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迅雷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這些天來，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肺炎疫情呈現擴散狀態，舉國上下都在關注疫情的最新發展和各地區的分布情況。疫情的發源地是武漢，疫情自然是最嚴峻的，其次就是湖北省除武漢以外的其他區域，可見，疫情與人員流動的密度相關性較大。那麽，是否可以從已公布的確診和疑似病例數量的區域分布情況，倒推全國各地的人口流動性差異與經濟發展特徵呢？
官方統計上的中國流動人口
前不久，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0年的人口數據：從城鄉結構看，城鎮常住人口84843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706萬人；鄉村常住人口55162萬人，減少1239萬人；城鎮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個百分點。全國人戶分離人口（即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不在同一個鄉鎮街道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0億人，比上年末減少613萬人；其中流動人口2.36億人，比上年末減少515萬人。
上面的數據反映了人口變化的三大趨勢：一是城鎮化進程還在持續，但速度放緩了；二是全國人戶分離人口在減少，說明隨著落戶政策的放寬，外出人口在異地定居的越來越多；三是流動人口數量不斷減少，這一趨勢是從2015年開始的，今年則大幅減少500多萬，肯定與戶籍制度有關。
雖然未來流動人口數量還會大幅下降，但畢竟目前的規模仍非常龐大，有2.36億人。如下是我從網絡上獲得的圖表，應該不是最新數據，但也反映出流動人口多的城市集中在經濟最發達的區域，如上海、廣州、深圳、北京等超大城市。
不過，國際上並沒有“流動人口”這一說法，我國國家統計局只是從人戶分離及分離的行蹤區劃角度來定義流動人口，與人口的流動特性關係不夠緊密。通常意義上講，流動人口包括寄居人口、暫住人口、旅客登記人口和在途人口。在建築、運輸等部門做臨時工的外地民工，進城經商、辦企業、就學或從事各種服務業勞動的外地人口、探親訪友人員、來自外地參加各種會議、展覽、購貨、旅遊的人員，都構成了流動人口。
在現實生活中，大家所談及的某城市的流動人口數量，通常是指該城市除去常住人口之外的城市人口，如探親訪友、參會、商務活動、展覽、購物、旅遊等人員。這方面數據的獲得，往往通過當地的警察部門（戶籍警），例如，上海整個城市日常的存量加流入人口大約在3100萬左右，扣除近2500萬的常住人口，在滬流動人口數量在600萬人左右。
不過，這種統計方法也存在一定缺陷，即沒法統計當地常住人口中流出人口的數量是多少，而一個城市的人口流動是雙向的，既有流入，也有流出。一般而言，一個城市的人口流動性可用如下公式來表示：
人口流動性=（日均流入人口+日均流出人口）/常住人口
流入人口主導的人口流動性越高，大多表明這座城市的社會和經濟越有活力，城市比較發達，具有集聚人口的效應；流出人口主導的人口流動性越高，表明該城市可能存在資源相對匱乏等劣勢，人口習慣外流。
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可以通過各種相關數據來管窺我國各大城市的人口流動性與發展模式。正逢當前疫情擴散期，可以作為一個觀察窗口。
基於百度地圖發現人口流動與疫情之間關係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目前各地的確診和疑似病例人數每日進行及時更新，這給我們做相關性分析提供了數據。由於本次疫情的發源地在武漢，故在疫情發散期間，各地來自武漢的人員數量越多，被感染的人數相對而言越多。
基於百度地圖的人口流動數據及武漢的春運數據，做圖表如下：
該圖表是根據2020年1月1日-1月27日武漢流出500萬人進行估算的，例如，武漢流向孝感的人數最多，為63萬人，確診病例數量為541人；黃岡第二，為60萬人，確診病例數量為573人。
總體來看，流出和確診病例數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不過，使用百度地圖的人數畢竟有限，比如，適用於自駕遊，或者近距離出行（使用高德地圖等其它導航工具的也為數不少），所以，那些不用百度地圖的，或者長途出行通過其它交通工具的，就無法納入統計。
就常識而言，離武漢越近的地區，越容易受到疫情衝擊，如孝感、鄂州、黃岡、荊州等地，此外，人口流動性高的地區也會受到較大影響。
為何溫州確診病例奇高：基於人口流動性的解釋
剔除湖北這一疫情高發地區，對截止1月30日我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較多的前30個城市進行排序，可發現確診病例最多的城市是溫州，之後分別是重慶、上海、北京、深圳和廣州。
北上廣深四大城市確診病例靠前，較為容易理解，畢竟流動人口的數量也是居全國前列，但是，溫州為何會排第一呢？從溫州的常住人口看，2018年為925萬人，戶籍人口為828萬人。如此看來，溫州的常住流動人口數量並不大，不足100萬人。然而，溫州確診病例的數量是北京的兩倍多，是什麽原因導致的呢？
溫州人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只有鳥飛不到的地方，沒有溫州人到不了的地方。2006年，我去新疆喀什旅遊，發現那邊的溫州商會規模很大，回滬後我寫了一篇文章——《跟著溫州人賺錢》。溫州人不僅遍布全國各地務工和經商，在海外的人口規模也很大。有數據顯示，溫州共有68.89萬海外華僑，是浙江省海外華僑最多的地區。據悉，溫州人在全球和國內經商的人就超過200萬。
溫州當地自然資源比較貧瘠，俗稱人均耕地面積只有四分，人口密度是全國平均的5.5倍，這也是農業經濟社會時期他們選擇外出務工和經商的原因。當然，後來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溫州的民間資本也大量投資於製造業和房地產業，溫州的GDP在全國排名大約在35名左右。而且，溫州人在溫州之外的產業規模也非常可觀。
與溫州外出賺錢模式相類似的是台州，它也屬於自然資源比較貧瘠，外出人員較多的地區。這些年來，台州經濟的發展很快，GDP在全國排名在40餘名。這次疫情中，台州確診患者的人數在全國排在第8位，僅次於杭州。
省一級疫情確診人數排序與經濟活躍度之間關係
從前30位排序看，河南、江西、湖南、安徽等與湖北均屬中部地區，武漢作為九省通衢的城市，與這些臨近省份的地域關係比較密切，疫情比較嚴重，容易解釋。但浙江分別有五座城市（溫州、台州、杭州、寧波和金華）的疫情比較嚴重，這與浙江人口的流動性較大有關。
2018年末，浙江常住人口為5737萬人，與2017年末常住人口5657萬人相比，增加80多萬人，新增人口數量僅次於廣東。而廣東的常住人口幾乎是浙江的兩倍（11346萬人）。截至2020年1月30日，浙江的確診病例為537例，而廣東為436例。
實際上，我們還可以用其他數據來佐證浙江經濟的流動性和活躍度在全國領先，甚至經濟增長質量也是如此。如浙江的GDP排名第四，但滬深兩地的股票年交易總額的排名中，浙江超過GDP排名前三的廣東（剔除深圳）、江蘇和山東。從上市公司質量看，不難發現，浙江優秀上市公司（各類媒體的公開評選結果）數量也是領先的。從財政收入/GDP這個數據看，浙江同樣處於各省前列。
在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的排序中，西部地區的重慶和成都分別排第二和第九，這又如何解釋呢？四川和重慶都是勞動力輸出省份，尤其是重慶，雖然它是直轄市，但它更像一個省——農業人口比重較大，城鎮化率只有65%。因此，重慶疫情在湖北之外地區排名第二，與務工人員返鄉有關。例如，重慶下轄的萬州和開州這兩個區是外出務工人員最多的兩個區，恰巧確診人數也分列重慶市下轄各區的第一和第二。
在我國的四個直轄市中，唯有天津的新冠肺炎患者人數較少，迄今確診人數為32人，這或許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天津的人口流動性相對較弱。人口流動性又與經濟活力有一定相關性，過去，天津的GDP統計數據出現明顯高估，且人均GDP曾經位列全國第一，2017年後開始擠水分，從最近兩年的財政收入看，天津也明顯偏低。
細看一下幾個經濟大省下轄城市的確診人數排名，也可以反映這些省份下轄城市人口流動性的大小。如山東省內確診人數最多的臨沂，其次是青島，省會城市濟南隻排名第五，這是否說明臨沂的人口流動性較大？
又如，福建在此次疫情擴散中，受影響不算大，但下轄城市的確診人數排序有點意思：截止1月30日，莆田的確診人數排名，與省內經濟體量最大的泉州並列第二，說明莆田的人口往外流動性還比較大的，儘管莆田在全省的GDP隻排在第七，僅高於寧德和南平，但莆田的外省市的經商人數較多。
迄今為止，此次疫情所產生的數據量還是有限，上述所作的數據相關性分析可能存在偏頗之處。但通過這些有限的數據，還是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思考：思考疫情該如何控制；思考疫情確診人數與人口流動性之間的關係，人口流動性與市場經濟發達度的關係；思考中國經濟的活力在哪裡，如何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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