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墨子：想象神的國（修訂版）
這一講我們講墨子。
墨子稍晚於孔子，到孟子時代，墨學的影響力極大，孟子說當時的情況是：“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到韓非時代，韓非所見則是：“世之顯學，儒墨也。”可見楊朱學派當時已經式微了。清代的汪中也說，墨子“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其余諸子，皆非其比。”正因為墨子的思想影響大，墨子又明確批評儒家的不是，這就遭來孟子和荀子的激烈批評，孟子甚至罵墨子“無君無父，是禽獸也”。但平情而論，儒墨兩家的差別並沒有想象中那麽大，尤其是孟子，其對墨子的批評顯然是過頭了。
儒墨關係，可以從墨子的師承來入手分析。關於墨子的師承，有多種說法，考察墨子的言論，我傾向於漢代的《淮南子·要略》的說法：“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其為禮煩擾而不悅，厚葬糜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受孔子之術”未必是親受。“背周道”是真的，而夏代去周太遠，“用夏政”只能是一種想象。即便如此，墨子對孔子還是相當尊重的。
簡而言之，孔子是站在天下的角度規劃理想國，墨子是站在平民的角度、尤其是小生產者的角度規劃理想國。這一點，與當今新左派和自由派的關係相仿，自由派主張自由，新左派就問，你主張的是誰的自由？是有錢人的自由吧？新左派自稱是為窮人說話的，所以就不滿自由派。只不過，如果我們虛擬一場孔墨對話，討論的重點不是自由，是愛。
關於儒墨關係，蕭公權先生講得最好，他說：“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學乃平民化之孔學。二者之言行，盡有程度上之差異，而其根本精神每可相通。”蕭先生注意到了儒墨相似的一面，這一面，其實早在唐代，韓愈就注意到了，韓愈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儒、墨關係，就是一個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大同小異的關係。因此，講墨子，需要與儒家對比來講。
墨子的思想，大體可以概括為下面幾個關鍵詞：一是“兼愛”“非攻”；二是尚儉刻苦；三是“尚同”“尚賢”；四是“天志”“明鬼”。這幾個關鍵詞，又可以用“功利主義”一詞統領。因為，墨子一切運思的目的，都在於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
什麽是“兼愛”，什麽是“非攻”？前面我一再講到，孔孟主張的愛是仁愛。所謂仁愛，就是由親及疏、由近及遠的等差之愛。墨子主張“兼愛”，也就是無差別之愛。這兩種愛的不同，可以從下面兩句話的對比中看出：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主張的是推己及人。墨子說：“視人之父若其父。”他著意的是視人如己。墨子還說，要“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
墨子為什麽主張“兼愛”？因為他認為，天下的爭亂起源於人們喪失了互愛之心。“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既然如此，怎麽消除亂源？“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
無差別的愛何以可能？墨子說，因為它符合天道，所謂“天兼天下而愛之”。為什麽墨子認為“天兼天下而愛之”？他的理由是：“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換句通俗的話說就是：既然“天”分享了天下各國的祭品，就應該“兼愛”天下。這裡的“天”，就是人格神。墨子還說：“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這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路：與天神交易，而不是無條件的信奉天神。至今，中國人求神拜佛，大都還是為了現實利益，如升官、發財、高中之類。中國甚至有“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俗諺。顯然，墨子的“兼愛”建立在“交相利”的基礎上。他說：“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則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這顯然是純粹的功利主義態度。從純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墨子甚至認為，“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與墨子的“兼愛”相比，孔孟的仁愛雖然範圍稍窄，但其基礎卻更為可靠，因為仁愛是基於人的自然感情和天性。孔子言仁，以仁心為起點；孟子言仁，以惻隱之心為端。墨子從功利主義的角度講“兼愛”，導致的問題是：不同的人幫助別人，得到的好處是一樣的嗎？如果我幫助人得到的好處不及我幫人付出的辛苦，我為什麽還要幫人呢？
無論是仁愛還是“兼愛”，都是愛，所以墨子雖然攻儒，但從沒有攻擊儒家的仁愛思想。既然大家都主張愛，當然就會反對戰爭，因為戰爭會死人。事實上，鑒於春秋後期諸侯征伐日漸頻繁，諸子百家大都反對戰爭，主張“非攻”。不過，很多思想家雖然反對戰爭，但卻沒什麽辦法阻止戰爭，比如孔孟，只是高唱仁義，無濟於事。墨子主張“非攻”，是因為侵略戰爭一方面不義，另一方面也無利。他總是對那些試圖發動戰爭的諸侯說：你發動侵略戰爭，對誰都沒利，你即便勝了，考慮到戰爭成本因素，也得不償失；況且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能侵略別人，別人也會伺機侵略你；這樣下來，冤冤相報何時了？“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這套說辭，比較切實，所以也有準備發動戰爭的諸侯因此偃旗息鼓的，墨子就曾成功說服諸侯止戰。但是，不是所有戰爭對發動戰爭的一方都是無利的，或者說戰爭不都是得不償失的，所以從功利主義出發，並不能完全阻止戰爭。好在墨子不僅主張“非攻”，還能從技術上教人自衛，教人外交睦鄰的方法。
墨子思想的第二個關鍵詞是尚儉刻苦，其中包括“節用”、“非葬”、“非樂”等諸端。墨子的尚儉思想完全是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的，也是針對儒家的。
墨子主張“節用”，其標準是，“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也就是說，只要夠用就行了，不要浪費。問題在於，墨子給“夠用”定的標準太低。比如，飲食上只要能“充虛繼氣，耳目聰明則止”，“不及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穿衣方面，只要冬暖夏涼就行；宮室建築方面，只要可以禦霜雪雨露、乾淨、留下祭祀的地方、足以防男女之別就行了，如此等等。可以說，墨子把儉樸強調到了極致的地步，他要人人都做苦行僧。
儒家非常強調禮樂，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墨子勢必要“非禮”、“非樂”，因為他認為這些東西對一個人維持基本的生活非但沒有幫助，反而有害。他認為厚葬是把錢財埋了，守喪太久人就沒法勞作，所謂“輟民之事，糜民之財”，長此以往，“國家必貧，人民必寡，邢政必亂”。“非樂”之旨，與此略同。墨子認為樂工不事生產，聽樂者也會怠工，所以“樂”也是有百害無一利。
總之，按墨子的理想，人活著是首要的問題，所以他念茲在茲的全是如何吃飽穿暖的問題。他說：“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除了維持人基本生存的衣食，精神方面的需求，比如娛樂、享受，他認為都沒必要。他說：“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墨子從功利著眼構建其思想體系，但每個人對自己的利害的認識都是不同的，怎麽辦？墨子的辦法是，政治上要“尚同”“尚賢”，整齊劃一，宗教上要“天志”“明鬼”，相信天能主持公道。
“尚同”的邏輯是：在初民社會，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顧各，如同禽獸。要脫離禽獸狀態，“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再選賢者立為三公、諸侯、正長等輔助天子管理天下。然後，天子布告全天下，“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官員由上而下立，“尚同”由下而上推行。這樣，就能實現天下一道同風。墨子說：“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誰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需要指出的是，墨子這裡所說的天子，不是君主專製制度下的皇帝，而是封建制下的共主，而天子之所以能治理天下，是因為他能遵從公意、公利（大意）。墨子對自然狀態的描述與霍布斯類似，二者都認為自然狀態很恐怖，所以要結束自然狀態，建構“利維坦”。我認為，因為墨子強調公意、公利，但事實上人民又不能利用公義，只能將其交給執政者，從這個角度說他是盧梭的思想導師或許也不算附會。
根據上述邏輯，“尚同”的社會，以各級官員都以“仁人”、“賢者”為前提，所以墨子“尚賢”。墨子說：“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這些觀點，與儒家，尤其與後來的荀子幾乎相同。那麽，儒、墨的“尚賢”思想有無不同？也有，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孟子還保留世祿，“不得罪於巨室”，墨子反對官祿世及，反對舉親，“不黨父兄，不偏富貴”，“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兄弟之阿”。二，儒家之賢，主要強調道德，墨子之賢，著重於能力和功利，墨子甚至認為。“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之以令。”“賢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樹藝，聚叔粟多而民足乎食。”從這個意義上看，儒墨雖然都“尚賢”，但所尚之賢卻並不相同。
“尚同”理想到最高階段是一個什麽狀態？那就是“大同”。《禮運》中的“大同篇”被很多人認為是儒家思想，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它體現的實際上是墨家思想。《禮運·大同》對大同社會的描述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我在前面講過，先秦諸子主要是人文主義者，但很難說墨子是人文主義者，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墨子獨標天志明鬼說。孔子既懸置鬼神又注重祭祀，墨子說：“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這個駁論，很有道理。
事實上，墨子是先秦諸子中最能認識到主宰之天的價值的思想家。墨子說：“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又說：“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
“天子總天下之義尚同於天。”“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墨子通過這兩句話打通了天人關係。然而，如果人間的“尚同”社會是可欲的，墨子為什麽還要尊天？在我看來，客觀上是因為墨子對人沒信心：首先是對天子、賢人能否“兼愛”“尚同”沒有十足的信心，所以墨子說“仁者寡”，君師父母不足法，則只能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天最公正，賞罰分明。“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墨子甚至說，他知道天子要向天祈福，沒聽說過天向天子祈福的。其次是對百姓沒信心。“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不僅天貴、天知，鬼神也比人公正、智慧。墨子說，“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於聾瞽”。他之所以明鬼，也是因為鬼神能協助天賞賢罰暴。
墨子為什麽不信任人？因為他認為人性惡。荀子此後主張人性惡，也可能是因為受到了墨子的影響。墨子認為，上古時代“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人如何才能趨善？首先要吃飽穿暖，所謂“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
總之，墨子構想的人間秩序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神權結構，天神高於一切，君權神授，君主再通過三公、諸侯、正長來齊民。
上面我曾引用墨子的“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的話來講人間政治秩序的建立路徑，很多人以為這裡的“選”是“民選”，這完全是臆想。縱覽《墨子》一書，貫通來看，可以肯定的是，墨子所謂的“選”天子、三公、諸侯、正長不可能是“民選”，只能是“天選”。《墨子·尚賢中》也明確講：“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
易中天先生曾總結中國人有三個夢：明君夢、清官夢、俠客夢。在我看來，墨家的夢還有一個，那就是“青天夢”。墨家最寄予期望的，首先是公正的青天，然後是明君，然後是清官，最後是俠客。墨家本來同時就是一個紀律嚴明的社團組織，歷代秘密會社都信奉墨子的基本教條，因此墨家本來就是俠客。如果說走投無路的普通中國人還只能靠俠客行俠仗義，墨家比一般人好的地方在於他們願意自己成為俠客。因此，雖然墨家思想在墨子死後不再發展，甚至銷聲匿跡，但它實際上潛入了底層社會，每當社會走到劇烈動蕩時期，墨家替天行道、行“兼愛”、講義氣、重然諾、稱兄弟、共患難的主張就會與道教一起，成為反抗者、起義者的思想旗幟。一生研究道教的著名學者卿希泰先生認為，墨家學說本身就是道教思想的淵源之一。
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墨子及墨家思想？在我看來，一言以蔽之，單純的功利主義是沒有前途的。墨子出身匠作，他沒有完成身份和思想上的超越突破，他的思想總是基於人要吃飯穿衣這個前提，他沒有試圖超越這個前提。他把“兼愛”作為外在的法則，作為判斷人和事的法度，也隻強調“兼愛”的社會效果，所以“兼愛”並非最高價值，他也無力回答人生的意義是什麽這個終極問題。既然一切從功利出發，這套理論就無法讓人不計利益得失而始終奉行堅守，所以墨家必然走向衰亡。
讓我們來看看墨子單純的功利主義帶來的邏輯矛盾：
墨子主張“兼愛”，但“兼愛”的原因不是發自人的內在情感需求，而是“交利”，因為每個人對利的理解不同，這就注定了“兼愛”不可能大規模推行。墨子主張的“兼愛”表面上與基督教主張的博愛很相似，但二者卻有實質性的不同：基督教的博愛來自於上帝的絕對命令，而且這絕對命令能引起基督徒的內心認可和共鳴，基督徒遵上帝的絕對命令行動，死後可以進入天堂；墨子的“兼愛”主要是功利的需要，他雖然也高揚天神的權威，但實際上也是從功利的角度利用天神，他也缺乏對死後的彼岸世界的構想，這樣的天神如何能贏得人們的絕對認可呢？從這個意義上看，墨家不是宗教，墨子更不是教主。更加矛盾的是，墨子既主張“天志”“明鬼”，又強調“非命”，而其之所以強調“非命”，還是從功利出發：“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下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
讓我們進一步來對比墨子的“天”與基督教的上帝的同異。基督教的上帝是宇宙萬物的主宰，是一切價值的根源，祂既是公義的，又是博愛的；墨子的“天”也具有這些特徵，這是二者之同。二者的不同主要表現在兩點：一是上面講到的墨子的“天”是被人計較、計算甚至利用、交易的對象，而基督教的上帝則只是人信靠的對象。二是關於中保角色的問題。在基督教，耶穌基督的神人二性決定了祂是人與上帝溝通的最合適的中介、中保，因為祂的神性決定了祂的無私，祂的人性決定了祂能理解人類。墨子靠“天子”與“天”溝通，也就是說，“天子”是天人溝通的中介、中保，但這個“天子”本身介入了人間利益，統治國家就是最大的利益，這就決定了“天子”不可能無私無偽。而作為神人溝通的中保如果做不到無私無偽，那麽就不僅起不到中保作用，反而會造成虛偽的烏托邦。不幸的是，墨子所造的，就是虛偽的烏托邦。再進而言之，合格的中保必須具備神人二性，而在中國的宗教、文化中，恰恰一直缺乏這種性質的中保。
墨子尚儉刻苦，之所以如此，也是從功利出發考量的結果，因為人必須勞動才能生存：“今人與此（禽獸）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君子不強聽政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人固然必須勞動才能生存，但人活著並不是為了勞動。而按墨子的構想，人就是一架工作的機器，而工作的目的也僅僅是滿足衣食需求而已。這樣的人生，活著還有什麽意思呢？這樣的主張，不是反人性嗎？墨子沒有看到，娛樂也是人的本能需求；更沒有看到，儒家主張的禮樂對社會教化的作用。再進一步，墨子既然對尚儉的主張到了自苦的地步，為什麽又主張用高官厚祿任用賢人呢？賢人拿這些厚祿有什麽用？
因其如此，所以莊子批評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也。恐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正也遠矣。”荀子雖然繼承、化用了墨子很多想法，但對墨子的批評也非常到位。荀子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更重要的是，荀子提出了動態的財富發展觀來批評墨子。荀子說：“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也就是說，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財富的總量是不斷增加的，人們要吃飽穿暖根本不是個問題。墨子看不到這一點，必然導致“尚儉而稱貧，非鬥而日爭”的結果。
墨子的“尚同”思想本來潛藏了民治的因子，但因為他不相信人，民治就不可能實現。又因為墨子的尚儉思想過於極端，“兼愛”與尚儉的結合，所導致的尚同社會一定不是共同富裕的社會，而是共同貧窮的社會。
墨子以吃飽穿暖為目標的功利主義從何而來？李澤厚先生認為，墨子的思想反應的是中國小生產者的理想，墨子思想中的矛盾也可以從這一角度得到合理解釋：小生產者最在乎的就是利益，最基本的就是吃飽穿暖，而在先秦，這一需要並不是那麽容易滿足的。小生產者要組織、發展生產，就需要兼愛、互助。小生產者當然厭惡戰爭。小生產者本身力量不夠，就需要明君、賢臣來主持公道。但現實的遭際讓他們發現，明君、賢臣可遇不可求，那麽他們自然就寄望於天神。小生產者總是把自己的意願折射到天上，靠公平正直的天來主宰一切，人好匍匐在天面前。但因為他們視野狹隘，所以他們無法設想一個基督教式的上帝。因為要獲得較好的收成就必須靠自己努力勞作，所以他們又不能相信命運。因為中國長期是小農（小生產者之一類）社會，因此，墨家思想一直潛藏在小農身上。當然，這只是從思想的邏輯說，並不是說小農們讀過墨子的書，從書本上認可墨子的思想。
當代中國還有不少小農，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把自己接觸過的農民的言行與墨子的上述主張進行比對，看看其中是否存在某種必然的關聯。
最後我必須聲明的是，我不是看不起農民，農民身上有很多優秀的品質是值得尊敬的，任何職業本身都是平等的，問題不在職業，而在分離的、原子式的、附著在土地上缺乏流動性的生存方式與思想和現代化是格格不入的。現代化的標準很多，農業的工業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當小農成為農業工人，小農才有成為真正的公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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