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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評“2021·曲江報告”:全球產業鏈重構與中國選擇

  意見領袖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提要

  隨著中美經濟差距的縮小,美國一些政治精英產生了嚴重的恐中情緒,儘管相比川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對華經濟政策在調門上有所緩和,但其對美國的全球產業鏈政策還未做出實質性調整。

  這給中國企業制定應對之策造成困難——是“丟掉幻想準備戰鬥”,還是“繼續懷抱希望,爭取較好結果”?經濟學家有責任提供相應的決策參考。

  一個國家建立相對完整且自主可控的產業體系,和廣泛參與國際分工存在矛盾前者意味著安全性提高,但會導致生產效率的下降;反之,後者意味著生產效率和經濟增速的提高,但會削弱經濟的安全性。中國是追趕型國家,在融入國際分工過程需要兼顧產業鏈安全問題。

  曲江報告認為,中國應該盡可能提高自己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從低技術、低價值端上升到高技術、高價值端,但這種位置的上升也可能會導致中國製造業的對外依存度增加,這意味著地位的升高對經濟安全會造成影響。因此,不能隻追求提高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或單純向增值多的方向發展。

  ——余永定 CF40學術顧問、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會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 本文為作者在2021年5月29日的第二屆中國金融四十人曲江論壇“新格局下的西部新發展”上,就2021年度曲江報告《全球產業鏈重構與中國選擇》所做的主題交流。

  該報告由CF40研究部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經政所經濟發展研究室研究員徐奇淵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經政所國際貿易室主任、研究員東豔共同負責。課題組主要成員包括趙海、蘇慶義、崔曉敏、姚曦、楊盼盼、馬盈盈、熊婉婷、董維佳、陳思翀、郎平、潘圓圓、侯蕾。

  以下是演講實錄,未經授權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轉發、引用本文內容及觀點。

  ”

  2021年5月29日,陝西,西安,余永定在第二屆中國金融四十人曲江論壇上發表演講。

  自改革開放以來,通過貿易、投資和技術交流,中美之間在經濟上已經形成高度相互依賴的格局。但是,隨著中美經濟差距的縮小,美國一些政治精英產生了嚴重的恐中情緒。

  川普政府把中國當作頭號對手。美國政府不但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大幅度提高關稅,而且把大量中國高技術企業列入“實體清單”,對中興和華為等高技術企業實施製裁。川普政府的官員公開聲稱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踢出全球產業鏈。

  拜登政府的對華經濟政策在調門上有所緩和,但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美國的全球產業鏈會有何實質上的調整。

  拜登政府(或拜登以後的美國政府)會不會堅持執行把中國踢出全球高技術產業鏈(如半導體、大飛機和精密機器製造等領域)的政策?在前景還不完全明了的情況下,中國的最佳應對之策是什麽?這是中國學者必須回答的問題。

  我認為,美國把中國踢出全球高科技產業的政策很可能是漸進的、是選擇性的。美國政府將致力於全球產業鏈的重塑。

  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的全球產業鏈政策的重點還是“完善國內產業鏈”——對美國供應鏈存在的漏洞進行清點,並立即填補這些漏洞。在包括能源、網絡技術、半導體、關鍵電子、電信基礎設施和關鍵原材料等眾多領域建立更強大、更有彈性的國內供應鏈。

  如果美國的政策十分明確,我們也就可以迅速形成應對之策。拜登政府的全球產業鏈政策似乎依然處於形成過程之中(還有些猶豫?)。而美國政府全球產業鏈政策的模糊之處給中國企業制定應對之策造成困難。是“丟掉幻想準備戰鬥”?還是“繼續懷抱希望,爭取較好結果”?兩種類型的誤判都會給企業造成巨大損失。

  例如,如果不馬上準備“備胎”或另辟蹊徑,但最終結果還是被踢出全球產業鏈,我們就浪費了5年、10年的時間。反之,如果美國政府最終放棄把中國踢出全球產業鏈的政策。我們準備“備胎” 或另辟蹊徑,就意味著浪費資源,代價也可能也是極其巨大的。

  當然,回答美國政府是否會不顧代價,一定要把中國踢出全球高技術產業鏈,中國是否應該盡早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問題主要涉及政治判斷,不在經濟學家的專業領域之內,但中國經濟學家有責任從自己的專業領域出發為決策者提供決策參考。

  參與全球產業鏈

  對中國產業體系安全的影響

  徐奇淵和東豔主持的曲江報告《全球產業鏈重構與中國選擇》重點討論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和安全性問題。全球產業鏈(或全球價值鏈GVCs)的安全性問題,實際上是在參與國際分工的同時維持產業體系安全、不被鎖定在國際分工低端的問題。這是經濟學家已經討論了數百年的一個老問題。

  在工業化社會,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實行,然後才開始跨越國界,在世界範圍內擴展。

  發達國家希望使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進入其他國家市場,充分利用規模效益帶來的好處。而後發國家則利用關稅等辦法保護本國幼稚產業,使之不至夭折。

  所有國家都希望最終有一個相對完整且自主可控的產業體系。但在本國建立這樣的產業體系同廣泛參與國際分工存在矛盾:完善其自主可控的產業體系意味著安全性,但可能會導致生產效率的下降;反之,深度參與國際分工則意味著生產效率和經濟增速的提高,但會削弱經濟的安全性。

  中國是一個追趕型國家,一方面要積極的發展對外貿易,融入到國際分工體系中去,另一方面要保證國家產業鏈的安全。這是我國在發展對外貿易、參與全球價值鏈生產活動時必須處理好的一個基本矛盾。

  中國參與國際分工有兩種基本形態。其一,大體依照“雁行”模式,通過一般貿易方式加入國際分工體系,實現從紡織、鋼鐵和重化工業的產業升級和轉移。其二,通過加工貿易的方式加入全球價值鏈(國際生產網絡)。沿某種特定產品的產業鏈實現向高技術、高價值增值的生產環節的升級。

  中國產業體系的安全性問題應該包含三個維度:對外依存度,完整性和應變能力。

  對外依存度過高對產業體系安全性的影響,大家都很熟悉,無需贅述。

  完整性問題可以從投入-產出矩陣的角度看,一個國家的各產業都是相互依賴的,缺少一個產業(或大類、中類、小類)其他產業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保留一個相對完整的產業體系對中國這樣的大國家來說十分重要。

  適應性概念兼顧了效率與安全的考慮。例如,即便一個國家由於參與國際分工,產業體系不夠完整,但該國具有強大的製造能力,一旦形勢需要,該國就可以迅速補上短板。

  同通過一般貿易參與國際分工、實現產業升級相比,雖然加入全球價值鏈對促進經濟增長、提高技術水準的積極影響是明顯的,但對經濟安全的負面影響也是顯著的。

  最重要的是,重要的全球價值鏈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設計和主導的,發展中國家一般只能被動接受跨國公司的安排,扮演加工者、組裝者的角色。一旦發展中國家的公司由於某種原因在某個價值鏈中開始扮演重要角色,這家公司就會遭到全面打壓。在考慮地緣政治因素後,GVC對產業體系安全性的負面影響就更突出了。

  全球價值鏈概念不足以

  反映當前國際分工的重要特點

  全球價值鏈的形成是生產過程碎片化的結果。

  以集成電路為例,產業鏈分為芯片設計、晶圓製造、封裝測試等環節,設計的起點是在美國,之後在日本製造晶圓,在中國完成芯片的封裝測試,加工成為最終的消費品,又運回到美國進行消費,用全球價值鏈的概念來描述這種分工形式是比較合適的。GVC暗示了生產過程的線性,一環扣一環的順序性。

  但以產業鏈(全球價值鏈)的概念來描述70-80年代以來的新國際分工格局是不夠的,因為國際分工的形式比產業鏈(全球價值鏈)要複雜得多。以飛機的情況為例,飛機的設計和製造過程涉及十幾個系統,這十幾個系統的工作需要同時推進,並不是像芯片生產那樣從一個階段到一個階段循環下去按照生產階段劃分的,而是同時幾條生產線齊頭並進,所以用產業鏈概念去描述大飛機生產鏈條就存在問題。

  曲江報告主要用的是價值鏈的概念,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我建議作者嘗試一下全球生產網絡GPN的概念,看看使用這個概念是否能夠得出一些新的結果。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曲江報告的最突出特點是大量採用了網絡分析的方法。網絡分析能夠比較清楚地分析出中國企業在全球網絡中的的地位。如圖1的網絡中,左側圖中A在網絡中佔據支配地位,中間圖A的作用有限,右側圖A和其他位置上的參與者起到的作用基本是相同。如圖2,很直觀可以看出德國是歐洲進、出口網絡的中心。

  圖1 在網絡(“朋友圈”)中位置不同,脆弱性(影響力)不同

  圖2  現實網絡中歐洲內部產品進、出口網絡

  曲江報告利用網絡分析的概念研究中國產品在全球供應上的脆弱性,用出口中心度和進口集中度指數測量中國產品在全球鏈脆弱性。出口中心度測量中國產品出口在多大程度上集中在少數國家;進口集中度指數測量某產品的中間產品的供應在多大程度上依賴少數國家。

  需要注意的是,用這樣一些數量的分析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我覺得有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但有些問題是不可以解決的,任何一種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比如網絡分析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它隻重數量不重質量,在網絡分析中,無法看出不同節點參與者的屬性,以及不同網絡線的質到底是什麽,然而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網絡分析在這個方面存在缺陷。

  追求產業鏈位置的提高

  可能會增加對外依存度

  一國企業在價值鏈中應處於什麽位置?我們看下墨西哥ICT最終出口產品的產業鏈,如圖3,橫軸代表生產的不同階段,縱軸代表工資收入。最左側是生產的準備階段,之後是開始生產,越靠近右側越接近消費者,墨西哥的企業位置在紅色的圈內。

  產品最初、最後階段的主要參與者是日美企業,在這兩個階段人均報酬高(勞動生產率高),例如聘請律師、產品設計等參與其中,而工資和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墨西哥的價值增值主要來自生產階段。 

  圖3 墨西哥ICT最終出口產品的產業鏈

  過去我們一直討論中國要提高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位置要盡量往上升,位置上升之後,可以相對減少脆弱性,增加安全性。

  但是經過大量的數量分析之後,曲江報告中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應該盡可能提高自己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從低技術、低價值端上升到高技術、高價值端,但這種位置的上升也可能會導致中國製造業的對外依存度增加,這意味著地位的升高對經濟安全會造成影響。

  因此,不能隻追求提高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或單純向增值多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發現。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台+實體”新型智庫,專注於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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