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若：從“啤酒遊戲”談談供應鏈思維的那些事兒

【編者按】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我國應急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對全社會供需關係的一次嚴峻考驗。當前，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效，但境外輸入風險不可小覷。與此同時，經濟社會發展正在全面步入正軌。復工複產和疫情防控給我們帶來了雙重挑戰，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處理好供需矛盾，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難題。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陳方若教授看來，應對這道難題，關鍵要樹立供應鏈思維。以下是他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

處理好供需矛盾是我們全社會面臨的一個共性問題，大到國家的宏觀調控，小到每家每戶的飲食安排，都在謀求一種供需的平衡。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一部供給與需求不斷發展變化的歷史。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也隨之不斷提高，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又對生產力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此供需相互促進、循環漸進，社會就不斷地向前發展。

生產力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分工。當我們把一項十分複雜的生產活動分解成許多相對簡單的生產步驟，再讓每一個簡單的生產步驟由專業的人或機器來進行操作，結果是驚人的生產率提高。這個概念早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裡就有詳細的闡述，也在一百年前的福特汽車生產線上以及卓別林的《摩登時代》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但是，光分工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協調，把日益細分的工作串聯起來、組織好，最後把高質量的產品或服務提供給市場。於是，在分工和協調不斷發展完善的大背景下，供應鏈的概念應運而生。供應鏈是分工和協調的一個主體，它的有效性決定了供給的數量、質量、種類和響應速度，在解決各種供需矛盾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不論是應對各種天災人禍引發的供需矛盾，還是應對日常生活中常規性的供需矛盾，我們都一定要有正確的供應鏈思維。今天的演講，我就跟大家談談關於供應鏈思維的那些事兒。

“啤酒遊戲”揭示了什麽問題

但凡在商學院學習過的人，特別是上過MBA或EMBA課程的同學，都應該知道“啤酒遊戲”。如果你沒聽說過“啤酒遊戲”，那說明你的商科教育還是不完整的。“啤酒遊戲”是一個著名的教學仿真遊戲，旨在揭示供應鏈管理中經常遇到的一些問題，進而總結出一些管理學的基本原理。這個遊戲源於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的系統動力學系，第一個版本發表於20世紀50年代，後來又經過不同學校不同教授們的修改完善，也積累了不少不同的版本，我本人也開發過一個版本（目前收集在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的案例柯瑞）。

在這個遊戲裡，有五種角色，即製造商、分銷商、批發商、零售商、顧客。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種角色：製造商、批發商、零售商，這三者之間只能通過訂單/送貨程序來溝通。各個角色擁有獨立自主權，可決定該向上遊下多少訂單、向下遊銷出多少貨物。而消費者這個角色一般則由遊戲自動來扮演。而且，只有零售商才能直接面對消費者。在遊戲中，每一環節都在盡力保證不讓自己缺貨欠貨，努力維持自己的庫存水準穩定，但最終發現，下遊零售商、中遊批發商、上遊製造商，起初都嚴重缺貨，後來卻嚴重積貨，結果是造成訂單恐慌。這是為什麽呢？因為零售商會根據歷史銷量做出合理預測，但為了保證這筆訂單是及時可得的，能夠適應顧客下一輪需求的變化，他們通常會將預測訂貨量放大後向上遊供應商下單，而上遊商家出於同樣考慮，也會加大訂單量。

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個遊戲在全球範圍內被廣泛使用。很多人玩過，包括高中生、大學生、研究生、大學教授、職業經理人、企業家、政府官員，等等。人們通過大量的實驗數據結果分析，得出了供應鏈運作中的一些基本規律。例如，長鞭效應就是“啤酒遊戲”當中經常出現的一種現象，即供應鏈上遊面臨的需求波動往往要大於供應鏈下遊面臨的需求波動，也就是說，需求信號在向供應鏈上遊不斷傳遞的過程中，其波動有被不斷放大的趨勢。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各行各業的供應鏈中，也出現在宏觀經濟層面，造成了經濟蕭條和繁榮的周期。

企業不僅要有“風險意識”還要有“供應鏈意識”

除了長鞭效應，“啤酒遊戲”還衍生出了許多供應鏈管理的理念，接下來我做一些梳理和總結。

第一，需求的不確定性決定了供應鏈管理的難度。在供需關係中，如果需求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即需求難以預測，那麽生產規模就很難把握，要麽供過於求，要麽供不應求，兩者都不好。很多企業在做生產或採購計劃的時候，都是提心吊膽，萬一賭錯了，損失將會很慘重。應對的辦法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很難，那就是盡量減小需求的不確定性。這可以通過建立預測模型，利用大數據資源來盡可能地做好需求預測。當然，像新冠肺炎這種疫情恐怕很難事先預測到，特別是提前幾個月就要做預測，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疫情暴發的時候又碰巧遇上春節，本身屬於需求旺盛期，所以，今年為了過年而準備了很多貨物的商家損失慘重。正因為如此，當疫情初步穩定後，我們就提出盡快推進有序復工複產，希望通過市場復甦，帶來一個需求爆發期，給這些商家一個挽回的機會。當然，要走出難關，很多企業還需要社會各界的幫助。

第二，需求信號的扭曲會給供應鏈帶來滅頂之災。在現代社會，產品的生產通常都是分配到多家企業進行的，由這些企業構成的供應鏈共同承擔著供給的責任，只要供應鏈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產品的供應就會受到影響。當供應鏈上的任何一個企業在做它的生產計劃的時候，計劃的依據通常都是來自供應鏈下遊的訂單。如果這個訂單代表的是一個扭曲的市場信號，那麽企業的生產計劃就是盲目的，有可能造成供需的嚴重失衡，其後果將是毀滅性的。在21世紀初，美國的互聯網泡沫中就有不少企業因為這個原因而破產。應對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市場監測系統，不論你在供應鏈上遊的什麽位置，都能夠摸到市場的脈搏，在供需平衡上掌握主動權。

第三，生產和物流運作的效率會放大或縮小需求不確定性的負面效應。通常情況下，一個供應鏈的效率和它所面臨的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成反比，也就是說不確定性越大，供應鏈管理的難度就越大，其效率也就越低。但在決定供應鏈效率的諸多變量當中，還有其他一些重要變量，例如生產和物流運作的效率，即生產和物流過程中所耗費的時間，時間耗費越少，效率越高。生產和物流的運作效率和很多因素有關，比如機器設備是否高效、工人技術是否嫻熟、資本投入是否足夠等。供應鏈管理理論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就是，如果生產和物流的效率很高，那麽需求的不確定性就不那麽難對付；相反，如果生產和物流效率很低，那麽市場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整個供應鏈就會此起彼伏、動蕩不安。後面這種情況將是春節之後企業恢復生產會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因為疫情防控的要求，復工必須有序、逐步進行，而不是一步到位。這將對生產和物流的運作效率帶來不利影響，加之需求的不確定性，再經過低效運作的放大，供應鏈面臨的挑戰將會十分嚴峻。

那麽，有什麽方法來緩解不確定性帶來的衝擊呢？安全庫存的有效布局是重要的一招。庫存是協調供需關係的一個有效的“緩衝墊”，因為需求的不確定性，企業通常都會備一些安全庫存，有備無患。但是具體要備多少安全庫存，又應該把它們分布在供應鏈的哪些位置呢？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但一般來說，安全庫存應該布置在離市場比較近的地方，這樣比較容易“解市場之渴”，或是安排在產能比較容易出現瓶頸的地方，也可能是經濟效益比較好的某個供應鏈環節，等等。總之，合理布局安全庫存有利於提高供應鏈抵抗不確定性的能力。

供應鏈風險，即供給風險，是由供應鏈中最薄弱的環節決定的。每一次天災人禍都是對供應鏈的一次考驗，而第一時間出問題的一般都是供應鏈中最薄弱的那個環節。前一段時間，正當全國醫療物資緊缺的時候，就有一家成都的生產呼吸機的企業，因為一個小零件的缺貨，到處尋找能夠提供該零件的供應商。一個小小零件的斷貨可以讓整條供應鏈停產，可見其危害之大。因此，要降低供應鏈風險，首先必須找出最薄弱的環節在哪裡，然後采取措施對這個環節進行適當的加強，如增加安全庫存、聯繫好備選供應商等。這就要求每一家企業不僅要有“風險意識”還要有“供應鏈意識”，因為你遇到的問題可能不是出在你自己家裡，而是在供應鏈的其他地方。換句話說，每一位企業家不僅要有企業“小家”意識，把自己的企業管好，而且還要有供應鏈“大家”意識，只有這樣才可以在大難之前站穩腳跟。

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特殊時期，供應鏈的整體目標可能會發生變化，那麽供應鏈的管理模式也要相應地發生變化。在正常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供應鏈的管理模式一般是各自獨立、分散管理，即每一個供應鏈成員負責自己的一塊業務並努力使得自己的利潤最大化。整體來看，供應鏈管理呈拉動式決策模式，也就是下遊的需求（或叫訂單）拉動上遊的生產。這種模式的好處是管理決策由市場驅動，而且市場競爭的力量又可以傳遞到上遊、轉化為有效的激勵，使得供應鏈的整體效益不斷改進。但是這種模式也有它的缺點，特別是當市場的原始需求信號，通過多級的傳遞，又加上各級成員自身利益的驅使，使得上遊成員所獲得的市場信號有可能嚴重偏離了原始信號，造成上遊的生產計劃遠離市場的真實需求，進而加劇了供需的不平衡。前面提到過的長鞭效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供應鏈管理的另外一種模式是“集中管理”， 即整條供應鏈由一個決策機構進行統一管理。因為這個決策機構可以直接面對市場，捕捉到真實的市場需求信息，並以此來驅動供應鏈上所有的相關決策。在這個體系下，市場信號不會再被扭曲，長鞭效應也就無從出現。顯而易見，只要供應鏈上原來分散的決策權可以有效地集中起來，而且接管這些決策權的集中管理者具備足夠的管理能力，集中管理應該是優於分散管理的。在一些非常時期，集中管理應該是可行的，也是最優的。就拿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來說，戰鬥在防控第一線的就是我們的醫療供應鏈（由醫院、醫護、藥品、器械及各級供應商組成）。這個供應鏈的目標在疫情之下已經轉變為不惜一切代價盡快滿足所有的相關防治需求。在這個特殊時期，由政府出面，選擇若乾條醫療供應鏈，並進行全面接管，這應該是一個最優的選擇。

從供應鏈思維看如何全面恢復生產

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正好發生在春節期間，大家知道這段時間有大量的人員流動。現在各行各業逐漸恢復生產，開啟了復工大潮。而這個時間點又恰好是防疫攻堅戰的關鍵節點，恢復生產的同時還必須兼顧疫情的嚴格防控。經濟不能長時間停擺，復工複產勢在必行，關鍵是要做到有序、有度、有效。

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在春節期間已經承受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一些服務行業的企業如餐飲業、旅遊業、零售業等。希望各級政府能夠及時推出相關政策，刺激經濟發展，減輕企業負擔，幫助這些企業走出難關。這方面的建言獻策已經很多了，我在這裡就不再重複了。在此，我主要通過供應鏈思維的視角，來對全面恢復生產做一些思考。

（1）市場驅動。一切生產活動都是為了滿足某種需求，需求驅動生產。對復工的廣大企業而言，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未來的需求將會是怎樣？大家知道，春節期間，由於疫情防控的要求，廣大百姓自覺改變生活方式、很少出門，所以春節期間的消費行為和往年大不一樣。可以說，當人們的活動空間在被極度限制的情況下，他們的消費欲望將會大大下降，因此很多商家的銷售出現斷崖式下跌。那麽，節後的需求是否會迎來一輪大的反彈呢？回答應該是否定的，因為防控措施還沒有解除。需求的反彈應該是疫後的事了。因此，現在的復工生產是為了疫後的需求做準備。疫後反彈會有多大將取決於企業所在的行業。對一些產品來說，失去的需求將是一去不複返了，特別是一些服務類的產品如餐飲、酒店、機票等；對其他產品而言，情況會好一些，抗疫期間沒有發生的需求在疫後會重現，只是消費時間有所推遲，這些產品所涉及的行業主要是製造業。因此，每一個企業都必須結合自己所在行業的具體情況，做好需求預測。

（2）瓶頸意識。由於疫情防控的要求，很多企業的用工目前還會受到一定的限制，可能還做不到100%的上班率。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需要用好有限的人力資源。因此，瓶頸意識就顯得十分重要了。所謂瓶頸，就是指在生產過程中那些限制生產量的環節。對一個企業管理者來說，瓶頸的存在通常是很明顯的，它一般都是伴隨著工作的積壓或很長的等待時間。運營管理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一個企業的瓶頸決定了這個企業的生產率，因此管好瓶頸就相當於管好企業。管好瓶頸意味著不要讓瓶頸“餓著“，也就是把優質的人力資源分配給瓶頸環節。瓶頸強，則企業強。

（3）供應鏈風險。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由於社會分工的不斷發展前進，一個產品或服務的生產通常都不是由一家企業完成，而是由許多企業合作完成的，也就是說是由一個供應鏈來完成的。一個企業只是一條供應鏈上的一個成員，形象地說，就是一根繩子上的一個螞蚱。因此，一個企業的風險意識也就表現為對供應鏈風險的高度認識。除了自身內部的風險以外，企業的風險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供應鏈下遊，二是供應鏈上遊。來自供應鏈下遊的風險主要表現為市場信號的扭曲，也就是說一個企業從下遊接到的訂單不一定反映了市場的真實需求情況，它可能反映了下遊企業對市場的一個判斷，而這個判斷有可能是錯誤的，因此他的訂單扭曲了市場信號。這些扭曲的市場信號被不斷地傳遞到供應鏈的上遊，錯上加錯，造成前面所說的長鞭效應。企業要應對好來自供應鏈下遊的風險而不被“忽悠“，最主要的辦法是密切關注終極市場的情況，形成自己對市場的判斷，並以此來指導企業的各項決策。另外一個風險來自供應鏈的上遊，例如一家上遊企業出問題了，中斷了一個關鍵零組件的供應。前面說過，供應鏈上最薄弱的那個環節決定了整個供應鏈的風險程度。因此，為了防範供應鏈風險，企業必須充分了解整個鏈條的運行情況，找出潛在的風險點，提前做好應急預案，如備選供應商或增加應急庫存，在緊急斷貨的情況下做到有備無患。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需要把企業責任融入供應鏈管理。供應鏈很長，若能在供應鏈管理的各個節點增強透明度，就能減少問題的發生。供應鏈的核心問題，一是信息，二是速度，當供應鏈長時，響應速度，即內部的管理效率很重要。如果在不確定的情況下響應速度還慢，這個企業必定會出麻煩。因此，當說到企業的價值創造時，這並不是單純的道德層面的純良就能改善的，還有很多領域是需要借助技術手段來實現的。像供應鏈可視化管理就是應對管理盲區的一個有效手段。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可幫助企業收集、分析、處理供應鏈上的不同信息，做出更好的應對之策，這些皆為應對複雜環境的有效手段。

（整理人：王珍）

【思想者小傳】

陳方若，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上海交通大學行業研究院院長、上海交通大學“光啟”講席教授。多年來從事運營管理、供應鏈管理，以及運營與行銷交叉學科等領域的研究，在供應鏈信息共享與協調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曾先後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商學院、長江商學院、中國科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大學、天津大學等國內外知名高校做訪問特聘教授，曾任美國製造與服務業運作管理協會主席，是華人學者管理科學與工程協會（CSAMSE）創會主席。曾獲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CAREER獎 （原美國總統青年獎），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海外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作者照片由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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