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美緒子•史密斯-見證《水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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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 · 美緒子 · 史密斯（AileenMioko Smith）是美日混血兒。1970年，當她還是史丹佛大學一名學生時，便充分利用她的雙語能力為一家向富士影業提供商業電視製作的團隊擔任口譯員。在拍攝期間，她遇到了改變她一生的人。

艾琳 · 美緒子 · 史密斯（AileenMioko Smith）

Koe Magazine

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在當時已被視為領先的攝影記者之一，這種聲譽是由他在《新聞周刊》和《生活》雜誌上發表的二戰照片所換來的。戰後，他的攝影文章（如助產士，鄉村醫生和西班牙村）將這種類型的攝影發展為一種藝術形式。史密斯是一個極有使命感的人，總是奮不顧身去拍攝那些表現貧困、社會不公或戰爭受害者的影像。

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

PBS

儘管兩人的年齡差距很大——他已經五十多歲，而她才二十歲——他們在見面後不久就結婚了，並攜手開始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一生的最終攝影項目：水俁病。

尤金和艾琳 1974

Consuelo Kanaga

這種疾病的名字來自九州的一個城鎮，那裡的汞被傾倒入海灣。當時，汞是乙醛製造工序中的一種成分，而智索公司（Chisso Corporation）則用它來製造塑料。儘管此工序始於1932年，但直到1950年代初，人們才開始意識到出了問題。最初是當地貓在海灣覓食時，出現癲癇發作的症狀。然後症狀開始出現在水俁市內和附近的人們中，他們也吃過海灣裡的魚和海鮮。症狀包括麻木，肌肉萎縮，視力下降，身體不適，癱瘓，畸形，精神錯亂，有許多病例還出現死亡。

儘管智索公司否認了這一說法，但熊本大學在1956年進行的一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重金屬”中毒會導致這種疾病，矛頭已牢牢指向智索公司。所報告的病患數目的持續增加引發了該鎮內部的衝突，使得該鎮在支持受害者的人和忠於智索公司的人之間日益分化，畢竟智索公司控制著水俁及其周邊地區許多人的生計。

Eugene Smith

而後該公司並沒有停止將廢物倒入水中，只是轉移了地點，將廢物倒入了水俁河口，通往了不知火海。毫不奇怪，不久之後，不知火海沿岸的人們就開始出現類似於水俁鎮的症狀。

同時，該公司在國際貿易和工業部的協助下，為尋找該病的其它病因提供了資助，並竭盡所能使工廠保持運轉。即使該公司自己的研究人員發現了智索工廠中的汞與該疾病直接相關的證據，結果也被隱藏了。直到十多年後的1968年，即乙醛生產停產幾個月後，政府才最終發表聲明，正式將致病原因命名為智索工廠的甲基汞。

對於受害者而言，戰鬥還遠遠沒有結束。從那時起，要證明他們的疾病與中毒有關並獲得賠償就變得很困難。首先，智索竭力否認自己的責任，也正是此時，新婚燕兒的艾琳·史密斯夫婦開始攝影記錄項目。儘管遇到困難，這對夫婦仍將繼續製作攝影記錄，並將水俁病的故事告之全世界，向全世界的工業汙染受害者提供永久的證據。

艾琳·美緒子·史密斯（Aileen MiokoSmith）現居京都，是環保組織“綠色行動”（Green Action）的執行董事。我（伊恩 ·普利斯特利 Ian Priestley，下簡稱IP）和她（下簡稱艾琳）談了她在水俁與尤金·史密斯共同的時光，以及那場悲劇的遺產。

IP：首先，我想問一下為什麽您和尤金·史密斯決定去水俁。這是因為您與日本人有聯繫嗎？

艾琳：這並不完全因為我與日本的關聯。吉恩（Gene, Eugene之愛稱）以前與日本有過兩次接觸。第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參與了與盟軍（包括硫磺島和衝繩島）的十三次不同的入侵的拍攝，在那裡他受傷了。他看到了這些島嶼上的平民在戰爭中是如何受傷和被殺的，甚至看到人們跳下懸崖自殺。當時，他還是只有25歲或26歲的年輕人，因此他與這些島嶼上的人們之間有著真正的聯繫，他將這些島嶼視為日本。然後在1960年，他去拍攝了日本。

一位在水俁運動中受患者支持的人本村和彥知道吉恩參與了這場戰爭的拍攝，他也知道吉恩已經在醫學領域為人們照相，例如他的《鄉村醫生》照片，或者那些傳教士艾伯特·史威哲或助產士海倫的照片。他還介紹給吉恩與日本相關的最新情況，將所有這些放在一起，並建議我們去水俁。那是我們在1970年秋天第一次聽說水俁的時候。

鄉村醫生1948

Eugene Smith

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去日本回顧他在紐約和紐約展覽的作品。本村先生負責這次展覽，他建議我們在日本的時候應該去拍水俁。我們以為我們最多可以呆三個月。我想如果沒有我在日本的關係，他可能不會住三個月以上。對於兩個外國人來說將是很困難的。

IP：這是一個聯合項目，對嗎？

艾琳：這完全是一個聯合項目——他和我一起做。大約四分之一的照片是我拍攝的。

IP：獲得水俁人民的信任是否困難，尤其是因為尤金·史密斯是外國人？

艾琳：就與水俁縣人民的聯繫而言，我認為實際上是部分外國團隊要比完全是日本人容易。人們說，在國外一定會更加困難，但我認為這是相反的——完全是日本人會更加困難。

我們很幸運，因為桑原星成（Kuwabara Shisei）在上世紀60年代初就在那拍了照片，當時的拍攝難度更大。但是當我們到達時，一些患者已經參與了訴訟，並且有全國運動支持受害者。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想離開並公開他們的故事，因此要容易得多。當然，我認為如果我們不住在那兒，情況就不會一樣了。如果我們只是來去匆匆，就不會贏得他們的信任。

IP：而你在那裡呆了三年？

艾琳：對。我們剛結婚後就去了那裡，他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年輕妻子第一次建立家庭。此外，由於年齡的差異，人們非常同情，並有點擔心我們。他們稱尤金為“ Shashin-ya san”，攝影店的家夥！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含義——我們如何將信息發布給全世界，但這並不是我們故意要保密。

IP：當受害者及其家人看到水俁畫面和照片時，他們的反應是什麽？有異議嗎？

艾琳：不，沒有任何異議。當我們用日語出版這本書時，我給與照片有關的每個人都提供了一份副本。那時吉恩已經去世了。我發布這些照片的感覺就像是一件異物，與我與它們的關係沒有多大關係。感覺有點不舒服。就像您是一家人還是有朋友，並且您在談論如何記錄這種關係，但是當您獲得記錄時，與您的關係有點陌生。很難將這本書交給我們的房東，因為她是第一次看到受害者女兒的遺骸。她沒有被火化。實際上感覺不好。我不喜歡那樣做。

IP：在那幾年，你們倆都經歷了艱難的時期。我知道尤金遭到人身攻擊。您介意談論一下嗎？

艾琳：水俁鎮已經很分裂了。除了受害者的支持者之外，還有一些人為智索工作，而公司中的那些人當然並不真正喜歡我們，但鎮民們非常親切。不是在水俁，而是在關東地區拍照時，吉恩被打了。

我們去了千葉五井市的智索工廠。顯然，這些工人將患者，或者給他們拍照的人或對他們有同情心的人視為敵人，因此很明顯，他們把吉恩當作目標。

IP：那有些什麽影響？

艾琳：從發生的那一天起，我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從過去開始，他已經遭受了如此多的傷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3架飛機墜毀，甚至在五井事件之前，就經歷過30多次手術，所以從身體上來說，他已經很困難了。而且他正在用酒精洗去所有的痛苦——他是一個酒鬼。

1974年尤金·史密斯在壽司店裡喝威士忌

然後發生了五井事件，從那天起，就像我們拍照時一樣，這給我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1971年 尤金·史密斯從水俁周邊的山頭拍攝智索化工。

例如，有時他僅僅是抬起手來也會暈倒，我將他拖到一邊攝影。在某一時刻，即使他微微舉起手，他也會感到眩暈，於是他用嘴巴咬著皮帶，試圖用嘴拍照。

有時候他的頭痛真的很厲害。我們住在水俁的一棟老房子裡，燒柴火取暖。我們曾經用斧頭劈柴，有一次他說：“把斧子拿過來，把我的頭劈開吧。”

IP：他顯然是一個非常有進取心的人，懷有強烈的理想去經歷那種痛苦來照相。您是從他那裡得到的還是自己已經有了那些理想？那時你還很小。

艾琳：我是戰後出生的，所以我當然不記得那場戰爭，但是當我在1960/61年前往香港旅行時，我記得那裡的難民。我和父親一起在東南亞——我看到了戰爭中的越南，還有許多人流落街頭。因此，我一直有想要提供幫助的強烈願望。然後，在60年代初，我在美國，沒有真正遇到過日本來的人，當時日本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所以我總是覺得我一直在代表亞洲。這使我想改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在我的大學裡也有越南的抗議活動，所以我養成了強烈的政治正義感。這一切都發生在我很小的時候，然後我二十歲的時候遇到了吉恩。

IP：考慮到遇見尤金·史密斯時他的狀況，您是否覺得必須嘗試幫助他？

艾琳：在吉恩身邊，就像他必須要有人來救，否則他會死。實際上，這是他一生中重複經歷的事情。我不是第一個出現在他面前想要救他的人，但我當時並不知道。當我遇到他時，他處於非常糟糕的狀態，我做出了挽救他的承諾。如同十字軍東征：和他同行嗎一起去實現他想要實現的目標。

（1972年史密斯夫婦在水俁）

IP：你從他那裡學到了什麽？

艾琳：在去水俁之前，我們在紐約進行了激烈的交談，談論正直和新聞。我對新聞業，誠實，公平的正直感來自吉恩。

IP：由於您與Green Action所做的工作，所有這些顯然今天仍然存在。

艾琳：現在已更改為行動主義而非新聞業。當我第一次遇到吉恩時，我沒有新聞背景。我幫助世界的想法都是不明確的。

IP：所以他給了你一個關注點？

艾琳：當然是。而且，攝影是身體力行的工作，所以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可以通過某種實質性的方式幫助世界。

吉恩的意志力很強。我和他倆當時都知道，即使走了，這也可能是他的最後一個項目。這是他將要發表的最後一句話，因此正確處理非常重要。

IP：水俁多年後，我們可以從發生的事情中學到什麽？

艾琳：我想說的是，我們仍然處於水俁之中。我們此刻談論水俁病時，還有訴訟正在發生。其中一個擔心是與汙染嚴重時期出生的那些人有關，他們在母體裡和年幼時受到汙染。他們說尚未得到適當的調查。這些人已經五十多歲了，他們要求賠償損失。

因此，當人們問過去的經驗教訓是什麽時，我想說這不是過去的經驗，而是現在的經驗。即使在1960年代，人們都說它已經完成了，從中學到什麽呢？在70年代和80年代也是如此。可以了解到的是，我們今天應該為此做些事情——針對今天的損失。自從認識到這種疾病以來的五十年來，從未對整個地區進行過流行病學研究，從未進行過針對病例對照的健康研究。因此要汲取的教訓是正視它。

正確處理水俁涉及巨額費用。一旦您將毒藥散布到成千上萬的人手中，他們的健康都受到損害，從此帶病終身。要處理涉及的賠償將意味著巨額資金，而我們可以從水俁中學到的是：如果公司和主管部門始終試圖避免承擔這些費用，這會使問題變得更糟。

《水俁》， 1975年出版

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和艾琳·美緒子·史密斯（Aileen Mioko Smith）在水俁鎮的工作獲得了美國世界理解獎，這是對環境汙染的第一批新聞攝影研究之一。可悲的是，還會有更多的情況發生，因為九州海岸小鎮上的事件在世界範圍內被複製，而且汙染的來源通常更大。現在，水俁已成為清單上的一個名稱，其中包括博帕爾，三英裡島和車諾比。

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於1978年去世，死於工作中的間接身體傷害。

艾琳·美緒子·史密斯（Aileen MiokoSmith）繼續住在日本，並與潛在的環境汙染源作鬥爭。現在，她負責執行NPO綠色行動，該行動參與了日本反對使用核能的運動。

END

文字與採訪:

本文原載於KoMagazine 2009年7月刊

作者：伊恩 ·普利斯特利 Ian Priestley

譯者：

那隨（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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