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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女人》:“殺老公”看似反叛,實則在維護傳統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

(CBS)

出品的電視劇《致命女人》,可以說是近期無法回避的一部熱門電視劇,其英文片名是“why women kill”,因為故事涉及殺死“出軌”的丈夫,這部劇從一開播就一直在話題榜的前列,並被網友稱為“爽劇”。

圍繞女性在婚姻情感家庭的遭遇的故事總是張力十足,在1960年代的故事中,女主角貝絲·安需要處理的是丈夫和年輕的女服務生出軌了,應該如何挽救婚姻;而在1980年代的故事中,女主角西蒙娜則要面對結婚十年的丈夫其實是同性戀的事實,她在生氣之餘與鄰居家的18歲少年偷情直至公開;到了2019年,女律師泰勒則要面臨更複雜的問題,她是雙性戀,且是家庭中收入高的一方,可是在一段開放性關係中,她應該如何平衡丈夫和自己的女性情人之間的微妙關係。

當然,觀看完全劇,故事的走向也並非如我們一開始所以為的那樣,事實上,只有1960年代的故事中,貝絲·安設計殺死了自己的丈夫。《致命女人》一直被閱聽人當作一部女性主義作品,但它的反叛色彩真的有那麽強嗎?本文的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撰文 | 余雅琴

《致命女人》的本質

依然在維護傳統家庭合法性

《致命女人》一直被當做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女性主義作品來看待,甚至被一些聲音批評是“厭男症”作品。其實,如若仔細考察其中的情節設置,我們會發現這部看似先鋒和激進的作品依然沒有跳脫出傳統意義上對異性戀婚姻的想象和維護,更談不上對男性主體的抵抗。

《致命女人》的女主角們在發生婚姻危機後都是想要維護婚姻的,貝絲·安使用各種謊言欺騙丈夫,無非希望他能回歸家庭,直到發現丈夫真正的嘴臉才選擇了殺戮;西蒙娜儘管一開始提出了離婚,可是很快為了維護所謂上流生活的體面選擇了“各玩各的”這樣折中的方案;泰勒看似前衛,是主導開放式婚姻的那個,但是她只是借助情人潔德舒緩自己的壓力,而面對丈夫的各種不負責任甚至是欺騙和吸毒,都選擇了無條件的接納和原諒。

甚至,這部劇中女性的地位和主體意識看似隨著時間的推移獲得了提升,但女性對家庭和丈夫的依賴卻似乎更深了。如果說貝絲·安用盡辦法挽回丈夫是因為自己是家庭主婦,獨自生活的能力不足,那作為名媛的西蒙娜和事業成功的泰勒本都可以離開背叛自己的丈夫過上更“省心”的生活。但是前者因為所謂輿論壓力和所謂對丈夫的情感選擇了停留在一段一開始就是謊言的婚姻中,後者則僅僅因為對丈夫莫名的愛一再沒有原則的退讓。這根本不是“厭男”,本質上還是對以男性為主導的傳統婚姻的變體維護。

《致命女人》中貝絲·安一家。

當然,《致命女人》這樣的設定從藝術創作上來說並無不妥,電視劇作為一種相對通俗的大眾文化產品,本質上需要更多觀眾的支持和喜愛。只是從電視劇開始的立意上講,我們期待這部作品能跳脫出某些既定的窠臼,儘管在宣傳上《致命女人》以“女性力量”為一個賣點,但是看完這一季,還是不禁讓人感到失望。

電視劇所塑造的形式多樣的婚姻之所以面臨危機,都是因為傳統的一夫一妻製受到了挑戰,只要維持對彼此的忠貞,婚姻的神聖性是不容質疑的。因此,“為什麽女人要殺人”,這部劇不論用了多麽花哨的剪輯和多麽出格的故事,本質還是因為要維護婚姻的合法性。貝絲·安之所以借鄰居“家暴男”之手槍殺了自己的丈夫,是因為她的丈夫徹底對婚姻的神聖和合法性提出了挑戰;而西蒙娜雖然是一個一直被蒙蔽的“同妻”,她的丈夫在形式上還是盡到了義務和責任,可是由於這對夫妻背叛了所謂“忠誠”的約定,還是受到了懲罰

(丈夫卡爾最終因為艾滋病去世)

;而泰勒的家庭之所以出現那麽大的危機,則是她的過錯,如果她沒有將危險分子潔德帶回家,似乎一切都不會發生。因此我們看見在電視劇的結尾處,泰勒對丈夫伊萊說打算放棄開放式的婚姻,過起相親相愛的夫妻生活,電視劇進入了最終的大團圓結局。這對生活在2019年的夫妻也是全片中唯一得以繼續攜手相伴的一對——因為他們最終選擇了維護傳統婚姻應該有的樣貌,而不是超越和挑戰它。

《致命女人》泰勒一家。

電視劇儘管試圖將在同一個豪宅發生的不同時代不同女性的故事剪輯在一起產生一種女性命運共同體的觀感,但是最終卻給人一種女性依然是孤獨的個體,而男性才可能結成同盟的錯覺。在這部劇中,女性之間的關係不是互相競爭拆台,就是雖然暫時可以結成某種親密的關係,但是背地裡都有一些內心的罅隙——貝絲·安和丈夫情人的友誼建立在謊言和利用之上;西蒙娜和奧納米的閨蜜感情則根本上就充滿了嫉妒,泰勒和潔德的關係本質上也沒有任何愛可言,更多的是互相利用。至於男性角色,儘管戲份不多,可是似乎都有一種對彼此真正的“理解”和支持——貝絲·安的男鄰居都替她丈夫隱瞞出軌的事實,卡爾和男友赫克托有著真摯的同性愛,伊萊的經紀人也一直對其不離不棄。

《致命女人》中西蒙娜一家。

這三位女性都生活優渥,她們無需花費太多精力處理生計問題,幾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在了如何處理丈夫惹下的各種麻煩。電影沒有展現她們人生中的其他太多面向,比如各自的世界和愛好都僅僅一帶而過,就連婚姻之外的戀情也幾乎都是作為報復丈夫,甚至是取悅丈夫

(泰勒讓自己的情人,成為了夫妻倆共同的情人)

而存在。

“女性殺夫”

被處理成了討巧的甜膩包裝

“殺夫”作為故事情節的核心並非《致命女人》首創,不少電影和文學作品對此多有描述。《水滸傳》中就塑造了潘金蓮殺夫這樣的經典橋段,當代台灣女作家李昂就曾經創作過一部小說《殺夫》來講述一個被侮辱和損害的女性林市如何走上了殺死丈夫的不歸路,她是在多麽絕望的情況下將殺死丈夫作為自己和世界同歸於盡的方式。

《殺夫》,施叔青、李昂 著,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4年1月版

有趣的是,人們自古就對殺夫這種情節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過去這種行為被看作是大逆不道,而後來殺夫則往往被視為是一種女性最絕望和最徹底的反抗,因此充滿了戲劇性。《致命女人》以三個不同時代的女性如何處理婚姻中由男人引發的危機問題作為故事的主要推動力,而當矛盾積累到最高峰,殺死丈夫或許成了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

該劇的最大看點“女性殺人”事實上被處理成了討巧於廣大觀眾的甜膩包裝。本來,女性為何會走上殺戮的道路是該劇核心的創作切入點。但是如果沒有十足的合理性,就很容易將女性放置在一個被抨擊和質疑的立場上。前文提及的《殺夫》這部小說,李昂是將女主角放在一個不得不殺死丈夫的地步來進行描寫的,女主角雖然愚昧,可是她依然保持著一種旺盛的生命意志,努力地向命運的不公抗爭,遭遇了無數非人的待遇之後爆發出了驚人的力量走上了某種“悲壯”反抗的道路。

而《致命女人》的女主角們到了結尾處的“殺戮”就有些為了將故事講圓的刻意了,貝絲·安本來有機會離開丈夫建立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殺人解決問題;西蒙娜也可以離婚和年輕男友暢遊巴黎,而不是在卡爾想要自殺的時候選擇自己替其解決;泰勒更是完全有理由直接放棄婚姻而不是為了保護丈夫殺死自己曾經喜歡的潔德。女人為何而殺人?如果說女性的殺戮沒有一種革命性的意義,那麽作品中的殺人橋段可能僅僅是為了營造一種調動觀眾荷爾蒙的快感機制。該劇最後將殺人的理由假“愛”之名,看似感人至深,其實還是消解了女性想要走出相對狹小的情愛生活而追求更廣闊天地的可能性。

《致命女人》劇照。

《致命女人》Vs《時時刻刻》

女性的壓抑不再來自男性的威脅

《致命女人》這個故事讓人很難不聯想到電影《時時刻刻》,電影以伍爾夫小說《達洛衛夫人》為關鍵的情節線索,串聯起20世紀不同時期的三位女性的命運。被一些評論家認為是一部關於20世紀女性的精神史。

《達洛衛夫人》的作者,著名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生活在上世紀20年代的倫敦郊區,遊走在虛構與現實生活邊緣的她,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與被束縛感,內心渴求著死亡;勞拉·布朗

(生活在二戰末期的洛杉磯家庭主婦)

因為看《達洛衛夫人》,引起她不斷追問自己,什麽才是更有意義的生活?日複一日的持家生活同樣讓她萌生自殺的願望;克拉麗薩·沃甘,生活在1990年代的紐約,正過著達洛維夫人一般的生活。她有著自己的同性女友,卻依然深愛著才華橫溢卻因艾滋病難以自理的朋友理查德。

《時時刻刻》海報。

這部電影同樣用時空交錯的方式展現了三個不同時代的女性一天的生活。與《致命女人》以豪宅為連接線索類似,伍爾夫的小說連接了三位女性。值得玩味的是,儘管《致命女人》總被拿來和《時時刻刻》對比,但是兩部作品在精神內核上其實並不完全一致。如果說《致命女人》講述的是女人為何會“殺人”,那麽《時時刻刻》探討的則是女性為何會自殺。

乍看上去《致命女人》的女性主義立場更加決絕,而事實上,《時時刻刻》也許更深刻地描摹了獨立女性的心態。電影把不同時空中的三位身份不盡相同的女性故事拚貼和重組,訴說了女性渴求獨立、又身陷困境的共同矛盾心情。

《時時刻刻》的先進性在於並沒有單純地將女性和男性對立起來,這絕對不是一個好女孩遇到“渣男”才覺醒的故事。相反,電影裡的三位女性的愛人都是寬容善良,甚至願意理解女性的。但是這依然不能改變這些女性內心的孤獨和苦澀,在本質上,這些女性在精神上都無法與她們的男性伴侶和友人真正共鳴。而三位女性在心理上的貫通,卻使她們之間形成一種跨越時空的命運共同體,彼此映照,展現了女性主體的危機。這些女性角色看似孤獨,陷入各自的困境,但這部電影卻將女性的獨特性展現出來,她們的問題絕不是個人的婚戀問題,而是在一個女性找不到位置和失聲的社會中結構性的危機。這點絕對是這部作品比《致命女人》在意識上進步的地方。

《達洛衛夫人》,[英] 弗吉尼亞·伍爾夫 著,孫梁 蘇美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1年5月版

因此,有評論認為:《時時刻刻》出現的一個積極意義在於,我們可以借此重新找回從女性解放主義開始至今走過的歷史,客觀追溯女性主義電影的發展歷程,體驗女性主義的呼聲也從激進回復於冷靜深摯的思考。

在《時時刻刻》中,女性的壓抑不再來自個體男性的威脅,而更多的來自自我的困惑以及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但這也解釋了為何百年來女性不斷爭取人權的自由並獲得成功後還是存在著惘惘的危機,為何到2019年的主流電視劇中還依然是女性個體對抗男性個體的《致命女人》的故事。

當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遭遇無法言說和獲得合理解決的時候,女性的危機很容易被總結為“遇人不淑”,而《時時刻刻》打破了這個刻板印象,以及女性對男性的幻想和依賴。其邏輯是即使有幸在情感中遇到一個好人,女性也依然可能不被理解和看見。

《致命女人》Vs《我愛迪克》

女性對自我的認知,開始於解構意義

無獨有偶,近期出版的一本有趣的小說《我愛迪克》也或多或少涉及《致命女人》所探討的主題,那就是如何面對婚姻中的不忠,以及當代女性如何走出“愛情神話”的泥沼。

《我愛迪克》, [美]克麗絲·克勞斯 著,李同洲 譯,理想國丨上海三聯書店 2019年6月版

故事以一段開放式的婚姻關係遇到的妻子移情他人為開始:我們很容易將作家克麗絲·克勞斯的《我愛迪克》看成是一部自傳小說,小說的主人公與該書的作者同名,同樣從事著拍攝試驗電影的藝術工作。這本書的故事主線也頗有些奇情色彩,足夠令人產生遐想:女藝術家克麗絲,39歲、已婚、事業失敗,有一天瘋狂地愛上了她的丈夫、後現代理論家西爾維爾的同事迪克,並在丈夫的鼓動下,開始給迪克寫長信。

丈夫出於某種隱秘的目的鼓勵妻子和年輕男子約會的故事模式在小說中並不算少見,不論是三島由紀夫的《禁色》還是谷崎潤一郎的《鍵》。如果抱著獵奇的心態來看這本《我愛迪克》則勢必要失望。21世紀的克麗絲不是昭和時代的日本貴族婦女,她並沒有被完全放置在一個欲望的客體位置上,她不斷地在表達自己的需要。

甚至,在這部以“迷戀”為開篇的小說的進展中,主人公克麗絲的主體性越發得到了彰顯。甚至,克麗絲發現她越發把迪克對象化,將他變成了自己的“日記”。而通過不斷地書寫和表達,克麗絲更是理清了長期困惑她的一些問題,她向迪克其實就是向自己提出有沒有可能用第一人稱表達?誰應該有發言權?又是為什麽呢?等一系列問題。

《我愛迪克》是一部充滿了互文的小說,某種程度上說,這部小說既是一部知識分子小說,又是一部反知識分子小說。克麗絲寫給迪克的信中一開始就認識到:“儘管如此,我仍然相信這些信件可以作為一種文化檔案引起讀者的興趣。顯然,它們展現了後現代知識分子最病態的異化。”

將這種沒來由的迷戀使用各種文化手段,引經據典進行剖析和自我分析。讓這本書打開了知識階層自我反思的解讀層面,成為一本寫給知識階層看的,解構了意義的書。

《我愛迪克》核心的故事講的是迷戀的消解,一開始女主角沉溺在一種我們熟悉的“愛情神話”中不可自拔,最終她放下了自己對情愛的迷戀,獲得了一種更深刻的解放。克麗絲對自己的價值進行了重構,她不再滿足於個人情感的體驗和沉浸。她說:“情感就是如此令人恐懼,全世界都不相信可以把感情當成一種學科或形式來研究。親愛的迪克,我想使世界變得比我自己的問題更有趣。因此,我必須要把自身的問題上升到社會的層面。”

由此,回到《致命女人》的命題,我們今天談及女性的“覺醒”,無需也不必再像過去那樣僅僅探討和表現家庭中的女性,今天的女性早就走出了家庭的桎梏,面臨更多更豐富的挑戰。《我愛迪克》的克麗絲的家庭與《致命女人》的泰勒家庭類似,她們都在嘗試一種新型的家庭模式,試圖用開放式婚姻的形式拯救自己危機四伏情感現狀。然而,她們的嘗試都失敗了。只是克麗絲通過反思重構了自己的主體性,問題不是新型的情感模式的問題,而是如何構建自我。泰勒則回歸了更保守的生活方式,但是這是否是有效解決婚姻問題的途徑呢?正如這部美劇的結尾,新搬進豪宅的另一對夫妻在妻子發現丈夫出軌的手機信息後再一次拿槍相對,新的殺戮開始,傳統婚姻的神聖需要用生命來維護,真的必須如此嗎?

作者:余雅琴

編輯:榕小崧 楊司奇

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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