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航的反應是把牛某放到火上烤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韓福東/文編劇李亞玲決定放棄對國航的索賠，並在腦門上貼了“不得不服”四個字。

“國航監督員”大鬧公務艙事件，基本已告一段落。因處於風暴最核心的當事人牛某是精神疾病患者，讓此案引發的紛爭變得複雜起來。一方面，精神疾病患者在認知力上與健康人有別，公眾對此需培養善意的移情與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事關公共安全，相關部門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尊重亦不能演化為無節製地縱容。此事件在機場的發展令數名乘客受到極大困擾，這和國航現場處置不當有明顯的關聯。

目前，基本事實大抵是清楚的：三名乘客在飛機滑行時打電話或採用飛行模式看信息，被同為乘客的國航員工牛某製止，牛某在飛機上鬧了兩個小時，飛機後落地後報警謊稱自己遭到圍攻，導致三名乘客被警察滯留7個小時做筆錄。這不是牛某第一次在公共場所誣陷別人，她既往的黑歷史被扒出來不少。視頻裡的她看上去的確過於歇斯底裡。但如果知曉牛某患有雙相情感障礙（躁鬱症），她看上去非常不可思議的行為就有了合理的解釋。

躁鬱症患者在躁狂與抑鬱之間跳躍，缺乏自我抑製能力。當躁狂發作時，容易變得自我放縱，富有攻擊性，有時還會產生受害妄想。美國傳奇黑人歌手西蒙尼就是典型的躁鬱症患者，獲2016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提名的《發生什麽了，西蒙妮小姐？》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情節展示：西蒙尼在演唱會時，會因為一個觀眾站了起來而停止彈琴演唱，伸出手指怒斥：嗨，姑娘，坐下！坐下！坐下！在巴黎大飯店，因為有人盯看她時間有點長，不安的她就要動手打人……這些典型的躁狂症狀，非常不討人喜歡。

但我們不應誇大躁鬱症患者的暴力可能性。從牛某的各種表現看，她可能有強烈的受害妄想，但卻並沒有動手打人的暴力傾向。從受害妄想這個角度來審視她對航空安全的過度敏感以及誣告行為，或許就會釋然。我們不能用健康人的標準去要求一個精神疾病患者。

躁鬱症患者也有他的可讚之處，譬如通常腦洞很大、慷慨、精力充沛……美劇《國土安全》女主Carrie是我見過被塑造得最逼真的躁鬱症患者影視形象。看過這部美劇的人或許都會被她的個人魅力所感染，也對她的躁鬱病症產生深深的基於病理學基礎的移情理解。也正如《國土安全》劇情所昭示的，受躁鬱症困擾最大的人，恰恰是患者本人和她最親近的家屬。

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源於大腦的器質性病變，患者需要去汙名化，也需要被關愛。在這個意義上，公開牛某患有躁鬱症的信息，可能需要格外謹慎。在此輪國航輿情發酵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公眾對這種疾病的不理解與不寬容，這必不可免，畢竟牛某的行為讓我們幾乎所有人都會產生不適與厭煩。但如果我們對這種疾病有基本的了解，基於健康人的理性，或許不應過多評判牛某，而應更多將目光聚焦在病人的監護機制上。

此案說到底是如何對牛某進行有效監護，以減少其對公眾的騷擾，並避免對公共安全構成可能的威脅。從法理上，她的近親屬應為監護人，如果牛某因自身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害，其監護人有承擔民事責任義務。

國航雖無法定監護責任，但問題是，牛某在公共場合包括飛機上已多次疾病發作，騷擾並誣告他人，國航對此知情，卻聽任她以“國航監督員”名義繼續胡鬧，作為空乘的服務方，至少是失職的。在編劇李亞玲遭遇的這次事件中，國航部門顯然沒有及時製止鬧劇，令乘客遭遇了話語羞辱和被警方盤查7個小時的額外成本。

從公共安全的角度，我們也有理由擔心，牛某疾病發作可能導致的航空危險。國航如果不能提供完全的保證，就應該對牛某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譬如必須有監護人陪同方可登機。這並非面向精神病群體的歧視，而只針對有犯案前科的患者個體。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尊重，不是對其無限放任。

在李亞玲曝光事件來龍去脈之後，國航的反應令人失望，他們表面上在談尊重精神疾病患者隱私，實則把躁鬱症患者變成維護自身形象的一個砝碼。牛某被國航形塑為出發點良好的航空安全捍衛士，而李亞玲等人則成為反應過激的過度維權者。這無異把牛某放到火上烤，她勢必將因此遭逢更多批評，這很可能導致她滑向無邊的抑鬱深淵。

國航其實並不真正關心精神疾病患者的尊嚴，也並不想認真回應乘客在服務和安全上的合理預期，此刻他們最堅持的是：錯不在我。在面對處置不當導致的輿論危機時，這是最慣常的公關套路，但其實也是最無力的。

（作者系互聯網從業者，前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