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任正非開始了他的商業人生，那年他43歲。在公司“開業之初”，任正非給員工和自己畫下了一張大餅：華為要成為世界級的電信製造企業。
30年後的今天，任正非實現了這一“諾言”。
根據IHS Markit發布的全球電信設備市場數據，2017年全球電信設備市場規模為372億美元，較2016年明顯下滑，華為卻在份額上逆勢增長，以28%的市場份額超過愛立信（27%），諾基亞（23%）、中興（13%）和三星（3%）尾隨其後。
靠著點滴積累，華為變成了全球通信市場上的“蘋果”，從份額和利潤上拋離了對手。
在5月21日的中國媒體溝通會上，任正非對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記者表示：“華為這三十年都對著同一個‘城牆口’衝鋒，幾十人、幾百人對著這個‘城牆口’，幾萬人、十幾萬人還是攻這個‘城牆口’，每年200億美元的研發，全世界沒有一個上市公司敢像華為這樣對同一個‘城牆口’投入這麽多的炮擊量。”
就是這樣一項在華為看來聚焦在小小“針尖”上的業務，卻在這幾年成為了科技、資本甚至是貿易中熱議的詞匯，甚至被解讀為可以扭轉創新跑道或者產生安全威脅的“武器”，而中國的通信企業無疑也成為了聚光燈下的“被觀察者”。
任正非說，在今年年初時，他判斷（美國封鎖）這個事情可能是在兩年以後發生，因為總要等美國和華為的官司法庭判決以後，美國才會實施打擊，兩年時間足夠準備。但由於孟晚舟被捕，就把“導火索”時間推前了。
“美國就是為了爭奪戰略高地，爭奪不到，所以使用行政手段，所以華為更不會放棄主戰部門。”任正非說。
75歲的任正非此前笑稱自己被逼成了“網紅”，隔一段時間就要見媒體，但作為華為“教父級”人物，也許在這個時候，只有他才能讓外界信服，即便華為已經像彈痕累累的轟炸機，但依然在前行。
在21日的媒體採訪上，任正非對現場記者說，所有一切失去了、不能失去的是“人”，人的素質、人的技能、人的信心很重要。
任正非說道：“在人工智能的科學家中，有50%左右是華人，如果他們受到排擠，擁抱他們進入中國，他們就會在底層平台上創新，給我們提供一個基礎。我認為，如果能夠真真實實把優秀人才引進來，對我們改革是好的。”
“一邊飛一邊修飛機”
4月12日，華為的CNBG（運營商業務部門）舉行了誓師大會，在大會現場，任正非做了題為《極端困難的外部條件，會把我們逼向世界第一》的講話。他表示，“CNBG未來十年會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打一場混戰。”
彼時，華為正處於美國政府發起的“安全”質疑漩渦中。
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在一場採訪中表示：“作為5G技術的領導者，我們沒有機會為美國消費者提供5G的解決方案和服務，這表明美國市場是一個沒有充分競爭的市場，仍然在阻礙著領先企業參與該市場。現在，我不確定他們能否真正實現成為5G時代全球第一的目標。阻止華為進入5G市場意味著競爭的減少，這可能導致消費者支付更高的話費，而電信公司不得不增加支出。”
在當時的誓師大會現場，背景圖為一架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打得像篩子一樣、渾身彈痕累累的伊爾2轟炸機，仍然在天上堅持飛行。伊爾2原本是作為單座的戰鬥轟炸機，但因為發動機功率不足，令本機飛行性能不足跟德國Bf 109格鬥戰。後來加裝了機槍手的後座位和重機槍自衛，並強化了裝甲並集中攻擊地面目標，才成為當時最成功的攻擊機。
這架穿過槍林彈雨頑強飛行的伊爾2形象地體現華為CNBG現在的處境。
溝通會上任正非說，“我們現在的情況就是一邊飛一邊修飛機，爭取能夠飛回來。”
共同為人類服務
5月17日凌晨，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正式把華為列入“實體名單”。隨後作為華為旗下的芯片公司，海思半導體總裁何庭波在一封致員工的內部信中稱，華為多年前已經做出過極限生存的假設，海思將啟用“備胎”計劃，兌現為公司對於客戶持續服務的承諾，以確保公司大部分產品的戰略安全。
隨後，有關華為的“備胎”計劃被外界熱議，有人質疑“如果備胎好用，何必等到胎破了再用？”任正非對此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他說，如果都用“備胎”，就是體現了大家所說的“自主創新”，自主創新最主要目的是想做孤家寡人，華為想朋友遍天下。
任正非說，他同意鼓勵自主創新，但是要把定義講清楚，自主創新如果是一種精神，他支持；如果是一種行動，他就反對。
“相同的東西，你自己做出來了也不能用，也要給人家原創交錢，這是法律，誰先申請歸誰。其實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也有很多原創科學家，但是現在都是毛毛糙糙、泡沫化的學風，這種學風怎麽能奠定我們國家的基礎科研競爭力呢？所以，還是要改造學風。”任正非表示，海思也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的創新，不是每個人都會碰到華為這樣的極端情況，多數人不必要走這種道路，應該借助人類文明前進。
“我們希望美國公司繼續能給我們供貨，我們共同為人類服務。在早期，我們還把芯片這方面的開發心得告訴對方，甚至研究成果，我們自己不生產，交給對方生產，要不然全世界的供應商怎麽對我們那麽好。”任正非說。
強攻前沿技術
對於技術“無人區”的探索，華為的投入更不吝嗇。
此前，任正非對記者介紹，華為自己在編的15000多名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和專家是把金錢變成知識，還有60000多應用型人才是開發產品，把知識變成金錢。華為對科學家的希望給予適當的支持。
而在華為的戰略研究院中，與大學的合作將變得常態化。
華為戰略研究院院長徐文偉則對記者表示，華為會投入一定的資金來支持全球範圍內的大學和科研機構來進行相關技術的研究，每年將會在這些合作上投入3億美元，其中又有1億美元專門用於前沿技術的探索，采取“支持大學研究、自建實驗室、多路徑技術投資”等多種方式實現創新的落地。
“我們沒有人，只有錢。”他說，通過戰略研究院，華為所推動的是開放式的創新和包容式發展，除了華為自身的人員之外，更多地是要依靠行業內的專家顧問，他們能夠提供的是前沿技術方向的問題，而華為則會提供行業場景和經驗，使得雙方能夠有機結合，創新成果最終也會為全社會所用。
而在探索的方向上，徐文偉表示華為有自己的“地圖”，覆蓋“從信息的產生、存儲、計算、傳送、呈現，一直到信息的消費”的全鏈條。比如顯示領域的光場顯示，計算領域的類腦計算、DNA存儲、光計算、傳送領域的可見光等，基礎材料和基礎工藝領域的超材料、原子製造等。
以光計算為例，華為表示，異構計算是突破摩爾定理的路徑之一，而利用光的模擬特性可以實現數據處理中的複雜邏輯運算。“比如，在人工智能領域，計算量的80%是矩陣變換、最優求解等，這些運算用CPU做，效率非常低，如果用光計算，性能會提升百倍，因為光本身的衍射、散射、干涉等天然特性，就是具備這樣數學特性，光計算省去大規模的數模轉換的過程，在這些特定的領域有著天然優勢。試想一下，隨著計算量向AI等轉移，80%的計算量可能更加合適用新的計算架構，效率百倍地提升，那麽，摩爾定律的困境，就會很大程度上被克服。”徐文偉說。
“國內一些年輕一代的科學家非常厲害，中國應該成為全球科研創新的一極。”徐文偉對記者表示，今天的我們需要理論的突破，需要新的基礎技術的發明，華為將繼續去探索未知的新世界，既然處於迷航中，那就開始領航。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