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暇之餘，在公園小徑散步，享受樹蔭下的清涼與耳邊的蟲鳴伴奏聲；周末時分，駐足於濱水空間，欣賞飛鳥輕觸水草、滑翔而過的英姿⋯⋯這是上海城市生態空間帶給人們的自然野趣。
生態之美，人人嚮往；綠色之城，人人期盼。但究竟什麽是美，什麽是可持續發展的“綠”？在城市生態學者達良俊看來，答案就在身邊。
達良俊
城市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綠”
上觀新聞：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新時代推進城市建設的過程中，要創造宜業、宜居、宜樂、宜遊的良好環境，生態空間是備受矚目的重要方面。那麽，究竟什麽是“生態”？
達良俊：曾幾何時，人們覺得大量的綠化景觀或者美觀的自然環境就代表了好的生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城市生活的要求，已從最基本的“易居”向更高層次的“宜居”“安居”轉變。相應地，人們對於生態的認知和理解也發生了階段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我們探索生態的內涵，就是在探索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
著眼未來，不妨先追根溯源，理清思路。1866年，德國博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率先提出了一門“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相互關係”的科學，在英文中叫作Ecology。1895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三好學教授將這個概念譯成漢文，即我們現在說的生態學，後經武漢大學張挺教授介紹到我國。
為什麽是“生態”二字，這兩個字又分別代表了什麽？根據我的理解，三好學所說的“生態”具有“生之態”的寓意，強調的是“生”的形態、狀態或態勢。儘管在《辭源》《辭海》等中未見“生態”一詞，但我們可在中國傳統經典中尋到它的蹤跡。如《易經》中的“天地之大德，生也”，《道德經》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儒家的“生生”思想，其表征的“生生不息”、繁衍不已的寓意，更符合“生”之發展態勢。而態即為“B”，“意態也，從心從能”，出自《說文解字》。
鑒於此，我認為的“生態”，既是“生”之存在“狀態”，“生”之發展“態勢”，更是“生”之人生“態度”。也就是說，在城市這個生態系統中，我們追求的是人類與環境、生物的和諧共生，強調的是其良好的存在狀態與美好的發展態勢。我們所期盼的，是城市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生命共同體。
辰山植物園。
上觀新聞：對人們來說，身邊綠化空間的增多是切實看得見的改變。但對城市而言，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只要“添綠”就夠了嗎？
達良俊：推進綠化空間建設固然是好事、實事，但城市如何“添綠”，其實很有講究。縱觀當今國內的綠地、林地建設，其中不乏冠以生態之名的技術路徑及工程舉措，但由於認知和做法上的誤區，最終可能是“好心辦壞事”，衍生出一些“假生態”“偽生態”產物。
比方說，有的城市在快速追逐“綠量”增長時，未遵循生態規律而建綠造林。遠遠看去，種下的樹種組合非常整齊、好看，但實際上這些組合在自然界中是永遠找不到的。這就意味著這片綠林地後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來維持和養護。更重要的是，如果構建的綠林地群落種類單一、結構簡單、生物多樣性低，自然程度亦不高，且易遭受病蟲害侵襲，後期養護就需要依賴大量殺蟲劑，進而可能引發周邊河道、土壤等生境（注：生物的個體、種群或群落所在的具體地域環境）二次汙染的同時，造成昆蟲大量受染與死亡。而受染的昆蟲及果實等會進一步流入食物鏈高端，直接危害鳥類等高級消費者的健康與生存。可以預見，最不理想的情況便是綠林地成為有綠無蟲、有綠無鳥的“綠色沙漠”。
有種形象的說法叫作“用腳投票”。鳥類是會“用腳投票”的，如果這片林地不適合生存，它們自然會飛走。但植物比較“可憐”，無法自行離開，最終只能以死亡的形態表現出來。這是我們每個人都不願意看到的。
所以，如果城市投入了大量資金與人力，卻只是為了看起來更“綠”，而不能真正形成健康、安全的綠林地生態系統，向人們提供高效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優質安全的生態產品，那是得不償失的。
追求美的前提是對生命有所敬畏
上觀新聞：美有很多種。但對自然界來說，什麽樣的“綠”是“好綠”，什麽是生態之美，其實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達良俊：對。有人覺得整齊劃一是美，有人覺得琳琅滿目是美，還有人覺得請來最奇特的物種裝點就是美⋯⋯但我們要考慮的是，這些“美”是真實而可持續的嗎？
過去，有城市為了營造吸睛景觀，特意從國內外引進“珍、奇、特”植物種類，展示奇花異草，讓綠林地成為“世界植物園”。但沒有考慮的是，跨地帶性地引種珍稀瀕危物種，甚至採用直接移栽古樹巨木的手法，不僅會對原產地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造成破壞，運輸過程中也可能造成植株的物理機械損傷，甚至導致部分個體死亡。
也有城市片面追求彩化。比如在以落葉闊葉植物為地帶性植被的溫帶地區，刻意種植低緯度地區的常綠闊葉樹種，或是在亞熱帶地區大力推介溫帶色葉樹種的種植，還有一些地區將高山杜鵑等高山植物引種至低海拔的平原地區。但實際上，此類“跨地帶”性種植因違背物種的自然生長規律，不僅無法獲得預期中的多彩景象，也是對植物的“虐待”。另有一些城市甚至擺設水泥樹、塑料樹製造都市“假綠”，用塑料彩花裝點城市，來實現所謂的彩化。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些做法並沒有真正營造多彩之美，也沒有提升生態學意義上的城市生物多樣性。僅僅追求機械的數字滿足，而不考慮質量，最終將會形成人力財力的巨大浪費，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偽生態做法。我想，城市追求美，前提是對生命有所敬畏。
上觀新聞：長期以來，您都不鼓勵“跨地帶”種植以及對“珍、奇、特”植物的引種，對本土的物種卻情有獨鍾。這是為什麽？
達良俊：當我們來到一座城市或者一個地區，首先想要欣賞的就是那裡最具特色的地標，比如一個歷史景點或是一棟氣勢恢宏的建築。這些是非生命的地標。而城市或地區也可以有生命性地標，生態也能夠表徵人文環境。
正如我們到了海南就能看到大片椰子林，看到挺拔的胡楊林就知道來到了新疆。我曾在日本學習、工作多年，發現城市中最常出現的植物就是土生土長、具有本土特色的櫻花、楓香，青岡、青栲，石櫟、烏岡櫟，紅楠、天竺桂等。可以說，由本土植物和土著動物所表征的城市生命性地標絲毫不遜色於引種物種，我們對此應有更多的文化自信。
上觀新聞：上海的鄉土物種有哪些？
達良俊：有常綠闊葉樹種紅楠、青岡、青栲、舟山新木薑子，落葉闊葉樹種楓香、麻櫟、苦楝、黃山欒樹等。
幾年前，我在華東師大閔行校區的櫻桃河中找了一塊由建築垃圾堆砌起來的人工島，建造了一片近自然森林，所種植的都是上海的鄉土種類。經過這些年的自然生長，那裡已是一片蔥蘢，學生們不出校園就能看到最具上海特色的鄉土植物。有時，我們的課堂也會“搬”到那裡去，讓學生能夠直觀地感受並且學習。現在，閔行校區裡可以觀察到的鳥類有80多種，我想這片小森林應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閔行校區江心島。
公園的姿態應該是開放的
上觀新聞：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空間開闊、環境優美的公園成了人們舉家遊玩的熱門地點。從家門口的社區公園，到開闊的郊野公園，都為人們放鬆身心提供了好去處。城市是否可以依托這些公園，打造自己的生命地標？
達良俊：目前，上海已邁入以“全域休閑”為特徵的城市休閑化發展新階段，隨著公眾生態休閑遊憩需求的日益增長，建設具有上海特色的“公園城市”，已成為體現城市溫度、感受高品質城市生活的重要引領窗口。
既是城市生命地標，就應當是結構完整、多樣性豐富的。這些公園應該充分考慮土著動物的生存空間，為其提供棲息地，進而成為高生物量、高生態效益的地點。同時，生生不息的地標也應當是可以自更新、自循環及自維持的，做到後期少管護甚至零管護。
此外，重視打造城市綠色生命地標，是解決千城一面、移花接木式綠化模式的珍貴本土文化良方。公園中可適當選用上海海島及周邊區域自然分布的有重要保護價值及高經濟價值的植物種類，如常綠闊葉樹種的舟山新木薑子、紅楠、鐵冬青等，落葉闊葉樹種的普陀鵝耳櫪、香果樹、青錢柳、藍果樹、秤錘樹、蠟瓣花等分布北界與珍稀孑遺植物。在公園內因地製宜地增加科普內容，科學展示這些植物的保護價值，也能在觸發公眾對自然生態認知的同時，激發大家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
上觀新聞：您對公園一直較為關注，曾帶領團隊做過調研，也曾到訪過許多國外的公園。作為研究城市生態的學者，您心目中理想的公園是什麽樣的？
達良俊：早期的城市公園比較強調娛樂和遊玩功能，有很多遊樂設施，是大家交友的好去處。也有人把公園當作開放的“自習室”，記憶中有許多學生會早早地來到公園晨讀、學習。隨著時代的發展，城市中可供人們休閑、娛樂、學習的空間越來越多，我們調查發現，公園的利用主體也發生了變化。現在，城市公園在很多時候成了中老年人群的社交、休閑場地。大家在公園裡鍛煉身體、跳廣場舞、下棋、打牌、聊天⋯⋯樂在其中。也有一部分青年人把公園作為健身場所，活動身心。
新江灣城公園。
閔行體育公園。
今天，城市中的公園種類愈加豐富，既有科教主題公園、紀念公園，又有郊野公園、森林公園，還有街頭巷尾的口袋公園。但我想，一個理想的公園也許並不一定需要非常大的規模和高端的設施。它是能夠根據人們的需求不斷調整、提供更多元服務的綠色生態空間。它的姿態是開放的，能夠吸引那些有需要的人，為人們暫時遠離城市喧囂提供一片淨土。它也不一定是一個要專門前往的目的地，也許它就在人們通勤的路上，提供了一條綠色而便捷的通道，使得人們可以暫時避開嘈雜的人群和道路上的尾氣排放。
另外，這次疫情也啟發了我們的思考———城市中大大小小的公園是否也可以承擔起一定的防災、避災功能？在日本，公園承擔著所在區域防火、防震避難的職責，規模大一些的公園內還有存放著救災物資和設施的倉庫，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在家裡聽到蟲鳴鳥叫，是一種幸福
上觀新聞：您說過，“有蟲鳴、有鳥停的‘綠’才是‘好綠’”，指向的是城市生態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嗎？
達良俊：生物多樣性分為不同層次，微觀層面的是基因多樣性，隨後是物種多樣性，再高層次是生態系統多樣性和景觀多樣性。目前人們討論較多的是物種多樣性。人們往往有個誤解，認為物種的數量越多，多樣性程度就越高。實際上，種類多不意味著質量高。
當我們評價一個城市物種多樣性質量的時候，首先看的是土著種類的比例有多高，其次看的是有沒有高級消費者。隼這樣的猛禽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級消費者，它的出現意味著區域內形成了一個底子豐厚的大金字塔形食物鏈營養級結構。這幾年，有人看到隼在上海出現了，這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說明我們“添綠”是有效的。
最近，我在朋友圈裡看到有人曬出了斑鳩等在陽台上築巢繁衍後代的照片，這讓我非常欣喜。斑鳩飛來築巢，反映了城市生態的提升，也反映了市民的心態越來越開放，願意在陽台上種花種草，為其他生命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間和環境。人在家裡坐著，能夠聽到蟲鳴鳥叫，這就是一種幸福。一座過於寂靜的城市，實質上是一種不健康的環境。
上觀新聞：城市中也有一些不被人們歡迎的“居民”，比如蝙蝠、白蟻等。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人與自然界中生物的關係，如何看待和對待這些闖入家中的“不速之客”？
達良俊：在生態人眼中，各個生態系統都很重要，物種也沒有絕對的有害有益之分，關鍵是看它們最適宜處在哪個位置。我們生活的城市，同樣也是其他物種的家園和棲息地，它們的存在也有其意義和作用。如果對待所有“不討人喜歡”的物種都采取趕盡殺絕、徹底驅逐的做法，很可能會引發嚴重後果。從生態學理論講，這會造成城市生態位的空缺，進而讓有害的入侵物種乘虛而入。
城市是人類與其它物種共生的家園。對於一些暫時性的困擾，我們可以采取科學的方式對待，有時也需要站在更高的層次去思考。例如，有人覺得蟬鳴驚擾了自己的午睡，不妨關上門窗或是放一些舒緩的音樂，而不是盯著物業噴灑藥水，將小區內的鳴蟬一網打盡。夏日蟬鳴是多少人童年的美好記憶啊。蝙蝠和一些鳥類捕食蚊子，蜻蜓則以水中的蚊子幼蟲為食，避免人類生活環境中蚊子泛濫。白蟻在自然界中啃噬枯死的樹木，有利於樹木分解後還原成養分回歸自然循環系統，同時也是其他生物的蛋白質來源。正是這些物種佔據著生物鏈的不同節點，守護著生態系統的平衡。
達良俊帶領學生在上海科技館旁的近自然林內考察。
上觀新聞：物種入侵是許多城市面臨的生態問題之一。防治過程中有什麽需要特別注意的？
達良俊：首先要明白的是，外來物種並不等同於入侵物種，不是所有外來的生物都是入侵生物。如果該外來生物不具有入侵性，不成災，那麽大家其實不用非常緊張。
引進物種有風險。有些物種一開始是帶著目的被引進的，比如加拿大一枝黃花、互花米草，沒想到繁殖能力太強，危害到其他物種的生存。對於這些入侵物種，我們不能盲目治理，而是要找到一把“生生相克”的鑰匙，根據其生態習性和動態規律，進行生物防治或者物理防治，不能濫用化學防治。
一堂面向公眾的生態教育課
上觀新聞：這幾年，城市濱水空間的開放與河道治理工程，得到了很多市民遊客的關注。您對濱水空間水生生態系統的恢復和重建有何觀察？
達良俊：濱水空間生態和諧，河道告別黑臭、恢復活力，要擺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思維，應以修複生態系統受損的結構、恢復其退化的功能為目標，構建可自循環、具自淨力、富有生命力的健康生態系統。
在汙染河流水系治理方面，上海已經嘗試採用治標治本、具長效性的生態法，通過生物鏈的重構，對水生生態系統的功能進行近自然型恢復。以鄉土水生植物為主，採用“夏季—冬季”季相交替、“挺水—浮水—沉水”層次錯落的立體綠化模式，構建生態系統生產者的水生植物群落。在恢復自生水生動物的同時，投放相應比例的其他種類，包括屬於初級消費者的濾藻類底棲動物和草食性魚類，以及作為高級消費者的肉食性魚類。擁有足夠餌食的水體，自然成為都市頂級消費者鳥類覓食的理想場所，由此，完整的“草—魚—鳥”水生生物鏈構建形成。同時，上海也著手於硬質駁岸的軟化工程，力求恢復河流湖泊的自然形態，濱水綠化的建設能更加有效地招引鳥類，與同為頂級消費者的人類形成獨具特色的“草—魚—鳥+人”城市水生生態系統。
值得一提的是，近自然生態恢復的優勢不僅體現在治理效果的長效保持上，成本也相當低廉。以華東師范大學麗娃河的汙染治理與修復工程為例，包括底泥疏浚，以及水流循環過濾系統、曝氣增氧系統、生物柵系統、人工濕地系統和近自然型河流生態修複方法，其中近自然型河流生態修複方法的費用僅佔總治理費用的1/20左右。
麗娃河。
上觀新聞：城市水域生態的恢復成果造福人民，市民同樣應該規範自己的行為，保護生態環境。您曾作為專家參與了一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這場訴訟能給我們帶來什麽啟示？
達良俊：濱水空間生態環境越來越好，生命跡象越來越多，有人就動起了“歪腦筋”，在河道裡用電網捕魚。在被提起訴訟前，這名被告的理解很簡單，認為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就是違規抓了200斤魚。真的僅此而已嗎？
事實上，用電網捕魚的行為是對生態環境的系統性破壞。除了被撈走的魚，還有一些被電傷或是被嚇跑的魚，以及受到影響的底棲動物和浮遊生物。這些生物的繁殖系統及其種群延續、更新都遭到損害，嚴重的情況會導致該地區的生態環境難以恢復。因此，生態環境損害司法鑒定機構作出的判斷，把整個系統受到的損傷考慮在內。被告不僅要對破壞行為進行賠償，還要為修復工程提供資金。
過去，類似的行為一般會遭到行政處罰，但現在由國家生態環境部和司法部聯合整治生態環境損害行為，提出公益訴訟，走向司法判罰，體現我國依法治國的前進步伐。在這起訴訟中，當事人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表示過去確實在這方面缺少認識，現在意識到了錯誤。
人民擁有享受美好生態環境的權利，不能因為個別人的一己私利而破壞大家享有的生態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類似的公益訴訟也是一堂面向公眾的生態環境教育課。
【人物小傳】達良俊 1962年生於上海。上海市城市化生態過程與生態恢復重點實驗室主任，華東師范大學生態與環境科學學院教授。中國生態學會監事，上海市生態學學會副理事長，上海市林學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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