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秉琦：考古學家的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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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對一代學術巨擘蘇秉琦的認知，更多地是停留在他的“滿天星鬥說”和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學說。本文則從其子所著傳記中仔細體會他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學界相傳，蘇秉琦每到一地考察必深入考古隊或博物館的庫房，閉著眼睛摸陶片，如癡如醉。蘇秉琦還把“手感”上升到了方法論的高度：“對於陶器，如果以為僅憑視覺觀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體驗，那就錯了。根據我的實踐體驗，形象思維對於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絕不下於邏輯思維，而手感對於形象思維的作用，絕不是憑視覺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蘇秉琦受鬥雞、羊倌和製陶手藝啟發，通過手感來體驗器物紋路、形象及文化思維，重視直覺等考古方法，在今天看來仍不無啟發。

*文章原刊《讀書》2018年9期，轉載自讀書雜誌（ID：dushu_magazine）。

蘇秉琦（1909-1997），河北高陽人，1934年畢業於北平師范大學歷史系，之後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任副研究員。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考古學主要開創者之一，奠定了考古學發展的理論基礎考古學家。考古學家徐蘋芳稱他為考古界的“尊神”。

蘇秉琦的手感

文 | 張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國家地震局工作的蘇愷之把一幅準備送給外賓的國畫《達摩》帶回家給父親蘇秉琦欣賞。八十年代初，年逾古稀的蘇秉琦已經連續發表了《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和《地層學與器物形態學》兩篇經典論文，正迎來學術生涯的第二個春天。看完畫他對長子隻說了一句話：“達摩面壁了九年啊。”蘇愷之聽了沒當回事，後來才想到，抗戰時期蘇秉琦在雲南黑龍潭摸陶片、讀天書長達七年，對達摩的修行經驗感同身受。

中國的史學大師輩出，做出實質貢獻、對學界影響深遠的社會科學大師則不多見，蘇秉琦（一九〇九至一九九七）是其中的一位。他被譽為“二戰”後中國考古學黃金時代的一代宗師。在他辭世二十多年後，我們對其學術成就已經耳熟能詳，但是對他做出科學發現的過程仍然知之甚少。特別是考慮到他是中國少有的具有方法論自覺的社會科學家，尤其令人遺憾。蘇秉琦比較欣賞《科學研究的藝術》一書，《光明日報》在二十世紀中期連載該書時，他專門按期做剪報給蘇愷之看。貝弗裡奇在書中總結了影響科學家做出發現的要素，認為科學家做出新發現的過程是一種藝術，而不是科學。蘇秉琦的日記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為消災避禍燒掉了，無緣刊布於世。或許這也是造成世人皆知鬥雞台而不知黑龍潭的原因：前者是蘇秉琦學術生涯起步的地方，後者似乎只是年譜中一個可以忽略的地名。可喜的是，蘇愷之在《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一書中披露了蘇秉琦的許多工作細節，特別是在黑龍潭“面壁”的往事，彌補了日記湮滅無聞的遺憾，揭示了造就一代宗師的個人稟賦和時代環境，展現了蘇秉琦通過摸陶片建立區系類型理論的研究藝術。

黑龍潭碑文拓片（拓於1946年）

一九三八年，二十九歲的蘇秉琦隨北平研究院史學所南遷昆明北郊黑龍潭。次年初，陝西出土的發掘材料輾轉運抵黑龍潭。這批材料是蘇秉琦和他的老師徐旭生以及同事們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間在寶雞鬥雞台挖掘先周、先秦等時期百餘座墓葬的收獲。鬥雞台時期的蘇秉琦可以用“入迷”來概括。據家人回憶，一九三七年蘇秉琦從寶雞回北平，睡覺時說的夢話都是野外現場的事情，有兩次他甚至夢中突然坐起，雙手對持像是抱著個東西，喊道：“快看，這裡又有個頭骨。新發現啊！”鬥雞台發掘結束後考古隊曾在西安駐扎一年。蘇秉琦當時的同事說：“從寶雞完工他就立即到西安市裡關起門來整理瓦片，如醉如癡不顧家，新婚的家！”

蘇秉琦在寶雞工作期間收集的鳳翔、岐山、扶風、寶雞、郡縣等地的地理歷史資訊

如醉如癡的蘇秉琦面對運到黑龍潭的五十九件瓦鬲和成千上萬的陶片，該如何下手呢？由於發掘材料之間缺少打破關係，地層學幫不上忙。因此蘇秉琦運用器物類型學方法，從瓦鬲製作角度出發，用字母分型、用數字分式，將瓦鬲的演化依序分成了四類三期，簡潔又有美感，避免了同時代研究者對器物進行繁瑣分類而泛濫無歸的結果。

蘇秉琦曾對蘇愷之說：蒙特留斯提出的器物類型學針對的是青銅扣針、短劍和容器，而我們研究的是陶鬲和陶罐。為此，他不得不學達摩，長年對著這些器物反覆思索，才有了認識上的飛躍。成功對瓦鬲分型分式，源於農村生活對蘇秉琦形象思維的啟發。在鬥雞台，喜歡鬥雞的村民為了提高雞的搏鬥能力，專門培育出了雞冠小、腿粗長、脖子禿的雞。這提醒他器物是按人的需要被製造的；當地的羊倌能辨認出羊群中的每一隻羊並喊出它們的外號，讓他意識到識別陶器的外形和紋路可以像羊倌分辨羊隻那樣細微化。從那以後，注重瓦鬲本身的特性和功能成了蘇秉琦的習慣。到了黑龍潭，他重操舊業，又向老鄉詢問手工製陶的方法，泥製爐子的打製方法，以及打銀器、磨玉器的方法等。有這些鄉土經驗的不斷激發，蘇秉琦知道該如何對瓦鬲“下手”了。

蘇秉琦的陶鬲譜系（來源：《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

“面對這批‘啞’材料，如癡如呆地摸呀摸，不知花費了多少日日夜夜。這使我養成了一個習慣，看到陶片、陶器每每摸來摸去。”對於蘇秉琦來說，真相不僅要看到，更要親手觸摸，手感和視覺印象同等重要。視覺重觀察，手感重體驗。學界相傳，蘇秉琦每到一地考察必深入考古隊或博物館的庫房，閉著眼睛摸陶片，如癡如醉。蘇秉琦還把“手感”上升到了方法論的高度：“對於陶器，如果以為僅憑視覺觀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體驗，那就錯了。根據我的實踐體驗，形象思維對於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絕不下於邏輯思維，而手感對於形象思維的作用，絕不是憑視覺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貝弗裡奇也說：“一個偉大的科學家應該被看作是創造型的藝術家，把他看成是一個僅僅按照邏輯規則和實驗規章辦事的人是非常錯誤的。”

科學史上最著名的形象思維當屬愛因斯坦的“思想實驗”，借由觀察者的運動情境來思考時空關係。當物理學研究無從觀測、無法直觀對象時，需要借助一些具體形象來輔助思考；而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本來就是可以直觀的具體器物，形象思維之於考古學家，在於如何更深刻地把握器物自身的特徵。蘇秉琦受鬥雞、羊倌和製陶等手工藝的啟發、超越視覺觀察而發明的“手感”，是作為考古學特殊的形象思維方式而問世的。不唯如此，共性寓於個性之中，強調觸覺和體驗是為了將器物的物質特性窮形盡相；積累了眾多有豐富個性的器物才可能找到其間的共性。“手感”理念的提出為蘇秉琦從釋讀一種器物（鬲）過渡到解剖一種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直至建立區系類型理論做好了方法上的儲備。

蘇秉琦的手感不僅具有方法論價值，還突破了傳統觀念對知識分子的束縛，逐步樹立起考古學的專業標準。一九五二年，蘇秉琦開始在北大考古專業兼職任教。野外實習時，蘇秉琦反覆強調要親手摸陶片。一開始學生不理解，認為摸陶片是臨時工的工作。後來在陝西泉護村，當蘇秉琦從大批仰韶文化陶片中挑出四類八種、排出演化序列時，學生無不歎服，體會到了親手摸陶片的意義。

蘇秉琦另一本著作《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圖說》內頁，據其子蘇愷之說，該書是蘇秉琦用特殊宣紙印製而成

黑龍潭在蘇秉琦六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是個承前啟後的時空：完成《瓦鬲的研究》和《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兩本書，為鬥雞台的考古工作收尾；同時醞釀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學理論。這些研究的推進，蘇秉琦都受益於黑龍潭的工作環境。

北平研究院史學所在黑龍潭的辦公條件因陋就簡，初期借用道觀的大殿，後來蓋起了一排平房，夯土做牆，黃紙糊窗。不過，那時的史學所“行政人員極其有限，沒有年度計劃，沒有年終檢查，各種會議極少，他們無一例外地自覺做著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抗戰時期，黑龍潭接納了眾多優秀知識分子，蘇秉琦得以有條件和多學科的學者深入交流，拓展學術視野。他和老師徐旭生一起辦公，一個看古書，一個看陶片圖件。“兩個人以各種方式和角度談話聊天、交流讀書心得。”他帶著蘇愷之到植物學家俞德浚的工作室看他整理標本，了解植物學的分類方法；到天氣學家和物理學家趙九章的辦公室觀摩一幅寫有“還我河山”題記的水墨農耕圖。

北平研究院成員在黑龍潭的唯一合影（第二排左六為蘇秉琦，1944年）

大腦中那些已經意識到又不太明確的想法稱為直覺。直覺對研究者來說簡直可遇不可求。貝弗裡奇提出的有利於捕獲直覺的四個方法：堅持思想的飽和、張弛有度、與人討論、樂觀，黑龍潭時期的蘇秉琦幾乎都佔全了。最有戲劇性的獲得直覺的情境來自與道士的交談。蘇秉琦跟道觀裡的道長很談得來，有一次道人對他說：“你要想學習道，首先你的內心要淨、要空，去除繁瑣的雜念。心虛了，道自然就會在你的心裡生根。”這些話對正處在思想突圍中的蘇秉琦是莫大的啟發。“我那時正長期地苦思苦想，經他一說，我明白了，我得去除雜念靜下心來，於是我要尋找的道理（類型學）自然就進入我的心田了。”在面對未知的折磨時，心生雜念是在所難免的。當時中國考古學剛剛起步，從考古材料入手建立考古學方法論的重任落到了蘇秉琦的肩上。張益唐用“獨上高樓”描述研究者的精神跋涉，蘇秉琦也不例外。他曾表示：“周圍沒有人可以討論請教，一切從零開始，只有蹲下來，邊摸瓦片邊思考。”

直覺不總是正確的，因此信念彌足珍貴。普朗克說：“人們試圖在想象的圖紙上逐步建立條理，而這想象的圖紙則一而再，再而三地化成泡影。我們必須再從頭開始。這種對最終勝利的想象和信念是不可或缺的。”蘇秉琦早已把考古工作當成自己的事業，最不缺乏的就是“最終勝利的想象和信念”，他在黑龍潭前後的三次重大抉擇洵為明證。一九三八年抗戰軍興，蘇秉琦拋下剛安頓好的家從北平奔赴黑龍潭。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他拒絕友人勸其出國的建議，從黑龍潭返回北平。一九四八年鼎革之際，蘇秉琦讓家人燒掉催他動身的電報，留在了大陸而沒去台灣。他一直知道對他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麽。蘇秉琦喜歡聽羅西尼的歌劇《威廉退爾》序曲，說這是抗擊侵略者、乘勝前進的進行曲。從摸陶片起步，最終提出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鬥假說”，堅定的信念幫助蘇秉琦不斷突破困局、走向最終勝利，如同黑龍潭時期的中國軍隊在抗日戰場上所做的那樣。

蘇秉琦畢生癡迷於摸陶片，即使在田間地頭休息時，也不忘於此（右為吳汝柞，攝於河姆渡遺址，1977年）

蘇秉琦用一生的探索示範了如何做出世界一流的社會科學成果，如何成為一名真正的學術領軍人物。他曾表示：“想做強國，社會科學必須是世界一流，否則全是空談。”中國社會科學的“蘇秉琦之願”何時能夠實現呢？

《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

蘇愷之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