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重點：
這是一家規模不大的三級綜合醫院。
在武漢早期確定的三家新冠肺炎定點醫院中，武漢漢口醫院是唯一一家不具備傳染病隔離硬體設施的醫院。
沒有“三區兩通道”，醫務人員最多在實施手術和特定操作時戴上醫用外科口罩，防護級別更高的N95口罩更不在考慮範圍內。
預先儲備並啟用防護物資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家醫院的醫護感染。
武漢疫情風險降低後，漢口醫院全院確診或疑似感染的醫務人員相對較少，沒有人因此死亡；前來支援的近270名廣東醫護人員零感染。
1月初，當人們還並不知道這是一種“人傳人”的疫病，隻稱這種病為“不明原因肺炎”時，院長陸家韜已經安排醫院自費購買了6萬個醫用外科口罩，3萬個N95口罩、上萬套防護服和其他若乾防護物資，要求全院員工戴口罩上班。
陸家韜坦言，儘管預先提高了防護級別，他還是沒料到疫情會如此猛烈和持久。1月底，病人數量猛增，醫療資源急速飽和。那段時間他近乎崩潰，只能依賴服藥入睡。事實上，醫院的每一名醫務人員都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奇怪的肺炎
尚未確定不明原因肺炎“人傳人”時，漢口醫院的部分醫生已有所警覺。
最早的消息來自去年12月30日晚武漢市衛健委緊急召開的會議。會上，漢口醫院醫務部主任呂清泉得知，近期市內有幾家醫院收治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發熱病人”，都與華南海鮮市場密切相關。
武漢市衛健委要求各醫院加強排查上報，做好發熱門診預檢分診，對肺炎病人應收盡收、提高警惕。會議一直開到12月31日凌晨。
“不明原因”幾個字讓院長陸家韜下意識想到“非典”，那年他在武漢另一家醫院負責籌建發熱門診。
會議結束當天，陸家韜便組織呼吸科、ICU等重點科室成員開會，要求佩戴外科口罩，隔天要求全院所有科室執行。正在公休的呼吸科主任蔡志芳也被醫院通知緊急返回。得知“不明原因肺炎”後，她首先考慮可能有傳染性，只是沒有充分證據。
1月1日，華南海鮮市場休市整治。第二天，漢口醫院接上級通知，成為繼金銀潭醫院和肺科醫院之後第三家定點救治“不明原因肺炎”的醫療機構，重啟此前因整修暫停使用的發熱門診。
不同的是，另外兩家定點醫院都是傳染病專科醫院，而漢口醫院是一家規模尚小的三級綜合性醫院，前身為鐵路企業醫院。陸家韜認為，醫院之所以被選中，可能因為離華南海鮮市場僅約4公里，空床位也比較多。
1月初，醫院的疑似病例並不多，除了外來接收的一個病人，呼吸內科病區還排查出7個類似病例，醫院設備科考慮要節約經費曾反對大量購買防護物資。
陸家韜不放心，堅持購買6萬個外科口罩，3萬個N95口罩，上萬套防護服，以及若乾護目鏡和面屏。
對於漢口醫院的醫務人員來說，以前最多在實施手術和特定操作時戴上醫用外科口罩，防護級別更高的N95口罩幾乎從來沒用過。“但我覺得還是要進（防護物資），擔心其他醫院之後也會用，就買不到了。”陸家韜說。
幾天后，呼吸內科疑似病例數量不斷增長。蔡志芳回憶，部分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病人甚至比隔離病區的病人“還重些”。一名低血糖病人收入內分泌科後，同樣被發現疑似不明原因肺炎症狀，且與華南海鮮市場無密切關係。
這類病人在當時無法被當作疑似傳染病收入隔離病區，只能進入普通呼吸科病區。因為依據武漢市衛健委1月4日下發給各醫院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標準》，除臨床表現之外，必須具備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呂清泉說，這令醫院的上報一度存在困惑、隔離缺乏依據。
然而無論標準如何，醫護人員的心裡總繃著一根弦：在普通呼吸病區，他們也盡量將“不符條件”的病毒性肺炎與其他普通呼吸道疾病（如慢阻肺、哮喘等）病人分別收入不同房間。
蔡志芳稱，無論在哪個病區，只要確定為病毒感染性肺炎，醫護人員都采取了抗病毒治療和必要的呼吸支持。
奇怪的是，所有類似症狀的病毒性肺炎“總是好不了”。普通病毒性肺炎大概一周就能康復出院，此時，相似的治療方法卻遲遲不見效。蔡志芳曾向當地三甲醫院的呼吸科專家求助，也無法得到理想答案。她隻記得，專家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你們自己要做好防護”。事實上，除隔離病區之外，絕大多數科室仍在正常運轉，更多醫護隻戴著外科口罩。
1月14日，醫院接上級通知，為擴大收治能力，將心內科整體搬遷至其他科室。15日，醫院首次收治了一位年輕重症患者，吸氧時血氧飽和度僅為60%，搶救時醫生有意識地單開了一間病房。
醫護感染了
醫院在1月17日出現首名院內醫生感染，是一名呼吸內科醫生。幾天后，又有幾名醫護出現發熱，隨後均被確診。
李青林是其中一位，他一直在呼吸病區工作。1月上旬病人數量逐漸增多時，李青林自行戴上了N95口罩，他認為自己是在中旬近距離為一名重病人治療時，被對方咳嗽時噴出的病毒感染的。
陸家韜此時真正意識到新冠肺炎是人傳人的。而呼吸病區當時設置的“三區兩通道”（注：為隔離傳染病人與易感者劃分的特殊區域和通道）形同虛設：隻用屏風阻隔，病人可以隨時進出醫生辦公室。他立即要求重做。
急診科主任胡紅平擔心N95口罩數量不夠、價格又貴，當時不捨得戴，被院感主任巡查時發現才“忍痛”戴上。他慶幸自己沒有被感染，畢竟急診時常也會接觸發熱病人。
根據1月16日國家首次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確診病例需要進行病毒全基因組測序。但確診在當時很難，更像是一種摸索。
疫情早期，流行病學史和病原學檢測結果是醫院隔離患者和上報病例的重要依據。
一名醫生講述了某發熱患者被收治的過程：由於“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令他被數家非定點醫院拒絕收治，為了能順利入院，他向漢口醫院隱瞞了流行病學史，醫生只能按照當時的標準將他收入普通病區。不久後此人被確診，轉入隔離病區。
隨著之後《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的不斷改版完善，只要符合有關臨床表現便可考慮為“疑似病例”。在此基礎上，若再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徵，可判斷為臨床診斷病例，通報時納入確診病例。
“2019年年底還是流感高發季節，有很多人感染其他病毒後也會發熱。”呂清泉稱，在1月下旬逐步穩定使用試劑盒檢測之前，醫生判斷的依據只有臨床表現、實驗室血象學檢查、胸部影像學，以及呼吸道感染病原體十項檢測排查（注：檢測是否被其他已知病原體感染）。1月中旬，醫生開始有意識地總結影像學的共同特徵，並嘗試加以區分。在他印象裡，曾有一對夫妻就因此從呼吸病區轉到了隔離病區。
1月中旬後，重症病人開始明顯增多。呂清泉介紹，有人三天肺部就從正常變為“全白”。1月18日前後，醫院發熱門診量翻倍，內分泌科停診，全科人員支援救治。隔離病區從兩個擴展到四個，三四天后就增加到七個。
“那時已經非常確定很明顯就是傳染病，比宣傳的傳染性還要強一些。”內分泌科主任胡淑芳說。
有進就要有出，但確診難的另一面是出院標準的不確定。多名醫生表示，在無法順暢檢測核酸之前，甚至“幾天不發熱、肺部在吸收就可以出院”，即使是院外專家隊，當時也有類似的不成文標準。
呂清泉大約從1月19日起每天不得不進入發熱門診協調“床位難”、“治療效果不到位”等問題。
至暗一周
門診主任黃邱敏回憶，自1月21日起，醫院開始湧入大量的發熱病人。有病人專門從遠郊趕來看病，很多人甚至沒有症狀——他們接觸過發熱或咳嗽患者，希望在醫院得到排查。
就在前一天，武漢市衛健委首次公布了9家定點救治醫療機構：包括漢口醫院在內的早期三家醫院維持不變，遠城區又新增六家。漢口醫院接到通知，全院整體轉向，從此隻收治新冠肺炎病人。有關記錄顯示，醫院4小時內轉運疏散了所有在院患者，當天停止所有專家門診，門診樓整體改造，設置出10個發熱門診。
20日晚，發熱門診大約看了400多個病人，第二天、第三天的數字就上升到1500和1700，門診大廳裡擠滿了人。點滴架不夠，醫院臨時在大廳座位上焊了幾十根鐵管作為替代。
所有人先測體溫和血氧飽和度，如果沒有發現異常，醫院就勸說他們回家觀察；如果出現症狀，再做血常規、影像學檢查。
但這件平時看似容易的事此時卻變得無比棘手。黃邱敏說，由於病人太多，檢查排隊時間長，再加上身體不適，很多人開始發牢騷、投訴醫院。
醫療資源遭遇擠兌，即便被診斷為確診或疑似病例，病人也很難分到病床。負責門診救治的胡紅平介紹，1月21日曾轉來一批非定點醫院的新冠肺炎病人，呼吸科其中一層樓的70多張病床一下就被填滿了。病人收不進病房，發熱門診擠成了“堰塞湖”。搶救室內，沒有床位的病人沿著牆邊坐了整整一圈，搶救室外的走廊上，病人們歪在自帶的躺椅和簡易床上。
病人太多，氧氣很快不夠用。醫院的中央供氧系統出現壓力不足，能用上氧氣罐的病人被稱作“幸運兒”，氧氣表和氧氣包幾乎被瞬時領空，血氧飽和度降至80%的病人都排不上吸氧。
呂清泉的電話號碼不知何時被人公開，每天不斷有人打電話“要床位”。他感到最難受的一次，家屬的態度並不激烈，甚至對他的指點表示感謝，但第二天還是繼續打。他在門診大廳維持秩序時，有人哀求他不願在門診死，要死也要死在病房裡；有人看到隊伍太長，想放棄自己，同意把床位讓給可能更有希望的後來者。
“各種各樣的心理，那時覺得，醫生太渺小了，力量很弱，但每一個人的苦難又都是天大的事情。我做不到，他們的苦就會轉到我的身上。”呂清泉說。
1月23日上午10時，武漢全市封城，公共交通全部暫停運營。胡淑芳記得，有幾個病人符合出院條件，但因為沒車回家只能繼續留在醫院。
她負責的呼吸病區有約70個病人，只有8個醫生和16個護士管理，還要倒班休息。醫護人員普遍體力透支，有護士下班，剛開始脫防護服就昏倒在地。
全院轉向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當天，保安、保潔甚至部分食堂工作人員突然不來上班了。醫護人員下班後，不得不自己拎著醫療垃圾下樓，電工也臨危受命變成了廚師。
負責給醫護排班的呂清泉尤其擔心再有人倒下，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會發生什麽。他曾看過一個本子，記錄了所有檢查過CT和血常規的醫護名字：“好多好多名字，但沒有人跟我請過假。”
肌肉酸疼、喉嚨發乾的時候，呂清泉就趕緊喝連花清瘟。他後來認為發現了規律：感染者幾乎都是在熬夜最狠、免疫力最差的階段開始發病。
胡紅平形容這是一場“遭遇戰”：“你不知道敵人有多凶殘，反正既然來了你就上，你就乾。”
萬幸的是，醫院從未出現“防護裸奔”的窘境。即便在疫情最嚴峻時，國家調撥的防護物資曾一度無法滿足漢口醫院迅速增長的需求，醫院的早期庫存還能及時彌補缺口。
解決氧氣和院感
1月24日（除夕）和28日（大年初四），根據國家衛健委的統一部署，廣東省先後派出兩批援鄂醫療隊，其中近270名醫護人員接管了漢口醫院危重症患者最多的兩個病區。
他們到了醫院後發現，醫院的中心供氧系統已經近乎崩潰。
廣東一隊醫療組組長、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陳愛蘭介紹1月底、2月初的情形時稱，中心供氧系統容量有限，當病人們同時開動吸氧，呼吸機根本無法使用，危重症吸不到足量氧氣，這部分人佔患者總數的10%-15%。
例如，危重症患者的吸氧濃度需達到10L/分，但中心供氧系統只能提供2-4L/分。系統的設計考慮是30%的病人有吸氧需求，而在“戰時狀態”，全院需要吸氧的患者比例高達80%，更不用說患者總數也比平時多——醫院原有床位近390張，加床後實際收治患者420-430人。
漢口醫院的供氧工人回憶，用氧高峰時，中央供氧系統設置的壓力值已經逼近國家規定的極限峰值，如果繼續增壓，可能出現爆炸風險。
氧氣罐的供氧濃度倒是可以達標，不過早期供應量不夠。對於危重症患者來說，平均2小時就要更換一瓶氧氣罐。從樓下將上百斤重的氧氣罐搬進病房，至少耗時15分鐘，更換期間的氧氣濃度也難以保證。
廣東醫療隊甚至想辦法采取兩路、甚至三路同時供氧的方法，先後緊急調配了百餘台製氧機和若乾儲氧面罩，盡量保證危重症的需求。
一名66歲患者的家屬稱，老人1月23日入院後吸氧量不夠，血氧飽和度頂多達到80%，由於呼吸急促，一步路都走不動，去世前也沒能下樓複查CT。
另一大難題在於院感防控、避免交叉感染。院長陸家韜坦言，作為一家三級綜合醫院，臨時改造為傳染病醫院的最大困難，在於建立並嚴格執行“三區兩通道”。改造前，病人和家屬甚至可以直接走進他的辦公室詢問床位，他覺得“病毒到處都是”。
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感染控制辦公室主任陳祖輝剛來時就發現，醫院的汙染區、緩衝區和清潔區改造並不規範：不同區域之間的隔斷門與兩側牆壁接合處密封不嚴，他形容“站在清潔區可以感受到病區裡的穿堂風”；由於人手不足，緩衝區的醫療垃圾無法得到及時分裝和轉運，溢出的垃圾佔據了半個房間；緩衝區沒有照明燈，醫護人員只能靠透進房間的餘光脫掉被汙染的防護設備；病區的空氣和地面環境難以做到定期清潔和消毒等等。
於是陳祖輝和幾位廣東感控專家親自指導重建。但當修到最靠近病區的一扇門時，工人曾因害怕感染而罷工。他們再三確保安全防護，反覆溝通了幾天才勸回工人。
流程尚未規範時，陳祖輝等人還要負責分揀清理溢出的醫療垃圾——這是可能觸碰院感紅線的工作，但沒人比他們更有經驗。回憶起這段經歷，從事十年感控工作的陳祖輝戲稱自己是“包工頭”和“搬運工”。
2月初，分區改造順利完成。大約十天的培訓和實際操作後，醫護人員逐漸適應了院感防控工作，各項操作有序開展。
截至3月21日，漢口本院感染新冠肺炎（含確診、臨床診斷、疑似病例）的人數較少，且多於分區重建前感染，無人死亡。廣東醫療隊零感染。
重新成為普通醫生
隨著疫情逐步好轉，為了盡快滿足其他患者的就醫需求，根據武漢市要求，漢口醫院3月20日恢復正常醫療秩序，各項專科陸續開診。
醫院數據顯示，疫情期間，門診診療量達15649人次，收治患者1277人，其中危重症患者501人。副院長王瓊婭介紹，截至3月下旬，漢口醫院感染醫護人員全部出院，大部分人已度過隔離期，並重返了工作崗位。
呂清泉終於可以放下手機，安安靜靜地吃一頓飯了。兩個多月來，他瘦了16斤，最忙的時候，五天四夜隻睡了兩個小時。
但他依然擔心疫情反彈。正常開診後，就診病人均需測量體溫和出示健康碼，如需住院，不僅要經過嚴格檢測，還要在緩衝病房接受觀察，“確保完全排除新冠肺炎”。令人頭疼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等，也沒有百分之百的排除法。
陸家韜曾因焦慮無法入睡，服用了一個多月的藥物，如今終於停藥了。不過他對醫院的防護要求仍未松懈：對於密切接觸發熱病人、呼吸系統疾病的科室，繼續要求全天佩戴N95口罩，其他科室及機關部門人員則佩戴醫用外科口罩。
感染新冠肺炎後的治療和康復時間相對較長。最早感染的李青林，病情曾反覆加重，經過一個月的治療才平穩。出院後康復近一個月，還會時常感覺胸口不適。
胡淑芳也是重症，近半個月的治療後，她的血氧飽和度和體溫才得到較好的控制。醫院恢復正常後的第一天，她就準時開放了專家門診，從臨時呼吸二病區主任重新成為內分泌科主任。
她說，中國醫生最能吃苦，最不怕累，她只是在做自己該做的工作。
（澎湃新聞記者廖豔、湯琪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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