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讀馬長壽著《涼山羅夷考察報告》

我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之類學科對研究對象的考察，也就是他們所說的“田野”工作，總覺得是天地良心的事兒。真做假做，做好做壞，往往只有自己心裡明白。

很多年前，在日本，舉著酒杯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一位學者談論這些學術方法論問題，就直言不諱地談出了這一想法。還好，沒有挨他的批，還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認同。其實人文、社會學科中對很多問題的研究，都有很濃重的“良心”的成分，從自己的良心出發，對自己的良心負責，這樣才能做出具有學術價值的學問。

擺在我面前的這部《涼山羅夷考察報告》，是馬長壽先生的一部遺稿，講的是涼山彝族的事情。

《涼山羅夷考察報告》封面

我知道馬長壽先生，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在西安隨史念海先生讀研究生的時候。當時，他已經去世一段時間。

那時我是在陝西師范大學讀書，同在西安一城的西北大學，是馬長壽先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工作部門，那裡有他的學生，會常常提到他。不過他在我們這些晚輩的眼裡，只是一位歷史學者；更具體地說，是一位研治民族史的學者。

馬長壽先生研究民族史的著作，像《北狄與匈奴》、《烏桓與鮮卑》、《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南詔國內的部族組成和奴隸制度》等，也在碩士生階段就都瀏覽過。讀這些書，就知道，他當然是歷史學界一位令人景仰的前輩。不過民族史不好研究，我沒有能力對這個領域多加關注，因而也沒有更多關注馬長壽先生的學術經歷。

現在，讀到這部《涼山羅夷考察報告》，同時再了解相關背景，才了解到馬長壽先生本來學習的專業乃是社會學，是由社會學轉入民族學研究的。其實際從事的工作，在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之前，也一直是以所謂“民族學”為主。

馬長壽先生和他的夫人（據周偉洲編《馬長壽文集》）

從這一背景出發，我是把這部《涼山羅夷考察報告》當作一部民族學的調查記錄來閱讀的；事實上，專家們也是首先把它定義為一部完整系統的涼山彝族民族志的。

關於他走入民族學研究的經歷，馬長壽先生在《自傳》（見周偉洲編《馬長壽文集》，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9）中這樣寫道：

我考入（中央大學）社會學系。但到校之後，始知此系的教授，主要是講美國社會學的。沒有一個教授敢講“社會科學講義”式的社會學，不免大失所望。轉系呢？很困難，好在當時可選擇一副系，可以隨意選課，於是我選了歷史系。我也曾想明了上海之類大都市社會內容，到上海一次，參觀了些工廠和公司，覺得千頭萬緒，無從下手研究。後來到鄉下實習農村調查，覺得現代大都市旁邊的農村文化，也不易分析。所以，從第三年開始，我就自動地研究民族學、民族志和中國的少數民族，就是在社會學裡學習民族學。……對民族學這門學問逐漸愛好起來，以至成為我終生從事的事業。

基於這樣的“夫子自道”之語，我想或許有理由把這部《涼山羅夷考察報告》看作是一部獨特的社會學研究著述；至少可以說，這是一部主要由社會學視角來考察民族學問題的重要著述。

其重要性，首先是在這一時期，我們很少看到同類的著述。現在看到的這部《涼山羅夷考察報告》，原本早已正式寫成並清定文稿。作者在其《自傳》中記述說：

1939-1940年我在樂山寫成了《涼山羅夷考察報告》。因為繪圖多、照片多、彝文多，在當時沒出版。新中國成立後情勢變了，新的資料沒有收入，而且沒有從新的觀點加以批判和整理，因而積壓在箱中。

這篇《自傳》是由馬長壽先生在1956年寫給西北大學黨委的自述與“文革”中的“交待材料”拚合而成，故“新中國成立後”雲雲，只是例行的套話，這一點年齡稍長者應該都不難理解，而當年由於“繪圖多、照片多、彝文多”這些技術原因未能如願出版，作者顯然是深懷遺憾而又無可奈何的。

這部著作由於“繪圖多、照片多、彝文多”給出版印刷造成的困難，直到十四年前的2006年，依然存在。這一年，馬長壽先生的學生周偉洲等人在巴蜀書社整理出版此書，仍不得不把這些與原文文字緊密相關而又十分珍貴的圖片、照片和老彝文文字舍除未印。

這樣的缺憾，終於在去年、也就是2019年7月，得到了彌補——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影印出版了這部著作，這就是我看到的5大冊16開精裝本《涼山羅夷考察報告》，全書所有內容，都一如作者謄寫的原樣。

《涼山羅夷考察報告》內文

時間已經過去了整整八十年。但透過作者流利的字跡，依然能夠清晰地感知馬長壽先生治學的良心和他寫錄、研判彝族社會生活狀況的良筆，能夠看到他為這一調查所付出的艱辛努力。就像我在前面所講到的那樣，雖然馬長壽先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其學術業績都是民族史研究，都是歷史學範疇之內的工作，但他這部早年的著作，可以說是一部民族學研究的典範，也可以說是一部具有重要社會學特點和意義的民族志。

在民族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這部《涼山羅夷考察報告》，應該說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準，其研究方法和表述形式，都體現了那一代中國學者的學術認知程度。在馬長壽先生此番考察的前後，像研究彝語彝文的馬學良先生，同樣研究民族學的江應梁先生，也都進入涼山彝區，做過很多工作，江應梁先生還在1948年出版了《涼山夷族的奴隸制度》一書，但馬長壽先生這部《涼山羅夷考察報告》，其考察的系統性和研究的深入性，總的來說，都要更好一些，或者說更具有社會學意義和民族學意義。即使是拋開涼山彝族地區不談，放到整個中國的大背景下去看，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像這樣高水準的民族志，恐怕也是像鳳毛麟角一樣稀少的著述。因此，現在影印出版馬長壽先生這部書稿，對於中國民族學和社會學的發展而言，首先就具有重大的學術史意義。

按照我的理解，從社會學角度看，馬長壽先生當年花費很大精力寫出這部《涼山羅夷考察報告》，是要為世所用的，也就是服務於當時的社會，讓外界更好地認識和理解彝族社會，以妥善處置各項問題。然而在箱底裡積壓幾十年之後，到了今天，就像馬長壽先生所說的那樣——“情勢變了”，即在時過境遷之後，其應用於現實社會的價值，已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明顯減低。可是，若從歷史研究角度來看，或者是從深入認識涼山彝區社會與文化背景這一視角來看，其經典性價值，不減反增，而且會隨著當地社會的迅速變化而日漸增高，會產生越來越大的歷史價值，轉化成了馬長壽先生畢生研究的民族史這一學科的重要資料。在我看來，這也是這部書在今天最主要的價值。

除了研究彝族彝區本身的歷史之外，參照彝族的歷史來解析中原王朝統治區內的歷史現象，也是很多前輩學者做過的重要工作。大的類比推論，如奴隸製這樣的問題，自不必說，還有中國古代很多具體的制度，有人也借鑒彝族的情況，做過探討。例如，馬學良先生有一篇《古禮新證》（原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後收入作者文集《馬學良民族研究文集》），就分別舉述“椎牲”、“社祭”、“相見賦詩”、“釁禮”、“祭祀割羊牲登其首”這樣幾個題目，論述了彝禮同中原古禮的相似性和相通性。

閱讀馬長壽先生這部《涼山羅夷考察報告》，無處不讓我感覺這實在是一部以良心、良筆寫成的良書。然而學術研究就是一件讓人遺憾的事兒。在當年，一個在中國北方長大的漢族學者，深入西南彝區去做考察，畢竟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兒。馬長壽先生為寫這部報告，先後兩次進入彝區，但在大小涼山彝區前後停留的時間，總共不過七個月上下。在這有限的時間內，其考察的深度和認知的準確性，是難以做到盡善盡美的。這是我們今天在閱讀這份報告並利用它來從事相關研究時需要適當予以關注的。

譬如，關於彝族的歷法問題，《涼山羅夷考察報告》第十編《歷法與年節》有如下記述:

紀日、紀月、紀年之序，皆以鼠始，以豬終，共計十二動物之名，以名日月年，為一周。周而後始，以序例推。……羅歷以漢歷之正月為雞月，……十二月為猴月。

這意味著彝歷與漢歷大致相同，也是一年十二個月，即採用所謂陰陽合歷，積月為年。這種陰陽合歷的關鍵，在於重視月相，而陰陽合歷的要義在於合理地搭配年與月，其關鍵點乃是設置閏月。可是，馬長壽先生卻又記述說：“羅夷之時日觀念，最注重者為日，於月則漸淡泊，於年則更漠然矣。”假若果真如此，那麽，何以還會有十二個月的設置？這樣的情狀，實在是令人無法理解的，其間必有誤解誤記的地方存在，即所謂語焉未明者在焉。

對比國民政府中國西部科學院在1934年所寫的調查報告《雷馬峨屏調查記》和江應梁先生的《涼山夷族的奴隸制度》，即得以知曉，其實彝族本族的歷法，是一種十月太陽歷，即每年十個月，每月三十六天，另有五天或六天為“過年日”，一年總計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而劃分一年為十二個月的紀月形式，完全是因與漢人交往而吸納來的漢家制度（劉堯漢《涼山彝族太陽歷考釋》，見作者《彝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文集》）。

天文歷法，是一個民族文化構成中的核心要素，而厘清這一情況的意義，則不僅是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認識彝族文化，更深地追溯其歷史淵源，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可以啟發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原地區早期文明的一些基本內容。譬如，夏代究竟實行的是太陽歷還是陰陽合歷？孔子所說“夏時”指的究竟是什麽？商朝後期與“祀周”近乎一致的“祀”表述的到底是太陽年還是“陰陽混合年”？四海同心，四夷同日，所有的人，頭頂上照耀的都是那同一輪太陽，天道天理，不能不相通相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