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疑雲：究竟是誰殺死了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遇刺於上海火車站，搶救兩日，終告不治，年僅31歲。行刺者武士英，指使者應夔丞、洪述祖，殆無疑義；至於幕後主謀，百年以來，聚訟紛紜，袁世凱、趙秉鈞、孫中山、陳其美等民國初年政壇大佬，皆被指為疑凶。與此相應，各派之間，不僅在案發當時，相持不下，時至今日，依然大打筆墨官司。譬如我的兩位朋友，金滿樓《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認為陳其美嫌疑最大，張耀傑《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後的黨派之爭》直接斷定主謀即陳其美，不過，尚小明新著《宋案重審》則將他們斥為“業餘史學研究者”“業餘探究者”，稱他們“總體而言缺乏專業訓練，無論是對史實的把握還是對史料的鑒別使用，都存在很大問題，往往看似分析得頭頭是道，實則由於缺乏史料支撐，或不能準確解讀史料，難以得出有價值的認識”，火氣之大，令人側目。

尚小明的火氣，自有其底氣。這底氣，首在史料。“史學就是史料學”（這是一句被改造的名言，一般認為出自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致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一說固然絕對，然而無論何時何地，史料都該是史學第一要素。宋教仁案（以下簡稱“宋案”）之成疑案，第一正在於史料稀缺與破碎。尚小明利用地利優勢，發掘了一批此前研究者不曾注目的珍貴史料，如北京市檔案館所藏宋案案卷、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所藏宋案密檔等，後者系1950年代初吳晗、邵循正、周一良等在清華大學歷史學系籌建“中國近三十年史資料室”之時從袁世凱心腹幕僚曾彝進處購得，後因院系調整而歸北大收藏，其中如趙秉鈞自辯“勘電”底稿，總統府、國務院“宋案證據逐條辨明書”稿本，“宋教仁被殺真相”稿本，袁世凱手定趙秉鈞拒絕出庭對質“真電”底稿等，歷史價值不言而喻，有賴於此，尚小明為趙秉鈞“辯冤白謗”，洗清了他謀殺宋教仁的嫌疑，這是《宋案重審》最精彩的章節之一。

再舉一例。陳其美被指為宋案主謀，有一重要證據，即所謂“北京國務院聲明”。以前讀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等，讀到這一節，如“宋在南方主張袁為總統，而己任內閣，陳其美一派深忌之，黃亦惡其不舉己為總統，且疑其為親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這等揣測之辭，若謂出自堂堂國務院之口，多少有些訝異。不過我也只能存疑，無法查證。尚小明則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所藏宋案密檔之中，找到一封手書殘信，僅存的最後一頁，恰與“聲明”最後數行重合，而且此信還多出一句“乞公與當道酌之，名心叩”，由此來看，這哪裡是什麽國務院聲明呢，分明是一封私信。尚小明考證寫信人是應夔丞的黨羽，收信人是袁世凱麾下乾將雷震春，寫信的目的是希望雷震春運動“當道”，將應夔丞從國民黨盤踞的上海轉移到國民黨勢力所不及的湖北接受審判，為此，信中胡編亂造，混淆視聽，顯然並不足以作為宋案的證據。

找史料之外，還得會用史料，包括辨析、論證等。如針對袁克文《辛丙秘苑》，何處屬於杜撰，何處接近真相，尚小明的辨析非常有力。袁克文為了幫其父擺脫嫌疑，堅稱刺宋主謀是陳其美和應夔丞，並述及陳其美、應夔丞與宋教仁一起吃飯、發生爭執、醞釀殺機的故事。事實上應夔丞與宋教仁僅在南京見過一面，“頷首而已”（當然尚小明對宋教仁所言“大公無黨”的詮釋並不令人信服）。再說論證。有一種正統的說法，稱趙秉鈞為了長保其總理權位而蓄謀刺殺宋教仁，尚小明通過史料指出三點：第一，刺宋案發生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即將結束前夕，不論宋教仁被刺與否，趙秉鈞都將卸任國務院總理，並且已經忙於移交準備工作；第二，趙秉鈞對正式政府總理並無覬覦之心，亦非袁世凱心中的理想人選（袁世凱希望由徐世昌出任）；第三，國務院總理由誰擔任，並非袁世凱或某一黨派可自行決定，更非趙秉鈞個人可決定。經此三點論證，可知趙秉鈞絕無謀殺宋教仁的犯罪故意。

《宋案重審》一書的最大貢獻，即在這兩處，一是史料，對應論據，二是考辨，對應論證。至於此書之結論，其實坊間早有流傳，如廖大偉《袁世凱不是“刺宋”主謀考析》認為主謀應是應夔丞，洪述祖充當了教唆、鼓動的角色；2008年我讀到張永《民國初年的進步黨與議會政黨政治》一書，其第三章第一節專門探討宋教仁案，認為“刺宋謀劃於上海，而非北京，主動者是會黨頭目應夔丞”“袁世凱、趙秉鈞事前是否知情應該存疑”等。不過這些著述，對比《宋案重審》，未免過於簡略，以至粗陋；而且仔細說來，尚小明的結論還是有所修正：刺宋基於洪述祖與應夔丞合謀，要說主謀，則是前者。他的判斷，關鍵證據是1913年3月6日洪述祖自天津發給應夔丞的一封信，信中有“或有激烈之舉（譬如鄧系激烈，似較好辦），方可乘機下手也”之語，足見殺意之萌發，只是我讀來讀去，始終覺得這句話應是一句回復，“下手”之說似由應夔丞一方提出，洪述祖則建議或告誡，希望宋教仁能做出“激烈之舉”，哪怕沒有，那也要逼迫或者偽造宋教仁的“激烈之舉”，如此而行刺，正便於向上峰交代。

我對《宋案重審》的另外一處疑慮，亦在結論，即此書正文最後一節“‘二次革命’的必然性及意義所在”。這裡的歧異，涉及歷史觀。尚小明相信歷史的必然性，我則以為，就像世界源於不確定性，歷史源於偶然，並無必然以及規律、範式等可言，所謂必然性，出自後世詮釋，屬於典型的“後見之明”。拿宋教仁之死來說。如果能夠證明，主謀是袁世凱、趙秉鈞，抑或孫中山、陳其美等，那還能找出一絲必然性，如歸結為專製與民主之爭等；事實則如尚小明考證的那樣，刺宋案之發生，純粹出於洪述祖和應夔丞利欲熏心、膽大妄為、自作主張、釀成血案——這連老話說的“先意承旨”都算不上，因為袁世凱並無殺宋之意。如史料所示，洪述祖曾向袁世凱請示，收拾一二反對黨，以警其余。袁世凱明確反對：反對既為黨，則非一二人之故，如此辦法，實屬不合雲雲。有一種論調，認為洪述祖在“迎合意旨”，這其實還是冤枉了袁世凱——偶然性之大，實在叫人感慨造化弄人，天妒英才。

基於偶然，宋教仁不幸遇刺，宋案遲遲懸而不決，從而構成了“二次革命”的導火索。尚小明將“二次革命”視作“一場反對袁世凱獨裁政治與保衛民主共和制度的戰鬥”。換言之，只要袁世凱一意走向獨裁，不管宋教仁是否遇刺，“二次革命”都必定爆發，這大概便是所謂的“必然性”。這裡正隱藏了一個問題：袁世凱必然會走向獨裁嗎？

還得回到宋教仁之死。我們不妨做一假設：假如宋教仁不死，民國政局該當如何走向，他與袁世凱到底能不能合作呢？國共兩黨的正史，都把袁世凱判定為刺宋主謀，進而強調二人之間的致命衝突。誠然，衝突的確存在，如1913年初，宋教仁和黃興曾試圖運動黎元洪出頭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這擺明了在拆袁世凱的台；在此前後，宋教仁四處演講，批評袁世凱及其政策，甚至宣稱“他（袁世凱）不久的將來，容或有撕毀約法背叛民國的時候，我認為那個時候，正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不遲”，據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張國淦回憶，袁世凱讀到宋教仁的演說詞，曾感慨：“其口鋒何必如此尖刻？”但是我們還要注意到另一面：宋教仁是國民黨內的穩健派、溫和派，一向主張通過合法手段與袁世凱鬥爭，袁世凱雖然忌憚宋教仁的才具超過孫中山、黃興等，卻把他當作一個可打交道的人，所以宋教仁死訊傳來，袁世凱愕然道：“……國民黨失去宋遯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言下之意，宋教仁至少可以說話（交流）；與此相應，宋教仁是一個知大局、識大體、具備規則意識的人，第一屆國會選舉之前，他曾拜訪一向作為政治對手的梁啟超，“以兩黨輪替秉政如英美相勉勵。在即將到來的國會大選後，梁若當政則他願在野相助，否則，他出來時請梁善意監督。”這是何其高遠的眼光，何其博大的格局，再看他臨終之際，致電袁世凱，“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無論此刻他怎麽判斷自己的死亡與袁世凱的關係，這番“臨死哀言”，足見其胸襟與對袁世凱的寄望。基於此，他與袁世凱，未必不能合作。

至於袁世凱，同樣要注意到其人的另一面：長達百年的妖魔化，導致我們誤以為，袁世凱之於共和，從無真心實意，事實上，他對共和的反感與背叛，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正如他複辟帝製，也是如此，其間反覆，不下十次，唐德剛曾打過一個比方：“余曾於袁大總統的起居注中，按日細計之，老乘客在後座煞車減速，蓋不下十餘次之多也。”要言之，如梁啟超、顧維鈞等人所判斷的那樣，袁世凱並不具備現代政治知識，“不了解共和國需要什麽或民主如何起作用”，不過，倘若有人加以引導、合法博弈，能否將他和新生的國家引上共和之路呢？這一試題，根本未迎來解答的契機：當時最合適的向導宋教仁，死於一幫鼠輩製造的暗殺，民國初年最值得期待的一場政治實驗，剛剛開幕便宣告終結。國運之衰，莫此為甚。

本文來自騰訊新聞客戶端自媒體，不代表騰訊網的觀點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