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版圖是如何“東西對稱”？世界考古和尋找回來的世界

斯特拉波把“有人居住的世界”以塔奈斯河（即今頓河）為界一分為二，歐洲在西，亞洲在東。他有兩個不同視角，歐洲從西往東看，亞洲從東往西看，彼此對稱，此即所謂“對蹠”（Antipodes）。古典時代的亞洲，其實是阿契美尼德時期的波斯帝國，過去叫“近東”，現在叫“中東”或“西亞”。希臘代表自由，波斯代表專製，這個古典對立，一直影響著西方的價值觀。重讀波斯，重讀希臘，是最好的解毒劑。

世界考古和“尋找回來的世界”

文 | 李零

考古學，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個世界性的知識體系。它是以地理大發現和全球殖民化為背景。考古發現的世界是個“尋找回來的世界”。

我們從哪裡來？這是人類反覆思考的大問題。考古學是回答這類問題的首選。

發現古代，不僅是發現一個失去的世界，也是一次偉大的精神回歸，讓我們找到一條回家的路。

西方有個“失樂園”的故事，夏娃偷吃禁果，與亞當交合，被上帝逐出伊甸園，見《聖經·創世紀》，大家耳熟能詳。

英國分析考古學的大師克拉克（David LeonardClarke，1937—1976年）有篇文章，《失去童貞》（“Archaeology:The Loss of Innocence,” Antiquity, ⅪⅤ:11, 1973）。文章的題目，就是來自這個“失樂園”的故事。他說，考古學的發展是以“失去童貞”為代價。所謂“失去童貞”，用中國道家的話講，就是“樸散為器”，“日鑿一竅混沌死”，這是任何一個學科都會碰到的問題。

歌德寫下《浮士德》，浮士德代表“永不滿足”。“永不滿足”是一條不歸路。再也回不去了，就會懷念過去。

很久很久以前，雅利安人從裡海北岸，沿中亞走廊，南下阿富汗、伊朗和印度。《阿維斯塔》提到過一個“遊牧天堂”。很多民族的歷史記憶中，都有這樣一個失去的天堂：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藍天白雲，遍地牛羊。

世界很大，早在舊石器時代，人類已散居各地，天涯海角，到處都有人類的足跡。每個地方都有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

“世界”是佛教術語，中國詞匯叫“天下”。大家頭上頂著同一片藍天。只有仇人和敵人才“不共戴天”。

最近，李鐵匠翻譯了希臘名著，斯特拉波（李鐵匠作“斯特拉博”）的《地理學》，兩大本，很厚。書中所述，最能代表西方傳統的天下觀。

此書隻講東半球，不講西半球，美洲還不知道；東半球，隻講北半球，不講南半球，大洋洲也不知道；北半球，隻講歐亞大陸西段（歐洲、西亞和中亞），不講歐亞大陸東段，東亞、北亞、東北亞，南亞、東南亞，他也不知道。非洲跨南北半球，除埃及、埃塞俄比亞和利比亞，他同樣不知道。

斯特拉波把“有人居住的世界”以塔奈斯河（即今頓河）為界一分為二，歐洲在西，亞洲在東。他有兩個不同視角，歐洲從西往東看，亞洲從東往西看，彼此對稱，此即所謂“對蹠”（Antipodes）。其實，他說的“對蹠”，只是歐洲和近東對稱。

古典時代的亞洲，其實是阿契美尼德時期的波斯帝國，過去叫“近東”，現在叫“中東”或“西亞”。北非的埃及、埃塞俄比亞和利比亞，當時也算亞洲。

1962年12月1日，英國人類學家路易斯·利基在東非大裂谷考察

有一位法國考古學家，叫吉爾什曼（Roman Ghirshman，1895—1979年）。他說，波斯帝國是個“中央帝國”。

這個“中央帝國”是中國以外的另一個“中國”。其中心區域是兩河流域（今伊拉克和敘利亞）。小亞西亞半島（今土耳其）在其北，埃及、埃塞俄比亞和利比亞在其南，伊朗和阿富汗、中亞五國、巴基斯坦在其東。歐洲（今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及其以北）只是其西境外的一個地區。

這片土地，背山面海，從東往西看，希臘、意大利、西班牙屬於“海那邊”，“赫拉克勒斯之柱”（直布羅陀海峽）是天盡頭。

1978年，蘇聯考古學家維克托·薩瑞阿尼迪在發掘阿富汗蒂拉丘地墓葬

亞歷山大東征，翻越扎格羅斯山脈，東進，最後止步於印度河流域，真正的東方還遠在視野之外。

中國的地理經典是《禹貢》《山海經》。《禹貢》九州是古人心目中的“中國”。《山海經》的山海，五山居其中，周圜大瀛海。

鄒衍有大小九州說，中國的九州只是大九州的一州（《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遙望齊州九點煙”（李賀《夢天》）。

世界的版圖是如何“東西對稱”

歐亞大陸，歐洲、近東、中亞是西段，東亞、北亞、東北亞和南亞、東南亞是東段，這才是真正的東西對稱。

我們住在歐亞大陸的東段。《淮南子·墬形》借共工怒觸不周山，為我們描述過這片傾斜的大地。中國，西北靠山，東南面海，與歐亞大陸的西段正好相反。秋瑾有詩，“詩思一帆海空闊，夢魂三島月玲瓏”（《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韻》），日本三島與英倫三島正好相對。兩邊是這樣對稱。

有清一代，中國有西域南海史地之學，現在叫“一帶一路”研究。這種“絕域之學”曾吸引許多一流學者投身其中，如史學泰鬥王國維。

王國維，世聞其名，主要是以他對甲骨、金文和三代古史的貢獻。其實，他的學術貢獻還有一個方面，是邊疆史地和民族史，特別是蒙元史。這種研究，是從中國看四裔，從四裔看世界。歐洲學者和日本學者推重他，更加看重的是這一貢獻。

20世紀的歐洲漢學，二次大戰前，是由沙畹和他的三大弟子（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獨領風騷。他們是從西域南海史地入手，從中國的外圍研究中國。日本學者也是。

中國的研究和法國的研究是相向而行，所以惺惺相惜有共鳴。

歐洲考古，以歐洲為中心，向外延伸，首先是古典考古，挖希臘、羅馬，其次是近東考古，挖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伊朗、阿富汗、黎巴嫩、約旦、以色列、阿拉伯半島、埃及、埃塞俄比亞和利比亞。

非洲、澳洲、美洲的考古屬於殖民地考古，以土著文化為對象，與民族志、人類學密不可分。美國考古屬於這一類。

俄羅斯考古，以俄羅斯為中心，向外延伸，首先是西伯利亞考古，其次是蒙古考古和中亞考古。匈奴、丁零、堅昆、黠戛斯、鐵勒、突厥是中國北方的老鄰居，中亞五國是中國古代的西域。這類考古跟中國關係最密切。

中國考古，與日本、朝鮮、越南和東南亞也有密切關聯。

中國考古如何與世界對話？

中國考古起步於20世紀，發展到今天，還不到100年。

它有兩大背景：

第一個背景是探險、盜掘。世界考古，探險是普遍背景。王國維說20世紀有“五大發現”：殷墟甲骨、西域漢簡、敦煌卷軸、內閣大庫檔案和“中國境內古外族之遺文”，五大發現造就五種新學問：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清代檔案學和民族古文字學。它們，除殷墟甲骨跟盜掘有關，引起殷墟十五次發掘；內閣大庫檔案與清室遜位有關，屬於清史研究；其他三項皆與西方的絲路探險有關，由此引發著名的西北考察（1927—1933年，1944—1945）。

第二個背景是找礦。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年）、桑志華（Emile Licent, 1876—1952年）、德日進（Pierre Teilhardde Chardin，1881—1955年）是中國史前考古的開拓者。他們都是來中國找礦，捎帶做考古。

1924年春，安特生和他的中國團隊在蘭州郵電局給文物裝箱

考古是從西方輸入。中國的考古學，篳路藍縷，起步維艱。當初到西天取經只有少數幾位，很多人都是從乾中學習，乾中摸索。

1941年，夏鼐剛從英國倫敦大學取經回來，就在昆明向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介紹世界考古。

1952、1953和1955年，他在北大講考古學，每次也都介紹世界考古。他對中國考古的教育和訓練有大貢獻，特別是在田野調查方法和田野考古方法的規範化方面。

1984年和1985年，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再次為我們描繪世界考古的總圖。

這些介紹，令人神往，但聽上去，終覺遙遠。

夏鼐在英國留學，他接受的教育和訓練，主要是20世紀上半葉的英國考古學，即所謂文化歷史考古學。這種考古學的代表人物是柴爾德（Vere GordonChilde，1892—1957年）。

當時，夏鼐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到愛丁堡大學跟柴爾德學史前考古，一個是留在倫敦大學跟皮特裡（Flinders Petrie，1853—1842年）學埃及考古。他選擇了後者。

20世紀下半葉，過程考古學在美國崛起，代表人物是賓福德（Lewis R.Binford，1930—2011年）。夏鼐晚年見過賓福德，讀過他的書。他對過程考古學，批評遠多於肯定。

雖然，他本人經常出訪，參觀博物館，看遺跡遺物，參加學術會議，始終與國際考古學界保持著密切聯繫，但中國考古卻止步於國門，很少有人涉足境外的考古研究。

1961年10月10日，英國古人類學家理查德·利基在坦尚尼亞和當地牧民交流

近代，世界上的文明古國全都災難深重，中國也飽受欺凌。

1937年年底，夏鼐在埃及發掘，英國考察團的負責人一再辱罵埃及人，曾經深深刺痛他。他說，“我聽過後，未免為埃及人民難過，轉想到吾國的情形，幸得沒有開放外國人進來挖古，否則一定免不得遭罵；傳教士與商人的侮罵我國，已是夠受，希望不要再添上外國考古學家”（《夏鼐日記》，華東師大出版社，2011年，卷二，142頁）。1949年後，中國的文物考古事業是由國家統一領導，嚴禁盜掘盜賣。夏鼐一直主張中國考古中國辦，不假外人之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面臨私有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全面衝擊。夏鼐擔心，中國考古會局面失控。

1981年童恩正與張光直策劃的考古合作（四川大學與哈佛大學的考古合作）就是被夏鼐製止。夏鼐跟童恩正說：“考古工作不能與外國人合作，不能貪小便宜，將研究權拱手讓人”（見《夏鼐日記》，卷九，73頁）。為了製止此類合作，他曾動員社科院、中宣部和教育部的高層領導出面乾預。

1989年，張光直先生在社科院考古所偃師商城工作站觀察陶器

1982年，由他親手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非經國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門報國務院特別許可，任何外國人或者外國團體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

當時，不僅美國，意大利、法國、德國、日本提出的合作建議，也被夏鼐一一謝絕。

中國考古的國際合作，全都發生在他去世之後。

最近，中國考古已經大大改變了我們對中國文明的認識。過去，學者小心謹慎稱之為“文明曙光”的很多考古文化，現在看來，與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比較，顯然已經達到“文明”的水準，中華文明5000年也許並非誇大。我們和世界考古對話，不僅已經有了很好的物質基礎，也有了一定的精神準備。

為何世界幾大文明都是“失落的文明”

世界上的各大文明，幾乎都是“失落的文明”。

文明很脆弱。我們常說的“社會複雜化”是什麽意思？它固然代表著物質豐富、文化發達、社會有序、管理水準高，但同時又意味著財富集中，權力集中，貧富分化，社會衝突大。

一個社會，複雜程度越高，維穩成本越高。沒有強大的國家機器（軍警憲特），絕對鎮不住。這根弦很容易繃斷，繃斷就是無政府狀態。

歷史上，文明隕落，原因何在？或說天災，或說瘟疫，或說征服，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還在人禍，即社會內部的矛盾。“失落”是常態，“不失落”反而罕見。

我說的“尋找回來的世界”就是針對這些“失落的文明”。

沒有對比，你怎麽理解，中國文明的連續性為何如此強大，讓人感到“超常穩定”。

如今，中國考古，像我們的國家一樣，不但可以請進來，還能走出去，非常了不起，但很多文明古國仍然災難深重。

有一部影片，《伊拉克奧德賽》（Iraqi Odyssey），一家人過得好好的，卻被美軍入侵攪得妻離子散，天各一方。其實，這樣的苦難歷程，在整個中東，到處都是。

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多少平民流離失所，多少古跡慘遭破壞，多少考古被迫中斷。

美軍入侵伊拉克，竟然拿巴比倫古城當軍事基地。坦克、直升機就停在這座古城內，儘管有考古學家抗議。

美國，打遍天下無敵手，反而栽在窮兵黷武。

紐約自由女神像的銘文說：

交給我！那些疲憊的和窮苦的渴望呼吸自由的人們，在彼岸被遺棄受壓迫的可憐的人們，那些沒有歸宿飽經風霜的人們，把你們交給我，我站在自由的門口，高舉著自由的燈火，照亮你回家的路！

然而，當大批被美國及其盟友摧毀家園無家可歸的人真想“投奔自由”時，川普卻海關緊鎖修長城。

研究世界史，我是外行。我發現，希臘代表自由，波斯代表專製，這個古典對立，一直影響著西方的價值觀。我相信，重讀波斯，重讀希臘，是最好的解毒劑。

中國是絲綢之路的東端，伊朗是絲綢之路的西端。歷史上，獅子、良馬東傳中國，六大宗教（佛教、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東傳中國，皆與伊朗有關。我曾三次去伊朗，看遺址，看文物。我買了不少與伊朗考古有關的書，左顧右盼，拿中國和伊朗做對比。初讀之下，已經學到很多東西。

如今的中東，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全都被美國及其盟友打爛。

我希望，伊朗不是下一個。

那不僅是人道主義災難，也是世界考古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