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徽”是怎麽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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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是貧困的文青湯顯祖所發的感歎——世人向往的財富之地徽州他是不會去的，只有寫戲劇才能維持生活。

這幽默的自嘲往往被人們誤以為是作者由衷的讚美和向往，也是一個小小的滑稽。不過詩文中描繪的徽州，確實在中華帝國晚期的經濟文化版圖上佔據了極其顯赫的地位，在興盛三百年後，又在近代化的大門緩緩打開前意外的隕落。

一府六縣，山多地少

在中國紛亂多變的行政區劃中，徽州作為一個完整而獨立的行政部門已經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了。

秦始皇時在今天的皖南地區設定歙縣，黟縣，兩地的開發在孫吳時期開始加速，形成了一郡（州府）六縣的規模。

北宋時的徽州地區-歙州

徽州一府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府治在現歙縣徽城，前四個縣現屬安徽省黃山市，績溪縣今屬安徽省宣城市，婺源縣今屬江西省上饒市。

安徽、江西、浙江之間

徽州地區山多嶺密，海拔高程與相對高差均較大，山間谷地和盆地較少，且多窄小。徽州最大的盆地是今天稱之為“屯溪盆地”的區域，包括休寧、歙縣和績溪，除了此處有較多農田之外，山區耕地稀少。在建國前此地開墾面積不足10%，且土壤貧瘠，不利於農業開發。

真山地

在江南農業飛速進步的年代裡，徽州的糧食卻一直不能自給。《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二十》曰：“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

加上城鎮化對耕地的需求

屯溪盆地的耕地更加緊張了

這裡對外聯繫也並不方便。徽州宛如平原海洋環抱中一個較為孤立閉塞的山地島嶼，遠離大江及南北主要運輸線，與外界溝通主要依賴新安江水系。由於山巒縱橫，徽州地區的河流一般比較大、河床窄、流速快、彎道多，水位暴漲暴落。

新安江的藍渡橋

儘管水運條件不夠優越，但這是徽州人的生命線。每年都有大量糧食從浙江和江西經由這些河流運到徽州，徽州的茶葉、木材和各種特產也由此外運。

水路上四通八達的徽州

然而正是在這一片相對落後的地區，卻誕生出了影響巨大的徽商群體。

徽州社會孕育了徽商。徽商產生後,又使徽州社會的方方面面打上了商人文化的印記。他們不僅建造了那些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作為徽州文化的物化表征的牌坊、宗祠和各類建築，也深深地影響了徽州人的心理狀態、行為模式以及社會風習。

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街之一:屯溪老街

沒有徽商，這塊1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綻放不出如此引人注目的光芒。

從宗族中走出的商人

明清時期，全國都進入了人口持續增長造成的人地關係緊張階段，流民四散，在荒地山野中開墾糊口的農田。此時唯有徽州人沒有加入艱難求生的大軍，反而走上了商業致富的路線並稱雄達三百年之久。徽州本身的條件正是他們成功的秘訣。

從地理區位來看，離徽州不遠處就是全國經濟和文化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一個大市場——長江三角洲。自唐以降，沿新安江而下，經富春江、錢塘江，即可到達杭州。隨之通過內河航道，還可連接江蘇的蘇、松、常、太各府州。而經青弋江等水路進入長江，順流而下就可至南京、鎮江、揚州，經京杭大運河溝通各地。

加入長三角經濟圈和大運河經濟帶就是不一樣

長三角市場人口眾多，生活富裕，對木料、石料等建築材料有穩定的需求。文教之風又讓以竹、木為主要原料生產的紙、墨，以石材加工的硯等文具銷量可觀。茶葉和藥材更是風雅之士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這些都是徽州的本地商業特產。

完成了以本地產品主導的原始積累，徽商開始走出去，從外地採購商品，在外地銷售。鹽商成為了走出去的徽商中最成功的一支，為徽州帶來了巨量的財富。

然後轉化為不動產

明代以前，鹽是由國家管控的商品，私人不得販鹽。明開國以後，為了補給邊防線的軍需而開了口子，允許富商運糧北上換取販鹽的憑證“鹽引”。嘉靖年間，鹽商們只要向產鹽地的管理機構繳納現銀後，就可以領取食鹽銷售，讓聚集在揚州的徽商找到了機會。蘇北海鹽場的鹽成了搖錢樹，徽商們更通過對權力的不斷攀附越發穩固了自己的地位。

傳說中乾隆下江南在揚州與鹽商們的無數軼事，有其歷史依據。

蘇北一直是華東重要的鹽產區

從組織形態來看，徽州強大的宗族觀念給了商人們周轉資金、招募幫手的創業優勢。

破碎的山地地形，天然塑造了徽州人群分布的分散和孤立。一片小盆地就是一個家族，每個家族都有強烈的凝聚感和封閉性，他族極少能夠染指。毗鄰的眾多宗族之間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平衡。

盆地中的黟縣

大家族內部都極力避免子弟流落外地為人傭工或者淪為仆役和佃戶。一個人迫於生計出售私有田地時往往會被家族優先收購，成為族產，人員自然也不會外流。大規模的土地兼並從未在徽州出現過。

這解釋了為什麽同一時期的很多地區面臨人口壓力，往往會出現流民四出的現象，徽州人卻極少如此。

但人口壓力仍然是確實存在的，徽州不宜耕種的土地逼迫宗族子弟外出闖蕩。然而與成為流民的闖蕩者不同，他們能夠獲得豐沛的族產資助。徽州商人起家時容易籌集資本，冒得起風險，且易得到在外地為官的徽州人的幫助。而財富也反過來刺激了徽州的文教事業，讓此地的為官者越來越多。

在文獻中，我們經常看到徽州“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的記述，可以說正是世家大族開創推動了徽州的商業之風。

在他們的帶動下，長三角各商業城市有了“無徽不成市”的說法。眾多繁榮的工商業市鎮中，沒有哪一個會沒有徽商。但在濃厚的宗族觀念和地域觀念下，即使生在外地長在外地的徽商，也要回鄉掃墓、祭祖、修廟、續譜、省親、團聚。在強烈的宗族觀念和光宗耀祖心理的驅動下，徽商還會在原籍修建超過正常需要的豪華住宅，並在老鄉裡招募學徒、雇員、合夥人。

位於安徽歙縣的祠堂

唯一遺憾的是，由於大批男性成年人口長期外出，留在家鄉的女性能與丈夫共同生活的天數屈指可數。她們無法過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幾乎終身守活寡，生理和心理受到巨大的壓抑和扭曲。正因如此，徽州才遍布貞節牌坊，甚至還有專門供奉女性祖先的“女祠”，用榮譽遮蓋徽州女人血淚史。

徽州女祠清懿堂

驕子的衰落

慘烈的太平天國戰爭開始之後，主要戰場正是徽商經營的長江中下遊地區，即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五省。戰爭使得江南名城摧折殆盡，唯有上海得以幸免，江南經濟重心向上海轉移的趨勢更加明顯。而由此帶來的市場結構和商品網絡的劇變則是徽商暗淡的最根本原因。

上海因外國勢力而幸免

並吸收了從南京揚州蘇州逃出的財富

1843年上海開埠後，迅速發展成中國的最大港口城市，周圍的傳統工商業城市逐漸衰落。大批富裕人口從江南各地遷往上海，帶去了大量資金，也帶去了市場。還有大批人才和勞動力也從這些地區遷往上海，使當地的日常市場進一步萎縮。

機器生產的或進口的紡織品、日用品、藥品取代了手工生產的傳統商品。在新的商店、經營方式和商業網絡的進逼下，廣東商人、江浙商人得風氣之先，迅速崛起，徽商則節節敗退。以遷入上海的移民為例，安徽籍的遠低於江浙兩省，在租界甚至低於廣東籍的。上海的安徽籍移民，大多又居住在華界，而不是在更發達、更先進、更有商機的租界。

上海開埠後的外灘

除此之外，徽商最大的政策優勢——官鹽經銷制度也在清末廢除，徽商在鹽業上的優勢頓時土崩瓦解。新式交通工具如輪船和火車的出現，悄然改變了以運河為主的國內商路，沿海和津浦路沿線的城市迅速繁榮，盛極一時的沿運城鎮臨清、王家營、清江浦，以至揚州，頓時一派蕭條。聚居在那裡的徽商從此一蹶不振。

雖然運力不足，但終究改變了

貨物交通運輸的方式

長期的單一經營、過分地依靠政治權力，使徽商已經喪失了早期祖先的開拓性和適應性，在新的競爭中處於劣勢，終於淹沒於時代洪流之中。

1934年由於蔣介石“剿共”之需要，婺源被劃入江西，後因婺源民眾發起返徽運動及同鄉胡適等人奔走努力，迫於民意，1947年抗戰勝利後劃回徽州地區。但由於軍管問題，1949年婺源又被劃入江西省，延續至今。1987年徽州地區改名黃山市，而績溪被劃歸宣城地區管轄至今，傳統上的徽州不僅被肢解，連名字都被抹去了。以至於外地人往往不知“安徽”二字中的“徽”就是徽州。

婺源入江西

其他五城分在黃山與宣城

但探訪今天的黃山市轄境內，處處可覓徽商和徽州古老宗族的印跡。徽商群體依然和孕育他們的舊日宗族一起，成為這裡遠去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