受世界，多數的女作家窮盡一生達不到這“外”，她們書寫的就是“個人簡史”；而男作家多是由外而內，他們為社會的複雜和人物之間的故事性所吸引，更注意生活的外在性，多數男作家窮盡一生都在世相和故事中打轉兒一輩子沒有真正進入到自己的內心。是故，兼有二者之優，雌雄同體是成為優秀寫作者的某個條件，重要的條件。

而文學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讓幽暗的存在前呈於燭照之下，讓我們更多地理解那些與我們不一樣的“他者”，讓我們減少視覺上的盲點進而減少思考上的盲點——而做到這一點，文學的寫作者也需要“雌雄同體”，需要能對文字中的男人更多理解，同時對文字中的女人更多理解，需要超越性的兼具和兼容。優秀的寫作者，一定要盡可能地兼具闊大和理性，有一個宏觀的、審視的、“和上帝發生些關係”的思維和雄心，同時又要兼具細致和敏銳，為人和人類充當“神經末梢”。我個人喜歡那種標識性、差異性和獨特性非常鮮明的寫作，但更讓我喜歡和敬重的還是“雌雄同體”的寫作，它既會對我已有的判斷力進行衝擊，給我更多的思考和智識提升，也會讓我迷醉於它所體現的細致、微小和敏感，這種奇妙的藝術感覺作用於我的神經末梢和呼吸……

吳爾夫是那種雌雄同體的寫作，瑪格麗特·杜拉斯也是，儘管她身上的雌性因素會強一些；瑪格麗特·尤瑟納爾也是，似乎她身上的雄性因素會略強一些。赫塔·米勒，西爾維婭·普拉斯……在閱讀她們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性別意識，我會將她們和那些偉大的男作家們放在一起考量，她們的女性身份不會讓我對我的藝術標準有絲毫的位移與降低。我承認，像杜拉斯，像尤瑟納爾和普拉斯，都給過我更多的文學教益，我從她們那裡獲得甚多。當然，我不反對女性作家的寫作中“女性特質”的凸顯，但它在我的視野裡屬於“個人的繆斯的獨特的面部表情”，這是表情性而不是骨血性的。在骨血中，我傾向“雌雄同體”，對於男作家來說也是如此。我願意自己的寫作也存在“雌雄同體”的因質，甚至有意強化它。

47.

宋尾

宋尾，一九七三年生於湖北天門，寫詩，也寫小說。著有詩集《給過去的信》，小說集《到世界裡去》，長篇小說《完美的七天》。曾獲第三屆巴蜀青年文學獎、第七屆重慶文學獎。現居重慶。

宋尾：吳爾夫的原話應該是這樣說的，“偉大的靈魂都是雌雄同體的”。我個人的理解是，偉大的文學創作應當受這樣的指引，它理應具有絕對的豐富性。不過，在吳爾夫的表述裡可以清晰地發現一個邏輯事實，”雌雄同體“實際上代指的是一種理想的創作。那麽說明，男性，女性，自己性別的那部分是確鑿存在的。每個人——不管是不是作家——都會受到性別力量的支配與統轄，即創作者都有那個側重和原本，不管你承認與否，也就是性別。

我猜測，她這句話其實還有一層的意思：好的作品都在尋找自己缺失的那一部分、或渴望達到和了解的那一部分。這有點像我不知在哪看到的一句話，“小說創作的核心在於理解他人”。試圖理解他人、理解缺失的那部分——包括性別——才是重要的。

但如果說“優秀寫作者”或優秀作品“都是雌雄同體”，我不太認可。《水滸傳》這類作品，很不同體，幾無女性情感可言。余華很多小說，譬如《活著》就是純男性化經驗的；我也讀過一些印象深刻的女作家，比如門羅，她的許多小說是絕對的女性視角，那種寫作思維——從出發點、路徑與細節等等方面——完全迥異於男性作者。寫作沒有性別，但寫作的差別是明顯存在的。這裡不是說承認有什麽“女性寫作”或“男性寫作”，而是說，寫作本身——因為作者本身的不同——就是千差萬別的，性別只是寫作裡的局限一種，寫作者既可往自己的局限裡無限深入，亦可往禁錮外拚命掙脫，都能得到優秀的作品。當然，最理想的可能還是“雌雄同體”，所以，曹雪芹寫出了《紅樓夢》，而阿加莎創造了“波洛”。

看一看庫切在《夏日》裡如何假扮不同時期、類型的自己的情人，以她們的意志、態度和口吻為我們“還原”一個“真實”的庫切，我們就不難知道，雌雄同體如果不是一種先天的命定，便是一個優秀作家努力去接近的“性別觀”。

48.

鄭小驢

鄭朋，筆名鄭小驢，1986年出生。出版小說集《1921年的童謠》《少兒不宜》《蟻王》《騎鵝的凜冬》，長篇《西洲曲》等。曾獲《上海文學》佳作獎、湖南青年文學獎、毛澤東文學獎、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獎、《中篇小說選刊》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南海文藝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獎提名等多種獎項。部分作品翻譯成英、日、捷克語。南京市青年文學人才簽約作家。中國人民大學首屆創造性寫作碩士。

鄭小驢：奧登說過，一本書具有文學價值的標誌之一，就是它能夠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被閱讀。從這一點上，我不太喜歡貼滿各種標簽的寫作方式。文學的母體永遠都是敞開的，愛與恨，生與死，罪與罰，歡樂與憂愁，面對這些永恆的母體，作家的區別在於講述故事的方式而非性別的差異。所以站在一個擂台競技，到底幾斤幾兩，幾個回合下來就知曉了。而女性主義和女性寫作，更像文學的避難所，無形中成了保護區，這對寫作而言，意味著某種規避，躲藏，容易被性別限制。所以從這個層面上講，我很認同伍爾夫的說法，寫作者應該雌雄同體。

49.

王威廉

王威廉，先後就讀於中山大學物理系、人類學系、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長篇小說《獲救者》，小說集《內臉》《非法入住》《聽鹽生長的聲音》《生活課》《倒立生活》等。現任職於廣東省作家協會，兼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創意寫作專業導師。曾獲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首屆“文學港·儲吉旺文學大獎”、十月文學獎、花城文學獎、廣東省魯迅文藝獎等。

王威廉：我非常讚同吳爾夫的這個觀點。雌雄同體，可以理解成兩個層面的意思：其一，在個體身上需要具備對於異性的理解與容納，其二，男女對彼此的理解整合在一起，方能構成完整的人類。這和當代文學的倫理關懷是一致的。當代文學的精神指向便是必須寫出他/她的深層的存在境遇，必須寫出男性和女性所共同面對的人類命運。很顯然，這是超越性別差異的。

因此，我覺得不能先預設一種性別差異，而是要在一個超越性別的大視野中對男女一視同仁。只有站在人的基本立場上，男性才能真正理解和洞察女性的獨特生存經驗，女性也才能把男性從那個龐大的權力體系中分離出來，發現男性被遮蔽的性別經驗。男作家寫女性如果只是為了描摹的“像”，其實是遠離了真實的女人，並在繼續塑造著某種想象性的性別差異。只有以人的深層價值為尺度，忘記性別的差異，才會在寫作的具體細節中發現因為生理的不同而在女性身上呈現的不同困境，才會發現歷史、文化乃至經濟對女性的束縛存在於哪些具體而微的地方，而不是徘徊在大而空洞的概念周圍。我們不能忘記，從不存在抽象的男人和女人，人是社會性的存在，一個女富商必定跟一個男富商更有共性，而不是跟一個女乞丐更有共性。

當然，由於女性在歷史中長久處於被壓抑的處境，女性的聲音曾經是虛弱的，因而我覺得現代以來興起的女性主義文學有其非常重要的價值。為了使弱者的發聲得到回應，即便偶爾誇張和刺耳也是必要的。女性主義文學不僅僅彰顯了女性的意識，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參與改變和塑造了男性的意識。正是女性的崛起，才讓男性從大而無當的歷史概念中逐步回到了身體的存在。但正如我此前所說，我們的寫作必須超越性別差異。書寫女性經驗本身並不是最終的目的，止步於建立一個性別經驗的烏托邦是狹隘的，最終還是要超越性別的邊界，對一切的男人和女人發聲，對一切的強者和弱者發聲，這才是雌雄同體的真義和力量吧。

50.

陳崇正

陳崇正，1983年生於廣東潮州，著有《折疊術》《黑鏡分身術》《半步村敘事》《我的恐懼是一隻黑鳥》《正解：從寫作文到寫作》等多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017年入讀北師大與魯院聯辦碩士研究生班；現供職於花城出版社《花城》編輯部，兼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創意寫作專業導師、韓山師范學院詩歌創研中心副研究員。

陳崇正：弗吉尼亞·吳爾夫的原話並沒有專門指向作家，這樣的說法，大概只能算對了一半，畢竟好作家不一定具備偉大的心靈，偉大的心靈不一定產生偉大的作品。從一個人的人格完成度而言，雌雄同體當然是一種理想狀態，兼備了陽剛和陰柔的美好，在社會分工合作中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從而創造更大的能量。從這個角度上類推，一個作家要寫好人性，他總必須既懂男人又懂女人；既能寫好開闊的場景，又能進行細致的描摹。這麽一想，仿佛非常正確。但竊以為事實的情況可能剛好相反——正因為作家懂得人性中共性的部分，能讀懂人性之幽微，所以才可以分飾兩角。就如武林高手內力渾厚，所以打什麽拳都像模像樣。太多雞湯專家，他們懂的男女經驗比誰都多，對男女心理的揣摩也深入骨髓，但也沒見他們寫出一篇好文章來。反倒是有一些至情至性、至剛至柔的作家，反而因為他們的極端，而將某些人物寫到極致。他們的心理陰暗而偏執，仿佛培育蘑菇的暗室，但卻可以長出向日葵一樣嬌豔的花來。

作家寫作，當然會有男女的視角問題，但一部好作品，往往是人類的立場，會在一時一地的局限中去理解男女的位置，時間拉長之後，難免變得非道德，所以對作品要有理解和同情。當然，一個作家三觀正，心胸開闊，他的趣味和才華才可能保持長時間的粘度，而不至於很快硬化。男女平等的問題會是一個平衡裝置，永遠在歷史中搖擺，一個寫作者，無論在什麽歷史階段，面對何種境況，他能做的，大概就是站在需要同情和共情的那一邊。藝術之刃在直面人性的時候體現出來的善意，這大概是一種永恆的雌雄同體吧。

51.

海飛

海飛，小說家，編劇。曾在《收獲》《人民文學》《十月》《當代》等刊物發表小說500多萬字，大量作品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等多種選刊及各類年度精選本選用。獲人民文學獎、小說選刊獎、國家五個一工程獎等多個獎項。著有小說集《麻雀》《青煙》《像老子一樣生活》等多部；散文集《丹桂房的日子》《沒有方向的河流》等多部；長篇小說《驚蟄》《花雕》《向延安》《回家》等多部；影視作品《麻雀》《旗袍》《大西南剿匪記》《隋唐英雄》《花紅花火》等多部。

海飛：優秀寫作者就應該是雌雄同體的。雌雄同體本身就是一種力量，拋開天賦以外，代表著一種思想、認知、技術等方面的高度。但事實上，男性寫作者，其實很少去考慮雌雄同體這個問題。甚至我認為基本上都在忽略這個問題。比如就我個人而言，認為順勢而為，匯聚的水才成了河。寫作技術上也有一種摸索過程中產生的順勢而為，解決了多方面我們在初學寫作時遇見的不能解決的問題。雌雄同體應該就是其中的一種。但是女性不一樣，不僅僅表現在寫作中，在任何藝術門類，甚至生活方面，有一部分的女性一直在“雌雄”這個問題上，下意識地或攻佔，或捍衛，或堅守……如此種種，勉力呈現，仿佛同體。男權社會在各方面的力量，又讓這些“同體”完全被忽略，這明顯是一種不可逆的不公。

除文學以外，有許多的藝術門類，比如書法、繪畫或音樂創作，在創作過程中對這種性別感知的要求，有著幾乎相同的標準。但無可否認，要做到或者抵達這個層面有實足的難度，我們總是能窺見文字最深處傳達的性別意識，或者是在筆力上，敘事上，角度上等等，都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方向。國內外的許多著名的小說家，海明威、巴別爾、杜拉斯、張愛玲；魯迅……以及余華、蘇童、王安憶、遲子建……我當然不否認他們在寫作的某些層面上做到了雌雄同體，但仍然會留下顯微鏡下可以看到的許多“性別方向”特有的痕跡。我指的不單單是行文風格。

我的身份有些特殊，除了小說家我還是一名影視編劇。編劇面對的或者說需要完成的一個文本，人物、故事、結構、需要表達的，都更龐雜，更需要一種機械式的但卻滴水不漏的技術。這聽上去和雌雄同體沒有關係，但實際上也是“力量”的一種，和創作過程中是否做到“自如掌控”有關。稍有不慎，直接影響到了觀眾的接受程度。無論是小說、影視，還是其他文學創作門類，好的寫作觸及人性、再現人性和刻畫人性，雌雄同體，是對最深廣的人性的直覺、感知和進入。

52.

黃孝陽

黃孝陽，1974年生，江西撫州人。作家。文學創作一級，副編審。中國作協會員。現居南京。著有長篇小說《眾生：迷宮》《眾生：設計師》《旅人書》《亂世》《人間世》等，小說集《是誰殺死了我》等、文學理論集《這人眼所望處》等。曾獲紫金山文學獎，鍾山文學獎，金陵文學獎等，以及“中國好編輯”、“中國書業十佳策劃人”等。

黃孝陽：說兩句話：第一，目前整個人類社會的結構是為男性準備的，屬於男性特質。文學並不例外。性別即是戰爭，基本等同於”極權主義和自由主義是一對天然死敵“。一個女性想飛出這個“透明的玻璃瓶”何其困難。活著已是幸存。女性寫作者要在這個男性主宰的世界裡真正取得一席之地，恐怕光說一句“優秀寫作者都是雌雄同體的”是不夠的——嫌輕浮。她們不僅需要一個價值觀上的理論準備，還需要一個充滿女性自覺意識的方法論，以及一個由兩者孕育而出的富有激情與天才想象力的文本，更重要的是：她們得深知自己的敵人是誰，有足夠的勇氣，以一種必死者的姿態站在這個一點也不友好的世界面前。

我們今天這個現實是由資本與科技構建的。資本貪婪，要逐利，實現每時每刻的自我增殖，必然把所有相轉化為商品，以人最基本的欲望作框架，構建出當下這個幾近於饕餮異獸的消費社會。在此種社會，女性的衣服只會越來越少；令人沮喪的是不少女性也在這種“少”中獲得自信與存在感，以為瘦與錐子臉是真的性感，是美。為什麽男人愛說玩女人？因為總有許多女人甘心做這被把玩的“物”，還指天對地向神明發誓這作為“物"的純粹性——本來是人與人的關係，現在成了人與物的關係。坦率說，今天絕大多數的女性寫作者還是“慕男症”患者。這種迎合，到處都是。女性要改變“第二性”的宿命，最匱乏的不是女演員、女總理以及《知音》體寫手，而是桑塔格與阿倫特。

第二，榮格的原型理論裡提出過阿尼瑪和阿尼姆斯的概念，前者指的男性心靈中的女性形象；後者指的是女性心靈中的男性形象。阿尼瑪泛濫，男人就娘炮；阿尼姆斯膨脹，女性就漢子了。這裡有一個度的平衡，就像是土地對雨水的渴望，一塊富饒之土需要恰如其分的降雨量。少了不行，過猶不及。所謂“優秀寫作者都是雌雄同體的”，這應該是一個常識，根本無需討論。

假如，我說的是假如。假若上帝設計了一個單性別的宇宙，它是會更豐富還是更貧乏？假如不再存在性別區別，人此物種同時擁有男人與女人的諸種能力，包括生理上的。這種逾越了上帝兩性律法的人類社會，會是一個怎樣的斑斕圖景？是更多的仇恨與嫉妒，還是更多的愛與分享？人類尚在進化時。有時很好奇，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偉大意志把人分成雌與雄，就像是對夜與晝的分開——這個比喻不準確，我們還無法改變月球與地球的對應關係，但已經有能力改變大腦以下的每個器官。若說兩性不可逾越，人又為什麽能擁有這種變性的能力？

據說世界屬於奧克姆剃刀，上帝從來不做無用功。

當然，上帝已死。人還未死，人在進化成另一物種。也許並不遙遠的未來，人不僅可從他的國族等身份中逸出，還能從其膚色與性別中逸出。我喜歡這樣。喜歡想象這些。雖然我深知：性別即戰爭，至死方休。

53.

李德南

李德南，1983年生，上海大學哲學碩士、中山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青年學者、專業作家，兼任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著有《“我”與“世界”的現象學——史鐵生及其生命哲學》《小說：問題與方法》《有風自南》等。獲《南方文壇》年度優秀論文獎等獎項。入選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廣東省青年文化英才。

李德南：我認同吳爾夫的觀點。在寫作的時刻，寫作者既是在表達自我的經驗、認知和想象，同時也是在理解他人，理解世界。自我的形成，離不開他人和世界。而性別的差異，塑造了也塑造著不同的自我。一個優秀的寫作者，不能忽視這種差異，相反，應該理解、承認並尊重差異。雌雄同體說強調了差異的存在，也表達了對兩性互相理解、相互尊重的渴望與強調。承認限制又努力超越限制，強調差異的目的不在於對抗，這點我很認同。我願意稍作延伸的是，優秀的寫作者還應該努力理解每一個人。每個個體都是一個獨異的存在，其心性、興趣、能力，都可能不同於別人，其內在都可能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多樣的宇宙。而性別，只是這一個宇宙的塑造因素之一。我也知道，在目前的文化和現實中，人的存在，可能是非常貧乏的，是單向度的，不過作為一個寫作者，還是應該相信獨特的這一個是可能的。起碼，寫作者應該置身於應然、實然和必然之間，不只是描摹，不只是再現，也是努力創造，努力賦形，努力說出自己的夢想……我更希望，這種努力，不只是局限於寫作，而是也作為一種生活實踐去展開。這麽說，也許過於理想化了，不過無論如何，我想它並沒有違背伍爾夫這句話的願意——它似乎還有一個譯法：偉大的靈魂都雌雄同體。

54.

丁伯慧

丁伯慧， 1973年出生於安徽省懷寧縣，先後做過海員、秘書、雜誌主編。在《十月》《大家》等雜誌發表中短篇小說數十部。出版有長篇小說《第三隻手》《跑馬鎮情人》《過淶灘》等六部。另有專著《創意寫作》出版。曾獲重慶文學獎等若乾獎項。重慶文學院簽約作家。現為重慶郵電大學移通學院創意寫作學院院長、釣魚城研究院院長，山西農業大學信息學院創意寫作學院院長。

丁伯慧：我同意這個觀點。一個優秀的作家，必須有回到生活現場的本領。這個本領要求作家面對任何一個角色時都要能夠感同身受。這個本領一方面依靠作家寫作時有喚醒自身生活經驗的能力，同時還要有構造他人生活的能力。前者相對要容易一些，後者就要難得多。最大的挑戰似乎來自寫異性的時候。面對完全不同的性別，作家如何能夠做到真實，似乎是最難的。但是很多作家都做得很好，原因就在於，人類的性別不僅僅是生理上的性別，還有心理上的性別。生理上的性別或許涇渭分明。但是心理上的性別有時卻是模糊的。這讓一個男性具備一個女性的心理成為可能。反之亦然。

另一方面，一個作家不可能永遠都在寫自己。優秀的作家要有能力面對完全不同於自己的人物。事實上，人類本身就是千差萬別的。每一個個體都是獨特的。就這種獨特性而言，性別的差異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而且這方面的差異可能還不是最大的差異。優秀作家有能力塑造千差萬別的人物。優秀的作家的內在世界必然是豐富的，多樣化的。這種多樣化同時體現在不同性別的心理上。

事實上，每一個男人身上都住著一個女人，每一個女人身上也住著一個男人。對於作家來說，所需要的，就是認可的能力並且呈現這個事實的能力。

55.

梁豪

梁豪，1992年生，現居北京，青年作家。北師大文學碩士。當前代表作有中短篇《大宮女》《面具》《廣州老鐵》等。小說見《人民文學》《山花》《天涯》等雜誌。有小說被《小說月報》《長江文藝·好小說》轉載。另有詩歌和評論文章見《詩刊》《小說評論》《當代作家評論》《文藝報》《今日中國文學》（美國）等報刊。

梁豪：首先這很有趣，它類似於肉身和靈魂的對調遊戲。在遊戲中，作家成了徹底的權威，謊話可以當真。這種以假亂真的把戲，總能調動我們其實已經非常挑剔的胃口，哪怕讀者自己也心知肚明，一切不過是場虛構。所以，為什麽不讓虛構更撒歡兒一點呢？當伊麗莎白·斯特勞特決定讓筆下的老母親突然在車道上舉起來複槍意欲射向庸俗的鄰居時，一種魯莽的雄性氣質著實把我驚了一下。喜劇般的滑稽感和悲劇般的肅殺感，在故事內外猛烈發酵，讓我體味到了久久不散的回甘。

再者，再乾淨的修道院也徘徊著男性的陰魂，再暴裂的西部世界，牛仔也需要女郎。我們常聽到一句話，某某男作家寫不來女人，或是，某某男作家把女人寫得還真像那麽回事兒。我想，這都是作家靈魂深處的“阿尼瑪”和“阿尼姆斯”在作祟，是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在打架，或者打情罵俏。

當然，影響一部小說“異性緣”的終極要素，絕不是它是否成功模糊了“性向”或說成全了一種模糊的“性向”。剛烈“直男”如海明威，“婦女之友”如曹雪芹，也能收獲異性看客的青睞。因此，對於過於絕對的詞語所構成的判斷，比如說“都”“必然”“肯定”，我總顯得不那麽肯定。雌雄同體說到底是基礎條件，正如性激素被內分泌細胞製造，然後棲息在我們體內的角角落落，當中沒有憤憤，也不會不屑，更不存在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問題。它們比我們想象的要更智慧，或者說，更自在，也更複雜。這種同體共生的日子，早已轟轟烈烈地展開，以自詡主人公的我們樂見或不樂見的方式。如果最後我也必須下一個判斷，以我有限的經驗和嘗到的甜頭，我會說：每一個作家，請務必照顧好自己的“第二性”，它極有可能給你帶來意外之喜，就像暗戀對象突如其來的一個吻，一次毫無征兆的神啟。

56.

閆文盛

閆文盛，男，1978年生，山西文學院專業作家。迄今在國內各大文學期刊發表作品300萬字。主要出版著作：散文集《失蹤者的旅行》（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0年卷），《你往哪裡去》；小說集《在危崖上》；多卷本長篇散文《主觀書》（六卷，七十萬字）第一卷《我一無所是》（其余五卷正陸續出版中）。曾任文學雜誌《都市》執行主編。現就讀於魯迅文學院與北京師范大學合辦的文學創作方向碩士研究生班。

閆文盛：是的，我認同這樣的觀點，這是細膩的，富有洞察力的，極其精準的發聲。不過，雌雄同體是一切偉大靈魂的共性，似乎不唯“優秀的寫作者”如是。偉大的靈魂，綜合了岩石般的堅硬峻峭和柔若細水的性情，這幾乎是一個完整的“人”的複現。只是，這一種靈魂的偉大，也有它微妙的局限。它似乎多半會將“偉大”的屬性集中於它所致力的那個領域，譬如偉大的文學區域，偉大的藝術，偉大的政治，偉大的經濟區域——我幾乎很難想象這種雌雄同體的偉大會同時作用於一個人所能觸及的全部時空。“雌雄同體”是一個人的物我共存，正反相合？還是無私無我的知覺？在我所喜歡的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情書中，我發現了這樣的句子：“我喜歡你的信，它們異常甜美，我喜歡你，因為你也很甜美……”這樣的句子至少表現了寫作者凝神的偉大。它是不是雌雄同體的？一個偉大藝術家的柔情蜜意，收斂了他岩石般的堅硬和對人生的刻苦，而以一種陰柔的力來呈現他淪陷在愛情中的思念之美。但他思念的終結卻不是這種相思之力的協調和抵達，而是根本上的拒絕。與我們世俗的想象相反，許多偉大的哲學家、藝術家都是獨身一人以終老的。他賦予整個人類一種濃烈的愛與思念，他愛卑苦而值得悲憫的人類全體，但他遺恨無存，殘余不剩。他的“雌雄同體”印證於人被“分裂”之後自我追索的結果。他的兩個自我（雙面）互為滋補，方可形同一人。而萬物存在於世卻不如此，一“人”也並非完整和十全十美的自足。我們之所以將“雌雄同體”而能互為補益的靈魂視作偉大的靈魂，也正是因為在世間，陰陽混融之於層次荊棘之中更有一種自我保全之效。

57.

馬笑泉

馬笑泉，湖南隆回人，1978年生。中國作協會員，湖南省作協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迷城》《銀行檔案》《巫地傳說》，中篇小說《憤怒青年》《打鐵打鐵》《江湖傳說》《詩兄弟》，短篇小說《荒蕪者》《杞人》《輕功考》《宗師的死亡方式》，詩集《三種向度》等。部分作品被翻譯成法文、英文。

馬笑泉：其實人都是雌雄同體的，吳爾夫此言是指優秀寫作者能夠直面此點，再予以敏銳的把握和深入的開掘。這幾乎是寫作的一個原點。只有從這個原點出發，才能跨越性別意識的限制，抵達人性的複雜和微妙。對於小說家而言，他首先要意識到並承認自身的雌雄同體。如果根本不能意識到，那麽他或者她就是一個鈍感的小說家，注定進入不了幽深之境。如果意識到了卻不願承認，那麽他或者她很有可能以強化主體性別屬性的方式進行寫作，也有望成為一個風格獨特的小說家，但這種做派無疑會削減其作品的混沌、開闊或深刻。只有從自身的雌雄同體出發，才能通過推導和代入進入筆下人物的意識深層，傳達出人性中那幾乎不可名狀的微妙複雜。但絕大多數優秀的小說家，都很難完全消泯主體性別屬性的製約。終其一生，他或她都在與這種製約進行隱秘而激烈的搏鬥。在此種搏鬥中，或能暫時達到雌雄平衡的狀態。如果這種狀態能維持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而小說家寫作才能的其他方面又非常出色，則可產生《紅樓夢》《百年孤獨》或《安娜·卡列尼娜》那樣的偉大作品。而這樣的寫作又會反過來影響作家的人格養成和氣質呈現。少數極為優秀的作家到晚年往往被觀察者描繪為男人女相或女人男相，有著接近佛的面貌和氣息，而佛正是超越了性別製約的，或者說，是達到了絕對的雌雄同體的境界。

五、你怎樣理解席卷全球並在中國產生影響的反性侵運動

58.

雙雪濤

雙雪濤，小說家，1983年生於沈陽。出版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飛行家》，長篇小說《聾啞時代》《天吾手記》《翅鬼》。

雙雪濤：我覺得反性侵運動首先是個好事情，因為確實挖出了許多隱藏的傷害，這些傷害包納在權力之中，有時候非常激烈，有時相當微小，不易覺察，甚至連受害者過後都會選擇忘記，努力區分噩夢和清晨，但是當運動來時，都會回憶起來，這也是運動的療效。另一個層面，所有冠以“運動”之名的風潮，總會造成新的受害者，也會誕生新的施暴者，好萊塢的情況多少說明了一些問題，真相在吵鬧中越躲越遠，寂然無聲，只剩下難以辨別真偽的嚎叫，指控，辯白，追討，澄清，這也是所謂運動的問題，即誰來當裁判，以何標準裁決。我們的社會似乎從來沒有公正裁決的天賦，我國的運動還有另一個特點，來時迅猛，摧枯拉朽，如台風過境，幾隻肥碩的過街老鼠顯得倉皇，之後並沒太大的效果，不擅裁決卻擅遺忘，直覺告訴我，那些躲在權力後面的髒手過不了多久又會伸出來，那些飯桌酒席上的下流笑話依然活躍，剛剛建立的自尊又開始顯得可疑，大量難以界定是各取所需還是身不由己的侵害又會湧現。我的想法是，女性是弱者，必須保護，但是如果社會或者文化界欠缺公正，會使人扭曲，對於男性和女性都一樣，法律無法判決，道德漏洞百出，運動來時靠著民眾追索正義，似乎是有點危險的事情，說到這個話題似乎就該打住了，因為說下去只有悲觀。

59.

曹寇

曹寇，1977年生。小說作者。作品有《金鏈漢子之歌》《在縣城》等。

曹寇：談論這個問題前，我們必須承認，迄今這個世界仍然是男權社會，所以對女性的歧視和侮辱不僅是傳統，也是現實。同理，所謂的弱勢群體兩千年前被秦始皇征召去做苦役，成為長城腳下的枯骨，而楊改蘭事件告訴我們，兩千年後，他們的命運仍然是悲苦而絕望的。對於人類社會而言，何止性別之間，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傷害和壓迫，以及相應的反抗和鬥爭，與其說是人類在進步，不如說這一“力學關係”正是人類的宿命。換言之，就算在性別戰爭中，男女雙方最終獲得了和平——這幾無可能——人類在其他方面仍然存在著強弱對比，仍然存在施惡和受惡。

我們過於高估人類的能動性，我們以為無論是使勁奔跑還是閑庭信步，都是在“前進”，從而自我安慰我們在“進步”，而事實呢，欲望的存在證明我們與脖子上伸出一根樹棍、樹棍前端懸掛著一塊骨頭的狗無異，我們永遠得不到那塊骨頭。我們把無底洞般的欲望譽為美夢，並堅信它能成真。馬克思說的很對，宗教就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鴉片，同時他也指出，宗教是無情世界的情感。

在我看來，因無法在法律框架內得到解決而借助於道德指控和輿論反製的反性侵運動，或許能夠作為女權運動的一個方式，是必要的，也是“進步”的。但另一個方面，它不也坐實了男權的不可抗拒和不可追究嗎？在本質上，它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任何現狀，它確實只是陳述，是不予立案的控訴。荒誕的是，反性侵不僅未能將當事渣男繩之以法，不僅未能撼動男權根基之絲毫，反而激發出了男權飯局上的陣陣淫笑。我倒無意於攻擊其為人詬病的操作方式——檢舉揭發。歷史證明，檢舉揭發和庭審是一樣的，它們都給當事人定罪，區別是前者無法對當事人處以相應的刑罰。如果說檢舉揭發是人類社會彼此鬥爭的原始而粗陋的工具，法律在該事件上的毫無作為不也證明法律作為工具也並不先進嗎？性侵是惡，沒錯，但該惡並不能反證檢舉揭發是善。我不禁認為，反性侵的廣闊景觀在落幕之前似乎僅僅對“一報還一報”古老的因果論作了一場深入淺出的理論闡釋，在行為動機、方式方法、效果預期上，皆為人類社會既有的遺產，並無內在的新意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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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偉

房偉，1976年出生於山東濱州，文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王小波傳》、長篇小說《英雄時代》，曾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收獲》、《花城》、《十月》、《當代》、《天涯》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與小說等計300多萬字，數十次被《新華文摘》、《人大複印資料》、《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等轉載，曾獲國家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獎，劉勰文藝理論獎，山東省社科優秀成果獎，江蘇省優秀文學評論獎，紫金山文學獎等獎項，小說作品入選2016年中國小說排行榜（中國小說學會），2018年收獲文學排行榜，獨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與省部級社科基金項目4項，現執教於蘇州大學文學院。

房偉：我是一名作家，但也是一名大學教師，我覺得反性侵運動很有必要，因為它有助於打破兩性關係之間的不平等，有利於弱勢群體的尊嚴和權力。比如說，對高校頻發的性騷擾問題，該運動就有警示作用。但是，也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性的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單向的問題，而是一個福柯的政治學意義上的權力的雙向的問題。性騷擾的權力支配者，有可能是男人，也有可能是女人。比如，某高校女博導對男學生的騷擾。反性侵要變成對普世意義的所有人的尊嚴的維護才有意義，而不是僅僅針對男性。另外，對權力的雙向意義的警惕，也有利於我們防止此類行為變質為單純的攻擊、破壞甚至謀利性的行為。當一切差異性和個人權力的問題，都被簡化為反性侵運動的時候，社會兩性關係，就有重回道德權力化的危險——特別是針對中國社會。這也會破壞兩性之間的信任。一切最終還是應該以法律為準繩，而不能簡單依靠道德宣泄。

完

來源：現代文學叢刊微信。

本文為完整版，作者授權標注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