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漁：沒有最需要反思的問題，幾乎都已反思過了

采寫 | 蕭軼

王曉漁，文藝評論家，現居上海。著有《知識分子的“內戰”》等，譯有《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文章被譯為日文、英文、德文。圖片由王曉漁提供。

新京報：這個春節假期，你是怎麽度過的？心態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王曉漁：主要在旅途中度過，現在已經回到國內。在旅途中看到的報紙和電視，都在談論中國以及當地的防範措施，商店裡的口罩越來越難買，戴口罩的行人越來越多。隨著疫情的加劇，開始有些擔心購物、就餐或參觀是否會被拒絕，但我沒有遇到，對方如果在意會戴上手套，更多的是如常，有次在結账的時候對方用中文說了聲“謝謝”，感覺會永遠記住這聲“謝謝”。回國之後處在自我隔離狀態，有時睡前看著窗外的世界會有些不真實感，但人生又似乎有著太多的不真實感。

在事件之初估計程度不會低於SARS，沒想到比SARS嚴重許多倍，總體而言，心態沒有太多變化。或許是因為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目睹過許多事件，從童年起幾乎每頓飯都會接受父輩的饑荒教育，仿佛時刻準備著危機時刻的到來，這次在精神層面沒有太多的衝擊。所以到目前為止，並不茫然，也未有崩潰和恐慌，會有憤怒和哀慟，更多的是觀察和閱讀。未來會怎麽樣，還無法判斷。

王曉漁在旅途中收到的日、韓、中三國健康卡。

圖片由王曉漁提供。

新京報：春節假期在讀哪些書？閱讀過程中有什麽感想？

王曉漁：讀完了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正在讀的是加繆的《鼠疫》和斯坦納的《語言與沉默》。這套《往事與隨想》是讀大學時購買的，至今已經二十多年，現在才讀完，有些慚愧。但如果讀得更早，可能也讀不太懂。

在赫爾岑的少年時代，俄羅斯發生了“十二月黨人”事件，這件事對他有著深遠影響，影響是持續性甚至可以說是終生的，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事件發生時震動不已，事件結束後就迅速把剛才的噩夢忘掉。雖然赫爾岑那時只是十幾歲的孩子，他“立誓要為死難者報仇，把自己的一生獻給反對這帝位、這聖壇、這大炮的鬥爭”——多年以後他這樣說——“30年後的今天，我仍站在這面旗子下，沒有一刻離開過它。”

赫爾岑遇到一個“向下”的時代，之前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讓人不滿，之後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卻讓人開始懷念過去的沙皇。“向下”的程度有多麽嚴重？赫爾岑寫到一個細節，在亞歷山大一世時執掌秘密警察的德桑格倫，到了尼古拉一世時期“已被當作自由思想者，落在警察的監視下了，儘管他還是原來的德桑格倫”。

赫爾岑先是被流放，隨後流亡，母親和兒子又在海難中身亡，飽嘗“時代之苦”和“人生之苦”，但他仍然在破碎之中維系著思考的力量，或者說思考使他得以面對破碎的世界。憤怒、不滿、懷疑、撕裂、掙扎，這些在赫爾岑那裡不是消耗性的，是生長性的，他在自我否定甚至破碎中獲得源源不斷的力量，沒有因為無力承受轉而對苦痛視而不見。赫爾岑寫出了一個“向下”的時代，人們（無論善惡）的精神是如何扭曲的，這些扭曲是怎樣可笑又親切。寫得最好的是那些堅守價值者的虛榮或虛無、自負和無力，報團取暖又互相攻擊。

完整討論這本書，一時有些困難，我讀的是項星耀先生（這位幾近無名的譯者本身也值得致敬）的譯本，準備再找巴金、臧仲倫先生的譯本對照閱讀。人到中年，還有這麽一本讓自己震動的書，很難得，也有些理解了為什麽伯林會那麽推崇赫爾岑。

新京報：春節期間看了什麽電影或電視劇？

王曉漁：沒有，準備看《車諾比》。

《車諾比》劇照。

新京報：是否有在寫作或翻譯什麽作品？在這個特殊時期，做事過程中是否有何特殊感受？

王曉漁：沒有寫作或翻譯。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被一種窒息感籠罩，最近的危機時刻沒有特別的感受，仍然是窒息。加繆在《鼠疫》中說，“人們開始感到恐懼，同時也開始思考。”業主批評物業服務有問題，保安不會對業主說：“不喜歡這個社區就滾開”；用戶反映冰箱不製冷，不能要求用戶親自變成冰箱，也不需要用戶親自了解冰箱製冷原理。

因為危機時刻的到來，人們似乎又從休眠中復甦過來，在窒息中嘗試呼吸，在不思中開始思考。這些思考很微弱，卻給窒息的世界撬開一點縫隙，有了些微光和微風。掙扎比放棄掙扎更能看到生的力量，這或許算是一點點特別感受吧。值得憂慮的不僅是疫情什麽時候結束，還有疫情結束之後怎麽辦，經濟層面、精神層面……都隱藏著重重危機，這些危機會不會像疫情初發時一樣被視而不見？

暫且不說這些大的問題，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未曾經歷過物質匱乏的年輕一代可能再也不會嘲笑長輩們喜歡囤積物品，與長輩成為“同一代人”。喜歡囤積物品的一代，未來可能會被更年輕的一代嘲笑，直至後者再次遇到類似的危機時刻。

新京報：你對疫情有持續關注嗎？是否有做日常的記錄和觀察？

王曉漁：有關注，但未做詳細記錄。

新京報：疫情期間，對你衝擊最大的事件是什麽？為什麽？

王曉漁：公共層面是李文亮醫生之死及此後的反應，不用多做解釋。後人如果想知道2020年發生了什麽，只要讀懂訓誡書裡不到一百字的對話就足夠了：“我們希望你冷靜下來好好反思，並鄭重告誡你：如果你固執己見，不思悔改，繼續進行違法活動，你將會受到法律的製裁！你明白了嗎？”“明白。”

私人層面是在境外一家餐館的見聞，隔壁一桌是來自中國的大學生，從他們聲音洪亮的聊天中得知都是來自很好的學校。一兩個小時的晚餐時間，他們的話題是哪位學長最帥，如果重修課程需要交多少費用，未來的就業怎樣更有前途，沒有一個字涉及正在發生的這場瘟疫。大學生談論校園話題再正常不過，我也不認為人人必須談論瘟疫，但是聽到一位大學生感歎“平均績點低0.01分是多麽可怕的事”，還是有些不知今夕何夕。“可怕的事”竟然是平均績點（Grade Point Average，簡稱GPA）低0.01分，這本身是多麽可怕的事——但願這是我的過慮或杞人憂天。

新京報：此次疫情對你個人生活而言，主要存在哪些方面的衝擊？

王曉漁：沒法每天散步，沒法與三五友人讀書討論，這是最大的缺失。

新京報：居家隔離期間，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什麽？從中有何樂趣或感想？

王曉漁：和往日一樣，做家務，讀書，完成工作。以前做家務是完成任務，這些年開始喜歡這些日常的事情，現在的生活方式不再需要砍柴挑水，在諸多家務中最喜歡的是擦拭地板。灰塵永不停息，讓地板重新現出它的顏色，等待著灰塵再次落下，在這種重複每次又有不同的動作中內心特別安穩。無法做到“本來無一物”，就“時時勤拂拭”吧。

這個世界的絕大多數問題是個體無法把握的（不等於因此而不去關注和討論），這些細微的可由自己把握的經驗（擦這塊地板還是那塊地板，翻開這本書還是那本書，選擇這個詞還是那個詞）會帶來無限的安慰。因為對社交（友人的聚會不屬此列）缺乏興趣，如果不是因為瘟疫，一點也不討厭這種整日在家的生活。

新京報：對於這次疫情的暴發和應對，你認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麽問題？

王曉漁：沒有最需要反思的問題，因為幾乎所有的問題此前都已經反思過，“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但對個體來說，這種危機時刻也是促發思考的關鍵時刻。尤其對於正在精神成長期的90後和00後，這或許是人生的第一次危機時刻（此前遇到的最大危機或許是失戀或考試不及格），可能因此萌生屬於自己的問題意識，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關係。

如何對待這個危機時刻，決定著精神怎樣生長。帶著問題意識的觀察、具有一定難度的閱讀、激烈但互相尊重的爭論，是通往成長之途，沒有捷徑。我個人思考的問題是，利維坦和叢林社會是如何並存的。

“這一切裡面並不存在英雄主義。這只是誠實的問題。與鼠疫鬥爭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誠實。”——加繆《鼠疫》

新京報：在防疫期間，在閱讀記憶中有沒有值得推薦給讀者的書？請說出你的推薦理由。

王曉漁：會推薦《鼠疫》，加繆講述了危機時刻如何秉持人文（小說中出現的“人文主義”似乎是“人定勝天主義”，與此處不同）而非宗教的價值進行自己的選擇和行動。危機時刻會彰顯宗教的必要，這不意味著人文的立場就轉而成為次生價值，兩者難以互相替代。醫生和他的朋友們的努力微弱而有力。看到格朗一邊在琢磨他的文章中的每個詞應該如何安放，一邊耐心地統計數字，整理卡片並用曲線標出，讓我對要填寫的一個又一個表格多了一些忍耐（雖然並不認為那些表格有多少必要）。

這個時刻閱讀還會發現許多此前難以覺察的細節，比如在認真對待鼠疫之前，人們糾纏的是能否命名為鼠疫，能否肯定其有傳染性，而裡厄醫生注重的是這可能會奪去本市一半人的生命，雖然他無法撰寫論文證明自己的觀點。鼠疫期間，本來就被公眾普遍接受的“燒酒防傳染病”的說法更加深入人心。“（裡厄醫生）每次一聽到那念史詩或演講競賽般的腔調就感到心煩。誠然，他也知道這種關懷並非假裝出來的，但這樣的關懷只能用人與人唇齒相依之類的套語表示。而這種語言並不適用於諸如格朗日複一日做出的那份微小努力，也不能道出在鼠疫橫行時格朗意味著什麽。”諸多細節，都可謂“已有的事，後必再有”。

在《鼠疫》裡，首先死去的是試圖無視瘟疫的門房，而非試圖預警的裡厄醫生。裡厄醫生的觀點雖然最初沒有被重視，但在瘟疫蔓延之時，他能夠說服省府同意志願者組建自己的防疫隊，這又有些超乎意料。

最後，抄一段《往事與隨想》的話，送給在這次與肺有關的瘟疫中掙扎的你和我，“精神的肺必須像身體的肺一樣堅強，足以從煙霧彌漫的空氣中吸取氧氣。”

作者 | 蕭軼

內容編輯 | 吳鑫 余雅琴

值班編輯 | 吳優

校對 |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