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歌的蘇陽前年辦了藝術展，去年又出了文集《土的聲音》。早在“土味文化”流行之前，他已經在唱土得掉渣的歌。他的音樂《賢良》《像草一樣》在城市文青之間有口皆碑，在這次的跨界書寫之中，他記錄了自己行走的民歌筆記，也追溯了自己從童年裡生長出來的創作根源。
蘇陽，民族搖滾音樂家。他將“花兒”、“秦腔”等西北民間音樂及傳統曲藝形式，與流行音樂進行嫁接、改良和解構，經由西方現代音樂的理論和手法，創造出一種全新的音樂語言。
蘇陽的音樂是黃河流域典型的粗獷表達，然而他人卻是打南方來。父母從江浙來寧夏支援邊疆。7歲那年，蘇陽也來到黃河邊上。“早晨起來，門推開一看，我去，兩天以前還是浙江小鎮青山綠水。如今一推門就是一片黃色，等於就是一片荒漠。”
生活特別能塑造人的美學，成為新一代寧夏人的蘇陽，也成了黃河水的組成部分。廠礦長大的孩子，身邊的本地人也不多，他的國語最能體現出“飛地”的混雜：寧夏口音裡又帶著東北人、上海人的腔調，一個字，亂。與工業小城的生長同步，蘇陽的童年也從一條單薄的同心路逐漸熱鬧起來。逃學，逃離工廠，去工地打工。1969年出生的蘇陽，跟賈樟柯差不多大，改革開放之初還走過穴，電影《月台》裡所有故事他都經歷過。
“乾過好多活，瞎混。”80年代少年的人生目標就是生存下去，喜歡音樂就自學彈吉他唱歌，沒想到後來曲曲折折跟西北的民歌有了連結，從花兒、秦腔等民間音樂裡找到了表達自己的方式，唱出了“像草一樣”的一代人的生活。《土的聲音》記錄了這段他自謙是“沒有任何自覺”的往昔歲月，以及他最具創作自覺的音樂是如何在土地上長出來的。
“我的故事一點都不勵志，少年時迷迷茫茫就過來了。知道後來發現，左鄰右舍誰生了孩子，明天誰結婚了，有人走了，這些生活才是最應該被表達的。”“我對世界化的理解是什麽？”蘇陽說，“走過好幾個國家，才意識到每個人都是世界的一滴水，每個人可以表達他所在的生活。”
新京報：《土的聲音》記錄了西北民間音樂人的故事，你做民歌采風的自覺和衝動來自什麽？
蘇陽：一開始是出於音樂的考慮。2000年初，我的音樂走到了令人厭倦的套路。我寫過幾十首歌，但如果把唱詞去掉你聽著就是一個國外樂隊。我想應該找些不一樣的東西來聽。因為一些偶然的機會我開始接觸民歌。
民歌從技術上沒什麽可說的，但它改變了我對音樂的感受，對人和音樂的關係的認識，意識到歌唱的心態和真實生活之間的關聯。一開始是覺得新鮮，發現了一種不一樣的表達方式。慢慢接觸地多了，你會發現在這東西本來就應該是你的，是每個人身上應該有的東西。
新京報：花兒、信天遊、秦腔都是從西北的日常生活中生長出來的。年輕一代在電視上看到的往往是形式化、符號化的美聲唱法，有距離感，難以被打動。你覺得民歌裡面仍然鮮活的東西是什麽？對你的創作有什麽幫助？
蘇陽：中國《詩經》的“國風”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比興傳統。這些中國的歌詞後來轉化成詩的傳統。詩以造像的形式用文字畫畫，西方人叫意象。這種以影像建構文字的方式對我啟發很大。以這種視角觀看今天的城市，其實跟舊時農民觀看他的土地和山水是相同的。民歌改變了我建造意象的方法，讓我感覺到是在表達自己。這個過程也是在改變自我，回到更深處的自我。《賢良》《新鮮花兒開》的歌詞基本上都是沿用民歌（即便沿用得不好）。遠古時代起，這個地區的中國人就用這樣的方式抒寫自我。
民歌最大的特質是回到母語的表達方式。我在飛機上去意大利，聽見注意事項播報的聲音巴拉巴拉特別快。此前我去了一趟中國南方，發現上海人說話語速就沒那麽快。而從海口往南邊飛時，語調是柔和的、低沉的。每個民族和地域的語言特性及其背後的音樂性都是不一樣的，這是為什麽我強調一定要用母語去建造意象，去建造你的節奏和旋律。西北話和南方語調節奏都不一樣，這種東西無法統一，在這一點上恰恰是不可以被統一的。
只是民歌這種表達需要有一種能跟今天接氣的形式。不用美聲，而是用吉他，用更日常的聲音彈唱。這樣的表達我認為是有效的，它是我們自己的，是今天的，而不是存在於過去的東西。我的文字受民歌影響，從2003年開始，尤其到了今天，都是用影像的方式去建構意象，用母語的節奏和旋律去創造簡單的旋律，以達到所有人在情感上都能夠理解的東西。其實全世界的情感都差不多，男歡女愛，討厭戰爭，渴望和平、安寧的生活，希望得到愛，得到照顧，仇恨，自私……這些情感都是通的，但每個人的表達方式不一樣。這是我今天對民歌的理解，可能明天有看新的思考和實踐，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新京報：民歌所依存的農耕畜牧文明被現代世界邊緣化了，民歌在當代生活中消失似乎也合情合理。你怎麽理解這種正在消亡的藝術表達方式，及其所依存的生活本身？
蘇陽：消亡的只是形式。民歌從側面反映出人和土地的關係。人對土地的依賴感很多時候是不自知的。幾千年來，人都生活在土地上，人是來自土地的。土地消亡，但情感不會消亡；生活的方式變了，歌唱的方式也變了，今天全世界都存在這個問題。
我在西北那樣的地方生活了三十年，只要出生時見識過，你的一生就會跟土地是有關聯。即便你後半生都生活在一個高科技籠罩的空間，對土地的情感也不會被抹殺。民歌這種音樂形式就牢牢掛靠在這種生活模式和情感裡面。
新京報：你會緬懷這種消亡嗎？或者會以保護文化遺產的心態去延續你的民歌創作嗎？
蘇陽：民歌自然地來，自然地走，這是一個時代正常的循環，藝術也存在於循環之中。民歌的形式逐漸消退，我無法擔負保護的責任，我當然希望有機會這樣做，或者在客觀上達到了這種傳承關係，但我的初衷是唱一首我心底的歌，一首能打動自己、能表達情感的歌。我到底不是一個農民，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但從母體裡面吸收營養，我才知道怎麽唱下去。大家會說你這是搖滾樂或者民謠吧，其實不重要，藝術這個東西就是表達感受。重要的是有一個中國人，一個寧夏人，一個黃河邊的人在唱歌，他是有辨識度的，而且是可以被理解的——因為我們都生活在今天這個時代。
我也惋惜民歌的消亡。民間藝術是一個比較龐大的體系，民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民間的繪畫和書寫，這些東西都在逐漸消亡，甚至是以過度消費的方式消亡。不是它沒了，它死了，而是它的精神死了。它曾經的輝煌不是作為一種表達方式被繼承，而是作為商品形式被過度開發，形式背後真正與土地的連結你看不到了。我覺得這是最可惡的一種消亡方式。
作者
：董牧孜
編輯
：覃旦思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