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要給植物建“戶口簿”，怎麽建？

尋找植物的密碼

本刊記者/杜瑋

發於2021.10.4總第1015期《中國新聞周刊》

從昆明市中心向西北方向行十餘公里，沿盤山路而上，就能到達中國植物學研究的重鎮——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這裡是歷時半世紀編寫的《中國植物志》的誕生地之一。植物志是對植物分類學處理，標明其形態特徵，分布地域，經濟價值的著作。《中國植物志》記載的三萬餘種植物中，有一半都位於雲南，而雲南省國土面積隻佔全國的4％。

鮮為人知的是，在《中國植物志》這部曠世巨著編纂的同時，給雲南植物建“戶口簿”的《雲南植物志》也在編研中。2006年，歷時33年編寫，共21卷，2400多萬字的《雲南植物志》全部出版完成，2010年獲得雲南省自然科學獎特等獎。“《雲南植物志》在《中國植物志》基礎上，對深度認識雲南植物的分布和資源特點又往前推進一步，也為其他各地省級植物志的編寫提供了范例。”昆明植物所研究員、原所長，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主任李德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但中國的植物分類學研究仍面臨著對於植物整體分布有認知，但細節不清的問題。當下，要不斷發現與搶救性保護新物種，並運用分子學手段驗證過往分類是否正確。與此同時，傳統的植物分類學研究也面臨著後繼乏人的困局。

中國最大的地方植物志

正因雲南有豐富的植物類型，上世紀50年代，植物分類學大家、已是中科院首批學部委員的吳征鎰才舉家從北京遷往雲南，籌建昆明植物所。吳征鎰1986年起擔任《中國植物志》主編，同一年，李德銖到昆明植物所開始跟隨吳征鎰攻讀博士。吳征鎰也是《雲南植物志》的主編。李德銖說，之所以在編研《中國植物志》同時開展《雲南植物志》編輯，是因為當時，吳征鎰就意識到，如果不將雲南的植物分布、特點弄清楚，中國植物一半的家底就不清楚。

植物分類學分類等級主要有門、綱、目、科、屬、種。《雲南植物志》是中國收錄植物規模最大的地方植物志，共收錄433科3008屬16200多種高等植物。《雲南植物志》的編寫始於1973年，已是“文革”後期，正處於國家急於摸清植物資源家底，開展中草藥調查的大背景中。受“文革”影響而停頓的《中國植物志》編寫工作也在這一年前後恢復。

彭華的辦公室位於半山上的昆明植物所標本館。他今年62歲，是植物所的研究員，曾擔任《雲南植物志》的編委。1995年春天，他在吳征鎰門下博士畢業，吳讓其參與植物志中大戟科以及第一大科菊科中帚菊族植物的編目調查，並擔任植物志第10卷的卷編輯。大戟科常見植物包括木薯、蓖麻、油桐、一品紅等。

如果將《中國植物志》比作一張中國地圖，《雲南植物志》就是一張分辨率更高的雲南省地圖。前者記錄的植物分布細化到省，後者到縣或者像滇東南、滇西北這樣的區域。

國外對於雲南這一“植物王國”的探索比中國早了幾百年。早在1655年，英國人Michael Boym就隨明永歷帝從貴州安龍入滇，采集過吳茱萸等植物。法國植物學家、天主教傳教士迪拉衛1882年沿湖北經四川到雲南，在雲南采集標本20餘萬份，包括2500余種中國過去從未記錄過的、1500余種從未向國際報導過的新類群。之後，珍貴的植物標本和種子被運往法國，現存巴黎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過去近300年間，先後進入雲南采集各類標本的外國人達160人之多。中國近代在雲南采集植物標本的第一人是北京大學生物系副教授鍾觀光。

編寫的一大環節，就是要將采集到的標本和國內外已有的分類學著作、歷史文獻去一一對照，確定植物分類。李德銖稱之為“像老中醫一樣，望聞問切”。由於國內植物早期更多被外國人采走、分類，並用拉丁文命名，而植物命名享有優先權，因此要予以尊重。如果將某一植物誤認為新種，重新命名，就要被歸並或處理。彭華說，《雲南植物志》編寫的一個更大難點還在於，因為“《中國植物志》當時還在‘娘胎’難產，因此並沒有現成的更大尺度的中國植物分類學著作可以參考。”

大科、大屬的植物分類學鑒定更充滿挑戰性，因為其包含的植物種類更多。大戟科下植物有一兩百種。彭華將對植物鑒定的實操操作稱為“拉櫃”，即對某一大類群的植物，從標本櫃的頭拉至尾，對櫃中的每一份植物標本要在解剖鏡下鑒定其屬和種，再結合已有文獻對植物描述，編制檢索表。

大戟科下有一植物叫余甘子，入口有余味甘甜之感，在雲南廣為分布。標本館當時采集的余甘子達上千份，要對每一份的產地、生境登記。由於采集標本的範圍、性狀尺度不同，《中國植物志》和《雲南植物志》對於不同地點采集的同一種植物描述也就不同。比如說，雲南采集到的標本葉柄只有3~5毫米，在中國東部某地可能就是5~7毫米，所以也就不能照抄《中國植物志》，應該照實描述。

發現“新大陸”要極其謹慎

雲南的一大特點還在於周邊鄰國眾多。雲南省東部與貴州、廣西為鄰，北部與四川相連，西北部緊依西藏，西部與緬甸接壤，南部和老撾、越南毗鄰。這對於植物志的編寫像是個盲盒，有可能帶來驚喜，也會平添難度。植物是連續分布的，雲南有的植物，在緬甸、越南也大多會有。如果周邊國家已經做了調查編目，這就是“天上掉餡餅”，如果沒有，研究人員就要在世界範圍內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去一一比對，鎖定“可疑”的植物類群。東南亞諸多國家曾經都是殖民地，讀印度尼西亞的文獻要會荷蘭文，中南半島上大多國家的文獻語言是法文，還有一些國家文獻是用德文寫就的。這就意味著研究人員要掌握多國語言，彭華博士期間攻讀的第二外語就是德文。

如果所有資料中都沒有記錄這一種植物，就可能發現了“新大陸”，但要極其謹慎。佔據盡可能多的資料是能夠對植物分類準確判定的必備條件。1999年彭華曾在日本京都大學訪學。期間，他獲得一本世界範圍內大戟科植物的最新文獻集，這對他從事植物分類大有裨益。對於難以判定的疑難種群，在互聯網還不普及的1990年代，彭華還要寫信到英國標本館，去借模式標本的照片。兩三個月後，照片才能寄回。

李德銖1980年代初在西南林學院讀研時，導師薛紀如是竹類專家，告訴他有一種竹子叫真麻竹，纖維比較好，分布在滇西南。但在薛紀如過去幾十年的觀察中，這類竹子一直沒有開花，也就無從判斷其屬於哪個屬。屬的判定主要根據花果的特性。1994年，薛紀如團隊終於采到了這一植物的花，並將其當作一個新種發表。但到了1996年，李德銖在英國看到真麻竹花的標本後，確認這並非是一個新種，早在1950年代，在雲南高黎貢山另一側的緬甸，就已有人給這一種群命名。2000年以後，《雲南植物志》第9卷出版，李德銖負責這一卷的編纂。因為掌握了足夠多的“證據”，他在這一卷中對真麻竹的植物分類予以了記載。

標本是植物分類描述準確性的必要支撐。當“拉櫃”發現植物只存在於文獻中，標本館沒有時，就要到野外補采。采集植物的人稱為“植物獵人”。1998年春天前後，彭華在做昆明帚菊的描述時，發現這一植物在歷史上有法國人采集的記錄，國內只有吳征鎰和“四大采集家”之一的俞德浚在民國時期采集到兩份標本，植物所似沒有標本留存。

彭華和老師說明情況後，依照文獻記錄，前往這一植物被發現的昆明安寧溫泉曹溪寺附近尋找。他先在當地找了一兩天，一無所獲，後來又想起帚菊應生長在相對旱生的環境，最終，在距離曹溪寺不遠的一處山坡上，終於見到帚菊真顏。“我當時興奮得滿地打滾。”彭華回憶說。

“一個合格的分類學家，必須基於標本做研究。如果是沒有標本的種的描述，首先就要質疑它。”李德銖說。像這樣兩三天內大功告成的采集屬於幸運。在雲南野外調查，爬崇山峻嶺是家常便飯，因此一趟出去通常都需要十天半個月。雨天，吸血的螞蟥很常見，“但你沒有時間去處理它，否則就會采集不到標本。”彭華說。

從1993年開始，在雲南省科委和中科院生物局共同資助下，吳征鎰組織昆明植物所等24個部門的上百位科技人員開始加快《雲南植物志》的編寫。《雲南植物志》的出版完結比《中國植物志》晚了兩年，但在後者基礎上進行了增補和修訂，新增了170個禾本科的記錄。

縣域生物多樣性調查缺乏

芒苞草是分布於四川西部、西藏東南部的一種中國特有科植物，是國家二級保護植物。彭華說，從生境的連續性和相似性來講，雲南也該有這一植物。但在編制《雲南植物志》過程中乃至更長時間跨度內，昆明植物所的研究人員一直沒能找到。“沒找到，就不能收進《雲南植物志》，不能想當然，這一直是我們的遺憾”。

《雲南植物志》山茶屬的編寫由中山大學植物學家張宏達教授牽頭。2000年，昆明植物所研究員、山茶專家閔天露出版了《世界山茶屬的研究》，對山茶屬植物重新做了全球性修訂。這過程中發現，《雲南植物志》中同一種山茶屬植物被賦予了好幾個名字。《雲南植物志》出版後，新種的發現也在繼續。2013年至2019年，這7年間，雲南報導的高等植物新物種就有163種，平均每年發現新種23個。2020年，雲南發現新物種、新記錄種達256種。

彭華將植物分類學分為阿爾法、貝塔及伽馬時代。阿爾法時代，就是認清國度的資源，做調查編目，編寫植物志。貝塔時代，即探究類群之間親緣關係，研究植物系統學。伽馬時代，用基因組、蛋白質組、DNA條碼等分子學手段驗證過往分類學假設是否正確。國外步入阿爾法時代比中國早200年，貝塔時代比國內早數十年。國內當下身處三個時代並行，在伽馬時代嶄露頭角的階段。“但在阿爾法時代，我們對資源分布也只是認清大的輪廓，對細節並不清楚。”彭華說，在完成省級植物志的編寫後，國內對縣域植物多樣性的調查是欠缺的，且調查存在區域性不均衡的情況。

將近十年前，彭華等以《雲南植物志》為基礎，對其中記載的各物種在昆明各下轄縣區的分布進行了統計，並作了學術報告。統計結果顯示，昆明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方是西山區。“但實際上，多樣性最高的地方肯定應該是祿勸縣與東川區交界的轎子雪山一帶，但這一帶沒有采集到很高量的標本。高校、科研機構大都喜歡到西山、筇竹寺等地采標本。其實這是采樣偏差，而非實際的自然分布情況”。

從彭華等2013年更大範圍內，對於全省各縣物種分布的統計來看，雲南省高等植物多樣性最豐富的為滇西北地區。玉龍縣、貢山縣、香格裡拉縣物種數都在4000種左右，以西雙版納州為主體的南部熱帶邊緣，物種數也都在3000種以上；而以雲南高原為主體的滇東和滇中地區植物多樣性則較為貧乏。彭華認為，這與人們對於這些地區的關注度和調查強度有關。彭華等在被認為生物多樣性不顯著的大理州雲龍縣又進行兩個采集季的標本采集，發現的種數比《雲南植物志》記錄的數字增加了120％。

“早期，國家對於植物資源多實施的是搶救性調查，調查投入多集中在西藏、雲南的邊界等地，對於像雲南‘大肚子’的區域，一直以來調查較少。”彭華說，像雲南省中部楚雄、玉溪市，東部曲靖市馬龍區、主城區麒麟區的標本較少。“誰都說不清曲靖到底有多少種植物，因為沒人願意去采。”彭華說，科研人員更愛去比較偏的發現系數高、創新系數高的區域。

因為缺乏對縣域多樣性的調查，中國縣級植物志的編寫也較少。去年，彭華剛剛完成了玉溪市下轄縣新平縣植物志的答辯，新平植物志通過專家委員會審定。彭華歷時三年，完成了這一植物志編寫，收錄高等植物3700多種。彭華說，各地政府出版縣級植物志的積極性並不高，“沒有意識到其重要性”。新平縣植物志順產的一個重要因素還在於“這是雲南省第一本縣域植物志”，地方多少有些乾勁。全國範圍內，出版縣域植物志的地方包括湖北竹溪、廣東樂昌等。

相比之下，彭華在日本訪學期間發現，日本京都早已有了各個版本的當地植物志，原因是當地對植物的種類更了解。早在1940年代，日本就出版了植物分布全圖，從北部的北海道到最南端的衝繩縣，每一個種都有詳細的描述。英國等歐洲國家也早已完成了縣域級別的細植物志的編撰，意大利在調查基礎上, 以每100平方公里為一個網格，進行了全國植物重要區域的識別與劃分。彭華等人在一篇論文中就指出，生物多樣性本底不清是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的重大問題，將嚴重影響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客觀有效決策。

資源和人才的雙重危機

“我們現在要搶救性的保護物種，一邊發現新種，一邊要保護。很多時候，當我們發現某一物種的時候，它已經極度瀕危了。”李德銖說，過往20年，環境巨變，受旅遊、房地產開發、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等因素影響，很可能某一個山頭的特有種就沒有了，而這樣的特有種很可能又有著極高的藥用或科研價值。如果不去采集和發現，人們又怎能有機會去探究其價值？

根據中科院植物所等部門2017年發表的《中國被子植物瀕危等級的評估》，雲南受威脅植物種數在全國位列第一，達1710種，佔全國受威脅種數的一半。生境喪失及破碎化，過度采挖等是導致植物瀕危的重要因子。

上世紀90年代初，雲南省在野外發現了珍稀樹種、國家一級保護植物，被譽為“植物界大熊貓”的巧家五針松。當時只有32株野生株，如今通過遷地保護、回歸引種等措施，繁育移植存活超過3000株。近日，昆明植物園內的巧家五針松首次結實。為了對種子資源更永久性保存，使其具備恢復成植株的可能性，1999年，吳征鎰向國家建言，在雲南建立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2007年，種質資源庫在植物所落成。這是中國第一個國家級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也是亞洲最大野生生物種質資源收集、保藏機構。和英國“千年種子庫”、挪威“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等一起，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重要設施。截至去年底，種質庫已保存野生植物種子10601種85046份，佔我國種子植物物種數的36％。

人才也是重要一環。彭華1983年從雲南大學植物學系本科畢業後，因喜歡遊記式采標本的生活，進而開始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並延續至今。他和李德銖一樣，都是從部分參與《中國植物志》章節編寫開始，再到《雲南植物志》擔綱主力，最終接過老師們的“接力棒”。而隨著志書編寫的完成，國家資源調查迫切任務的完結，以及一些植物分類學大家年事過高或已去世，植物分類學家的話語權大幅下降，學科變得邊緣化。

李德銖坦言，植物分類學是冷門學科，從事這一領域要采標本、看文獻、對比材料，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如果做熱門學科，發的文章會比較快，影響力更大，回報會更直接。“跟我做傳統植物學分類研究的學生，職稱晉升就比做基因組、DNA條碼的學生要慢”，後者更偏向技術型。單純的植物分類學研究，大都發不了太好的文章，有百年歷史的國際期刊影響因子才只有三點幾。這就使得植物分類學家的考評總在倒數幾名。

李德銖認為，就中國特別是雲南生物多樣性的豐富程度而言，中國需要一批具有很高鑒別能力、綜合判斷力，以及國際視野的植物分類學專家隊伍。目前，國內獲得植物分類學博士學位的人才也就在100人左右，遠遠滿足不了需求。原來，國內培養植物分類學人才的高等學府包括北大、中山大學、南京大學等。過往這些年，在各高校爭排名，重論文的風潮中，植物分類學的生存空間日益逼仄，985高校培養的人才數量急劇下降，有的重點高校甚至將相關課程縮減在幾十個學時內學完。現在，植物分類學人才的培養開始下沉，一些三本院校也參與其中。但這與更綜合、具備更高甄別能力的人才培養目標有著差距。

“我們經過改革開放後40多年的發展，中國植物分類學已逐步邁入第一梯隊。”李德銖說，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這一學科體系還比較脆弱和片段化，學科邊緣化，沒有得到應有重視。而用來研究的很多基礎資料和標本都還在歐美，“我們可能每個物種只有一份標本，歐美國家可能已經有上百份標本”，這是幾百年積累下來的。彭華說，國家對於資源探索、生物多樣性保護有著持續的目標和追求，就需要有穩定的人才隊伍和資金支持。

世界範圍內，一些國家的植物志已經出到第4版、第5版。在彭華看來，隨著國內對於植物資源認知的不斷加深，新類群發現增多，各行業對資源利用需求的增加，《雲南植物志》也有著再版的必要。

（實習生田然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