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朱小黃、劉振、羅維晗
雖然整體來看世界全球化狀態還沒有達到最優狀態，無論是中國還是大部分一帶一路國家繼續全球化的收益依舊大於成本；但是大部分發達國家已經臨近甚至超越全球化最優狀態，另外在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平衡疊加疲軟經濟的背景下，歐美民粹主義政黨獲得了選票並通過發起貿易戰來轉移內部矛盾。
前言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全球化進程在人類發展歷史中一直扮演著不可缺失的角色，從15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到今天各國之間商品、服務、文化等深層次的交流都離不開全球化的背景。
20世紀以來全球化的主要動因在於發達國家通過國際經濟組織制定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規則，並利用技術優勢搶佔全球價值鏈中附加值含量最高的產業以獲取全球經濟增加值中的大頭。然而全球化也加劇了發達國家內部居民收入的不平等，21世紀以來逆全球化浪潮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遷移，歐美等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滋生並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強勁的逆全球化浪潮。
本文通過建模與實證發現：目前全球化的程度還未達到最優狀態，包括中國以及大部分一帶一路等發展中國家繼續全球化的邊際收益依然大於邊際成本。面對逆全球化浪潮，中國要重視經濟內循環，在保持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的同時有效促進國內的消費需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是僅僅依靠內循環就能夠維持中國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中國需要同時注重國際循環。不同以往的是在WTO國際大循環支離破碎的狀態下，中國經濟將從以往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與發達國家之間開展貿易向以較發達國家的身份同欠發達國家之間開展貿易來維持經濟速度和價值創造，同時將由技術、產能、資本的輸入國轉為輸出國。
一、全球化內在動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全球各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呈現出爆發式增長，其背後的深層次動力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內部跨國企業的利益。
1.1 發達國家掌控國際機構，制定有利於自身的國際經濟秩序
美國總統川普聲稱美國貿易代表在簽訂WTO貿易協定時被欺騙，這些貿易協定為美國帶來了巨額的損失。這種說法無疑是非常可笑的，二戰之後的WTO、IMF和世界銀行都是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提議下建立的，這些國際組織所設立的各項規則由於受製於發達國家的影響，其規則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滿足發達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內部企業的利益。
以國際貿易規則為例，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貿易規則要求欠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開放市場以進口發達國家生產的商品與服務，然而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卻保持了紡織品、食糖等大部分商品的貿易配額。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一方面持續補貼國內的農業導致非發達國家的農民無法與之競爭，另外一方面卻頻繁指責非發達國家對工業產品的補貼。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非發達國家的選擇有限，要不接受發達國家主導的貿易規則融入到全球化過程中，要不拒絕發達國家主導的貿易規則淪落為世界“孤島”。其結果是大部分非發達國家被迫接受了發達國家制定的全球化規則以換取融入全球經濟的機會，而發達國家借此機會撬開了非發達國家的市場，為本國跨國企業生產的產品與服務提供了新的去處。
除了制定有利於發達國家群體的全球貿易規則以外，資本自由化流動也成為發達國家掠奪非發達國家的另外一個工具。以拉丁美洲和亞洲為例，隨著兩個地區多數國家完全開放資本市場，從歐洲和美國湧入大量的投機資本炒作股票、房地產，造成這些地區股票和房地產大幅度上漲，當這些西方國家的熱錢賺足收益撤走時，拉丁美洲和亞洲諸多國家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20世紀七八十年代拉丁美洲的債務危機以及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是受到了美聯儲加息的衝擊所致。
顯而易見，無論是全球化的貿易規則還是全球化的資本流動規則，其本質都是為了更好的服務於發達經濟體內部跨國企業的利益。
1.2 全球化規則下發達國家與非發達國家經濟不平衡加劇
全球化的浪潮為全球各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強大的動力，然而發達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獲取的好處遠遠大於非發達國家獲取的好處。如上一節所述，有利的全球化規則主要服務於發達國家經濟體及其內部跨國企業的利益。
通過收集英國、荷蘭、美國、中國、日本、印度、非洲等國家或地區1940年以來的人均GDP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可以發現：1940年人均GDP相對較高的美國、荷蘭、英國等國家，從1940年平均5000美元的水準上升到2018年50000美元，上漲了10倍左右；相反1940年人均GDP相對較低的非洲等區域，從1940年平均754美元的水準上升到2018年1809美元，僅上漲了2.3倍左右。
其中，日本1940年人均GDP為2874美元，與美國、英國、荷蘭等國家有較大的差距，但是截止2018年日本人均GDP達到39287美元，上漲了13倍。而中國也從1940年的562美元上漲到2018年的9780美元，上漲了17倍。然而中國與日本的上漲只是1940年以來上百個非發達國家中少有的特例，大部分非發達國家的增長軌跡都和非洲一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著低速增長。
由此可見，在全球化浪潮中，有利的全球化規則讓發達國家獲得遠超非發達國家經濟體的收益。
1.3 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簡稱GVC）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全球分工的現象變得越來越普及，全球化的發展使得我們越來越難找到完全產自一國的商品。一件商品標識為“Made in China”或是“Made in USA” 已經不能單單讓人們認定這件產品是百分之百產自中國或是美國，它所能代表的僅僅是它的出口地。在一個普通的電腦中，電池可能來自日本公司，顯示器可能來自韓國公司，顯卡和處理器可能來自美國，並最終在中國完成組裝。像這樣最終在中國完成組裝的產品最終都會被印上“Made in China”的標識，但其中究竟有多少零配件產自中國並不能簡單的從“Made in China”上看出。
繼續使用電腦做例子。一個電腦製造商如果需要製造一台電腦那麽他就必須去考慮從哪些公司購買一部電腦所需的零配件。而當電腦製造商選擇的零配件高於市場同類產品時，零配件所賦予電腦的最終價值也將隨之增加。例如，電腦製造商在選擇電腦芯片是選擇了200元而不是100元的並最終因此把電腦價格提升120元，其中這20元就被成為附加價值（Added Value）。以此類推，在電腦的其他配件上也會出現這樣的產品附加值，同時，在這些零配件製造的過程中同樣涉及到附加值；比如，英特爾（Intel）公司將芯片原材料（矽）製造成芯片成品所產生的附加價值就是芯片價格減去矽以及其他必要支出。綜上所述，產品附加價值可以理解為生產方通過加工生產等活動在原始原料上新增加的價值。至此，一個商品最終在中國還是美國完成製造被打上“Made in XXX”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哪個企業/國家最終在這件產品上賺取了最大的利潤。因此，在近十年中使用全球價值鏈衡量一個國家水準的概念變得越來越普及。本文將用中國與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的GVC指數進行計算比對。
全球價值鏈模型（Global Value Chain）
在全球價值鏈的概念中有兩種模型：
1． 全球價值鏈參與指數（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GVC Participation = IVab/Eab + FVab/Eab。
2． 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GVC Position = Ln（1+IVab/Eab） – Ln（1+FVab/Eab）。
Koopman（2010）在兩種模型中，前者用於展示某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如果數值越高則該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程度高，越低則相反。在第一個模型的基礎上，為了更好的詮釋某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國際分工地位，Koopman（2010）提出了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該指數的大小用於分辨某國或產業在價值鏈的上遊、中遊、或是下遊。（上、中、下遊由產品附加值決定）
在模型中（IVab/Eab）為前向參與度而（FVab/Eab）為後向參與度。前向參與度為a國在b產業為全球其他國家出口產品提供的增加值比重而後向參與比則為a國在b產業出口中包括的國外中間商品增加值佔比。
模型解釋：
IV：中間產品出口的國內增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of Intermediate Product）
E： 出口增加值（Value Added Exports）
FV： 國外增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
在此模型下，我們將逐一對中國、德國、日本、英國、美國進行GVC 全球連參與度指數以及地位指數的計算。在與中國對比的國家中我們均選擇了強於中國的發達國家是為了更好的展示中國的上升空間。選擇德國以及英國是因為其經濟規模可以代表歐洲板塊，日本則可以代表亞太，而美洲則有美國代表。
數據來源：
在本文中所涉及的數據均來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庫中的TiVA（Trade in Value Added）分類。
為了更詳細的看出中國與各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此處將產業分為兩個等級：低、高。此處分類法則來自歐洲統計局（EuroStat）的研發投入與產出模型。
在兩個類別中各甄選了四個大產業作為代表，其中：
低端：農牧（林木畜牧）、食物（包括煙酒等）、紡織（包括皮革）、木類（紙、硬刷品）。
高端：計算機等電子產品、金融和保險、信息交流、其他商業服務。
全球價值鏈參與指數：
上圖為中國對比美國在低端產業和高端產業的走勢圖（2005-2015）從圖中可以看出在低端產業部分中國和美國基本持平，主要是因為中美兩國國土面積均排世界前列，糧食生產量常年處於高位。
從高端產業部分可以看出，美國長期高於中國，但自2008年開始，中美在高端製造業的距離逐漸縮小並在2010年開始保持穩定。這意味著在高端產品/服務中，中國獲取的附加價值比例在不斷增加，簡單來說，中國在高端製造業中所獲得的利潤佔比在逐年上升。
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
上圖為中國對比美國在低端產業和高端產業的走勢圖（2005-2015）。從圖中可以看出在低端產業部分中國的指數高於美國不少，這說明中國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下遊。在高端產業中，美國的指數遠超中國，這意味著在高端產業中美國處在核心領導地位。
結合國情從全球價值鏈參指數得出：中國需要保持低端產業鏈的參與度，因為中國必須首要解決國內溫飽問題，保證糧食價格長期處於可負擔價位，至此，產品增加值不會太高；而美國也面對類似的問題。在高端產業方面，中國由於科技創新落後於美國導致指數低於美國，但若中國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長態勢，那麽中國會越來越接近美國。在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可以看出，美國在高端製造業的比重大於中國，並在低端產業中小於中國。
在當前背景下，中國如果希望在高端產業有所突破就必須面臨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科技限制。為了維持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同時保證高端產業的繼續上升，中國必須同時發展上遊和下遊產業。在上遊產業，保持對科技研發的投入同時繼續引入外國先進技術，只有繼續保持科學技術正增長才能使得產品附加值增加，而產品附加值的增加是促進中國進行產業升級的最大核心動力。在低端產業中，中國則需要繼續保證現有的拓張速度。在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離不開以低端產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所獲得的貿易順差是中國近20年快速積累財富的重要因素。因此，維持低端以及中端產品的貿易出口量是保證中國產業升級的基石。
二、全球化面臨的挑戰
全球化規則的不平等性一直被非發達國家所詬病與抵製。1999年WTO西雅圖會議期間，大量的反對者進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標誌著逆全球化浪潮的起點，然而由於抗議者大多來自於非發達國家，其抗議並不能對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也並未對全球化進程產生太多的負面衝擊。
然而近年來全球化的反對者逐漸從非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2016年川普當選以及英國脫歐標誌著逆全球化的高潮。全球化進程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
2.1 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均衡
（1）發達國家收入不均衡持續加劇
逆全球化浪潮從非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的一個核心原因在於：雖然發達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了較大比例的利潤，但是在發達國家內部不同階級之間的分配卻極度不均衡。
通過上圖可以發現：1990年以來的30年期間，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幾何平均增速為0.5%，美國通貨膨脹幾何平均增速為2%，這意味著在扣除通貨膨脹後，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的實際增速為負值。
然而對比美國1990年以來30年間的GDP增速發現，美國GDP幾何平均增速為4.36%，遠遠大於同一時間段內美國通貨膨脹幾何平均增速2%。
上面兩個結論呈現出矛盾的現象：一方面1990年以來美國GDP同比增速遠遠大於CPI同比增速，另外一方面1990年以來以來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同比增速遠遠低於CPI同比增速。這意味著雖然1990年以來美國實際GDP快速增長的同時，超過50%的家庭實際收入反而在下降，也就是說大部分美國家庭並沒有從美國快速增長的GDP中獲益。
另外一方面，美國的富人收入增速卻呈現出截然相反的走勢，以富比士美國400富豪的財富值來看，1990年美國400富豪的財富值為2200億美元，2019年美國400富豪的財富值為2.96兆美元，這期間內美國400富豪財富值幾何平均增速為8.28%。
由此可見，雖然近30年來美國GDP實現了4.36%的幾何平均增速，然而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富豪群體，少部分收益流向美國大部分家庭，呈現出美國400富豪收入遠超美國GDP增速與通貨膨脹的同時，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增速遠遠低於美國GDP增速與通貨膨脹的現象。
美國這一現象並非特例，目前發達國家群體普遍面臨著相似的困境：在過去25年期間，德國的基尼系數增加了22%，加拿大增加了13%，英國增加了13%，意大利增加了8%，日本增加了6.4%，顯示出整個發達國家內部富豪群體和大眾收入增速之間出現了顯著的分歧與差異。
（2）收入的不均衡的深層次原因
造成這一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在於全球化允許資本和人員在全球範圍內自由的流動，然而資本的流動速度遠遠高於人員的流動速度：美國的資本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找好的投資機會，並快速流入預期收益率較高的項目；與此同時，雖然人員也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自由流動，但是人員流動依然受到眾多主觀和客觀因素的影響，因此人員流動的速度遠遠低於資本流動的速度。其結果是美國的資本流出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投資獲取高額的收益，實現財富的快速增值，然而美國的藍領工人及中產階級的流動速度不足，依舊待在美國。
從下圖可以發現：1949年以來，美國持續多年成為全球移民淨流入國家第一名，每年有大量的的人口從其他國家流入到美國，另外一方面美國淨國際投資頭寸呈現出加速流出的跡象。
大量資本的流出對於資本擁有者來說意味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更多新的機會，獲取更高的收益率，然而對美國國內的居民來說，這意味著本該在國內的投資流向了國外，這些投資原本能帶來的就業機會也流向了國外，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跨國企業與雇員談判的籌碼，跨國企業的管理層能夠通過投資海外的方式來壓低美國國內雇員的薪酬。
另外，大量的移民流入美國，與美國本土的居民搶佔工作機會，導致美國國內的就業環境更為激烈，美國居民在與跨國企業溝通薪酬時處於更不利的地位。
（3）收入不均衡背景下崛起的民粹主義
隨著發達國家內部富人與中產階級、藍領工人之間收入差距的不斷加大，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和藍領工人逐漸滋生了民粹主義思潮。
2016年川普的上台就是美國民粹主義的代表，川普提出的“讓製造業回流美國”、“對中國等國家徵收關稅”都是為了更好的迎合美國國內中產階級和藍領工人的訴求，寄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短期內提升美國國內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水準。另外，川普提出的“移民政策”，通過修建高牆阻止墨西哥移民進入美國等措施，試圖減少流入美國的移民數量，進而降低美國國內就業的競爭局勢。
另外，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2018年意大利民粹主義政黨上台等顯示出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正在帶來新一波的民粹主義思潮，這些民粹主義思潮的核心在於逆全球化：因為正是全球化“掠奪”了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和藍領工人的就業崗位，那麽也必須通過逆全球化來恢復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和藍領工人應有的利益。
2.2 持續疲軟的經濟
儘管1990年以來，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增速低於同期通貨膨脹增速，美國大眾與美國富豪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持續擴大，但是美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掩蓋了這一矛盾：只要經濟快速增長，那麽美國家庭收入的名義增速依舊是正數。
除此之外，雖然1949年以來大量的移民持續流入美國，但是美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帶動了就業崗位數量的快速增長，使得外來移民與美國本土居民之間的矛盾衝突隱藏了起來。
然而，這兩個矛盾隨著2008年次貸危機的爆發而逐漸加劇，2008年以來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GDP實際同比增速始終沒有恢復到次貸危機之前的水準：
從上圖可以發現：2008年之前，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GDP實際同比增速平均值維持在2.5%左右，而2008年之後，這一數字下降到1.3%左右。
長期疲軟的經濟，讓貧富差距和移民這兩個矛盾變為尤為突出，而每次經濟衰弱的時候，美國政府就傾向於發起貿易戰來轉移國內矛盾，下圖是1950年以來美國GDP增速與美國反傾銷年度數量統計趨勢圖：
通過上圖可以發現：當美國GDP同比增速較高時，美國反傾銷年度數量較低，反之亦然；即美國GDP同比增速與美國反傾銷年度數量呈現出典型的蹺蹺板效應。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美國及歐盟等國經濟增速遠遠低於次貸危機之前的水準，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美國政府掀起貿易衝突的動力。
三、全球化的內在經濟動力依然存在
2016年川普當選為美國總統及英國脫歐標誌著逆全球化浪潮的開啟，而2018年以來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則逐漸將逆全球化推向了高潮。與此同時，關於全球化未來的走向以及中國在這種複雜的政治經濟環境下該何去何從尚處於混沌之中。
雖然全球化的短期趨勢受到發達國家民粹主義的影響而有所放緩，但是長遠來看，全球化為全球經濟帶來的利益依然大於維系全球化的成本，內在的經濟利益將推動全球化向著繼續深入的方向邁進。
3.1世界全球化程度還未達到最優狀態
根據柯布道格拉斯函數，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與該國的的技術、勞動力投入有關，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的基礎之上進行了一系列調整以搭建以下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
代表i國在t時刻的人均GDP；KOFGI代表瑞士蘇黎世理工學院經濟研究所（KOF）1970年開始發布全球化指數，該指數對全球215個國家和地區的全球化水準進行年度評分；
代表i國在t時刻的大專院校入學率水準；
代表i國在t時刻的資本投資完成額。
通過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回歸，其結果如下表所示：
通過上表回歸結果可以發現：
（1）KOFGI回歸出來的系數為0.071934，且在1%的水準下顯著，顯示出全球化的推進對全球人均GDP均有正面的促進作用；
（2）KOFGI的二次方回歸出來的系數是-0.000854，且在且在1%的水準下顯著，顯示出全球化的推進同時也會對人均GDP產生負面影響。
（3）根據KOFG及其二次方回歸的方程進行核算可以發現，在KOFGI達到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將促進全球人均GDP的增長；而KOFGI在84之後，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將降低全球人均GDP的增長。
下圖是根據KOF編制的全球經濟全球化指數以及其兩個組成部分：世界貿易全球化指數和世界金融全球化指數的走勢圖：
通過上圖可以發現：1970年以來，世界經濟全球化指數從37.1上升到2017年的59.0，處於持續增長的趨勢；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指數的增長幾乎處於停滯的狀態。
根據上述的研究可以發現，在全球化指數處於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帶來的經濟利益要大於成本，截止2017年KOFGI只有62.1，這意味著在當前時點繼續推進全球化有利於繼續提升全球人均GDP水準。
3.2 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是未來50年全球化的主力軍
從世界全球化程度來看，目前世界全球化程度還沒有達到最優點，繼續推進世界全球化程度有利於提升全球人均GDP水準。然而不同國家的全球化程度存在較大差異，這決定了不同國家繼續推動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有顯著的差異。
首先，繪製中國和世界全球化指數1970年以來的變化趨勢如下圖所示：
通過上圖可以發現：中國1970年的全球化指數為21.7，落後於同一時期世界全球化指數38.4，但是經過50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全球化程度快速提升；截止2017年，中國全球化指數為65.1，同一時期世界全球化指數為62.1，中國的全球化程度已經超越了世界全球化程度。除此之外，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全球化指數均小於84這個最優點，這意味著無論是站在中國視角，還是站在全球的視角，都有足夠的經濟動因去推動全球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
橫向來看，收集60個主要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2017年的全球化指數：
表3.2 60個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2017年的全球化指數
在圖3.2中顯示了60個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全球化指數數據，可以發現僅愛爾蘭、加拿大、葡萄牙等16個國家的全球化指數超越了84，其他44個國家的全球化指數均在84之前。這意味著除了愛爾蘭等16個國家以外，其他國家的全球化程度還未達到最優點；當然在全球化指數低於84的國家中，美國、波蘭、意大利等國家的全球化指數已經非常接近84，而巴西、印度、中國等國家的全球化指數與84還有較大距離。
除此之外，通過圖3.2還可以發現，在60個主要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有36個國家屬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藍色字體標注），且有33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全球化指數低於84，這意味著這些國家的全球化程度的提升有利於該國家人均GDP的提升。
四、中國經濟的未來
在過去的幾十年全球化進程中，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依靠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以及資本優勢、人才優勢、創新優勢從全球化經濟中賺取大部分的利潤，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則依賴土地、勞動力等廉價優勢融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中從事低端製造和組裝來獲取少部分利潤。
在全球化市場停滯的狀態下，中國遭受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貿易製裁和科技封鎖，國際大循環的分工和價值鏈缺失需要得到彌補，但是全球化的方向要繼續保持不變。未來全球經濟可能由國際大循環向區域市場轉變，如東亞區域、拉美區域、東南亞區域等國際貿易區域格局轉變。中國從以往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與發達國家之間開展貿易向以較發達國家的身份同欠發達國家之間開展貿易來維持經濟速度和價值創造，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能夠在過往不公平的經濟秩序基礎之上搭建更公平平等的區域經濟秩序，並建立相對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資本、科技、人才、創新優勢以便於能夠持續的將技術、產能、資本輸出到相對欠發達國家。目前中國相比一帶一路以及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在資本、科技、人才、創新方面具有相對的優勢，但是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經濟體同樣也具備這些優勢，中國能否利用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的地位和巨大的潛力來領導區域一體化經濟搭建更為公平合理的經濟秩序，並在戰略新興產業領域形成獨特的人才、技術、創新優勢是當前中國經濟在國際市場上面臨的一個巨大的挑戰。
除了國際區域市場以外，國內市場的終端消費受製於高房價的擠出效應而無法有效釋放居民的消費潛力，導致國內循環最關鍵的一個環節失去源源不斷的動力；與此同時，高房價還捆綁了地區政府財政收入和居民持有的大部分資產，因此如何在避免房價大幅度波動的前提下釋放居民的消費潛力是中國經濟在國內市場上面臨的重大挑戰。
4.1 提高研發投入比例，向全球高附加值產業鏈轉移
全球產業鏈從上到下分別是研發、設計、物流、製造組裝、市場行銷、服務，其中製造組裝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中遊，也是全球產業鏈中附加值最低的位置，在2000年中國加入WTO之後依靠人口紅利快速融入全球產業鏈中，並在全球產業鏈中扮演製造組裝大國的角色。
根據上圖OECD編制的微笑曲線，在全球產業鏈的兩端附加值最大，例如左邊的研發、設計、物流和右邊的服務、市場行銷及物流，而在全球產業鏈中間的製造組裝領域的附加值最低。除此之外，上圖的虛線表示1970年全球產業鏈的附加值分配，而實線代表2000年全球產業鏈的附加值分配，可以發現相比1970年，在2000年的全球價值鏈分配中，微笑曲線左右兩端的產業分配到的附加值比例更大，而處於全球價值產業鏈中間的製造組裝領域附加值比例變得更小。
因此，在逆全球化浪潮以及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背景下，中國需要向全球產業鏈的兩端轉移，其中全球產業鏈的上遊包括研發、設計及核心零組件，這些領域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以形成產業競爭力，近年來我國在不斷提升研發投入的比例：
通過上圖可以發現：1996年以來中國研發投入佔GDP的比例一直處於上升的趨勢，截至2018年，中國研發投入佔GDP的比例達到2.19%，超越了澳大利亞和歐盟等發達經濟體研發投入佔GDP的比例，但是與美國和日本依舊存在較大的差距。
雖然與每年的研發投入比例與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但是奇怪的是中國的PCT申請量在2019年卻能首次超越美國成為全球PCT專利申請量最大的國家。
通過上圖可以發現：1985年以來中國PCT專利申請量一直處於較低水準，直到中國2000年加入WTO融入全球產業鏈之後才開始爆發式增長，截止2019年中國PCT專利申請量為59005件，超越日本、美國成為全球PCT專利申請數量最大的國家。然而奇怪的是中國近年來一直處於知識產權逆差：
通過上圖可以發現：1997年以來，中國知識產權進口增長幅度遠遠大於知識產權出口增長幅度；截止2019年中國知識產權進口金額343億美元，出口金額66億美元，知識產權貿易逆差達到277億美元。這與中國是全球PCT申請量最大的國家不匹配，但是與中國目前研發投入比例與美國、日本之間的差距是吻合的。
之所以會出現中國PCT申請量全球第一，但是中國的科技實力與知識產權出口不盡人意的原因在於中國的研發投入比例與美國、日本還有很大的差距。另外，中國目前的PCT申請量過於追求數量而忽略質量，且出現了通過PCT申請來騙政府補貼的現象，因此需要加大對PCT的質量審核，並對相關PCT進行分時間段補貼的方式。
另外，政府層面對於PCT的補貼需要更有針對性，針對某些戰略性新性行業，據中國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19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目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從海外技術引進較難的比例為12.5%，而非戰略新興產業從海外技術引進較難的比例為8.9%，這主要是因為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在戰略新興產業中還不具備絕對優勢，擔心被中國超越，因此對這些戰略新興產業的技術轉移設置了障礙。這些戰略性新興產業也是我國在高端技術領域對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經濟體彎道超車的關鍵產業，中國政府可以在這些戰略新興產業的研發進行政策扶持，並加大對這些產業PCT的針對性補貼：
從上圖可以發現：材料技術行業，計算機與通訊技術、電子技術行業和生物技術行業是目前戰略新興行業中我國從海外技術引進難度最大的三個行業，也是我國需要加大研發投入和PCT針對性財政補貼的行業。
4.2 在貨物貿易出口基礎之上打造服務貿易出口大國
據統計，貨物貿易每產生100億營業額，有25%左右的增加值，而服務貿易每產生100億營業額，有70%左右的增加值。中國在進入WTO之後，其商品進出口貿易出現了大幅度的增長，且同時維持較高的貿易順差，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勁的動力。
然而，與此同時，我國服務進出口的貿易逆差持續擴大：
如上圖所示：在2010年以來，我國服務貿易逆差呈現出加速擴大的趨勢，截止2018年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為-2582億美元，按照70%的附加值來計算，則意味著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為海外其他國家貢獻了1807億美元的增加值。
與此同時，在2018年我國商品服務貿易順差為3518億美元，按照25%的增加值，意味著我國商品服務貿易從海外其他國家獲取879.5億美元的增加值。
根據上表可以發現：在2018年雖然我國商品貿易順差金額大於服務貿易逆差金額，但是由於商品與服務的增加值有較大差異，實際上2018年我國商品與服務整體增加值為負數。
實際上服務貿易並非單獨存在的，服務貿易的發生通常與商品貿易相伴相隨，例如國際運輸、國際保險和再保險、國際谘詢服務、國際租賃等，這些服務貿易都是開展國際商品貿易的的必須品。根據1988年蒙特利爾會議，服務貿易必須要具備四個條件：服務和支付的跨境流動、交易的不連續性、有限的服務時間和目的具體性，然而我國目前尚不具備資金自由跨境流動的體系，這導致在我國的國際商品貿易進出口中需要的服務貿易只能外包給海外其他國家或地區。因此，我國可以選擇在自貿區，打通服務和支付的跨境流動，並依托我們每年據年的商品進出口貿易來拓展我們服務貿易的產值。根據2019年的服務貿易數據，假設在未來我國服務貿易實現收支平衡，則可以帶來1807億美元的增加值，換算成商品貿易為7228億美元，是2018年我國貿易順差的兩倍。
4.3 控制房價橫盤，釋放國內居民消費需求
2000年以來，中國融入全球產業鏈中並成為全球價值鏈中的重要一環，下圖是WTO根據供應端編制的全球價值鏈（GVC）關係圖：
通過上圖可以發現：從2000年到2017年，中國逐漸成為全球三大供應鏈中心，並且作為另外兩個中心德國和美國之間的重要連接點。
然而中國在需求端的位置卻與中國的經濟地位和全球三大供應鏈中心不符，下圖是WTO根據消費需求編制的全球價值鏈關係圖：
通過上圖發現：從2000年到2017年，中國的消費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並沒有顯著的變化。
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消費地位遠遠不及其在生產端的地位，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居民的收入都流向了房地行業，而非流入實體消費品行業：
通過上圖可以發現：我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在大部分時間都遠遠低於個人住房貸款餘額的同比增速，這意味著居民買房加杠杆的速度遠遠超過自身收入水準的增長，房地產資金對中國居民的消費形成了擠出效應。
橫向對比來看，與中國臨近的發達國家或地區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的消費率如下圖所示：
通過上圖可以發現：與中國台灣、韓國、日本相比，中國大陸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間的消費率較低，只有37%左右。
因此，如何引導資金從房地產市場流入消費品市場是促進我國內需，進而將我國打造成為全球需求端的中心是當務之急。
然而，引導資金從房地產市場流出需要謹慎對待，一方面來看，目前我國各地政府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較高，下圖是我國2001年以來土地出讓金佔財政比例的走勢圖：
通過上圖可以發現：2001年以來我國各地政府土地出讓金佔財政比例一直處於較高位置，截止2019年年底我國各地政府土地出讓金佔財政比例為41.8%，表明地方政府財政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度較高。
另外一方面，據央行統計，我國居民75%的資產都在房地產上，這就決定了一旦房地產出現暴跌現象時，無論是地方財政收入還是居民資產都會大幅度縮水，這將對我國經濟和居民收入構成巨大威脅。因此，在擠壓房地產泡沫的同時，必須保證房地產價格的橫盤震蕩，不能允許房地產價格繼續暴漲以吸引更多資金流入，也不能允許房地產價格暴跌對地方政府收入和居民資產構成威脅，在這種橫盤震蕩的背景下引導資金流入消費品領域。
五、結論
綜上所述，雖然整體來看世界全球化狀態還沒有達到最優狀態，無論是中國還是大部分一帶一路國家繼續全球化的收益依舊大於成本；但是大部分發達國家已經臨近甚至超越全球化最優狀態，另外在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平衡疊加疲軟經濟的背景下，歐美民粹主義政黨獲得了選票並通過發起貿易戰來轉移內部矛盾。
總的來說，沒有中國的世界和沒有世界的中國都是不理性的，中國的經濟結構僅僅依靠內循環難以持續繁榮，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中國為了保持經濟繼續快速發展並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以下幾個層面發力：
首先，對外作為區域一體化的領導者和推動者，重點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向一帶一路國家輸出資本、基建和產能。通過相對的技術優勢、制度優勢、資源優勢、人才優勢去賺不發達國家的錢，也幫助不發達國家獲得發展。
其次，對內保持房地產價格的橫盤震蕩，引導資金流向消費品領域，將我國打造成為世界第三個需求中心。
第三，通過教育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提升創新的經濟原動力和研究方向的自由度；加快研發投入比例並對計算機、生物技術、材料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針對性財政補貼和PCT獎勵，同時壓縮某些非戰略性、差距較大的尖端科技投入，實現中國高端產業的彎道超車。
最後，繼續擴大制度紅利，通過深化改革，重點推動市場元素的市場化配置，市場主體的市場化功能，政府運行機制的服務化改進，在市場管理上加大監管，在產權保護方面完善法律救濟功能，尤其要克服“體制性利益集團”對深化改革的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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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紹：原中信銀行行長)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