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風隊”與晚清“頑固派”，相似的群體，不同的命運

提起日本“神風隊”，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二戰末期日本面對美軍的強大優勢，按照“一人、一機、一彈換一艦”的要求，駕零式戰鬥機對美國艦船、登陸部隊及固定目標實施自殺式進攻的特別攻擊隊。

“神風”之名來自1274、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兩次東征日本，都因海上突如其來的台風損失巨大，東征告吹，日本成為歐亞大陸少數未被蒙古大軍鐵蹄踐踏的國家。此後幾百年，日本長期迷信是“神風”在護佑日本。

明治維新後，武士在明治維新“尊王攘夷”、推翻幕府的戰鬥中立下赫赫戰功，原以為會論功行賞，沒想到明治政府成立後一心現代化，實行一系列政策，事實上取消了武士階層。

明治政府實行“四民平等”，打破原來固定、僵化的社會結構，傳統身份制度的束縛實際上取消，武士的社會地位下降；經濟上廢除了武士原來家祿制度的“秩祿處分”，武士階層又喪失了經濟上的特權和地位；政府頒布“廢刀令”，剝奪了武士的佩刀權。

這些積極參加倒幕的武士認為自己被明治政府欺騙，憤怒異常，一些地方開始造反活動，熊本城近兩百名堅決反對任何“現代化”的武士組織起來，自命為“神風連”，成為反對明治政府的急先鋒。

美國學者唐納德·基恩在《明治天皇》這本書中對“神風連”的特點作了概述。它的成員反對一切“西方”“西式”的東西。當不得不從電線下面經過時，他們會以白扇遮頭，不僅表示對外來的“電”的憎惡，還以此防止自己會受到外來事物的邪惡影響。不少人隨身帶鹽，看到和尚、穿西服的日本人便撒出，以去晦氣――連傳到日本近千年的佛教都被認為是外來宗教而鄙視、拒絕，其極端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1876年10月末，明治維新已進行八年，“神風連”忍無可忍，興兵造反。雖然他們以自殺的方式進攻，英勇異常，但隻十天功夫就完全失敗，成員全部戰死。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拒絕使用現代武器，隻用傳統的劍和矛與用現代武器武裝起來的政府軍作戰。

為堅持傳統而拒絕用外來的新式武器，與中國晚清的頑固派如出一轍。從1840年，經過鴉片戰爭的林則徐知道英國人武器的厲害，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主張，結果被怒斥為“潰夷夏之防”，朝廷禁止用洋槍洋炮。

直到1854年，面對太平軍的嚴重威脅，曾國藩組建非政府的湘軍，從廣東購買600門洋炮裝備湘軍水師，清廷才允許用現代武器，這已是鴉片戰爭一十四年之後了。直到1862年，鴉片戰爭已二十二年之後，朝廷才允許曾、左、李用現代機器製造現代武器。

對李鴻章在1868年提出的要建電話、電報線的要求，清廷一次次否定，其基本理由則如一位頑固派官員的奏折中所言：電線可以“用於外洋，不可用於中國”，因為：“銅線之害不可枚舉，臣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木主。中國視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為尤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丘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

這種觀念和理論，與“神風連”從電線下經過時要用白扇遮頭可謂“同心同理”。直到1880年，由於李鴻章先斬後奏，先架起一條電話線才報告朝廷，清廷才同意成立電報局。而日本在1869年就在東京－橫濱之間開通電報業務，比中國早了十年。

日本的幸運在於，“神風連”這種“極端頑固派”，在維新前後的日本隻居邊緣之邊，對政府決策毫無影響。早在1830年代，以薩摩藩為代表的一些藩都想方設法購買、走私西洋先進武器。到1840年代，一些藩國就開始用西洋機器造槍造炮、甚至煉鐵織布了，比中國的洋務運動，早了二十餘年。

幕府軍，也用西方先進武器。明治維新前的“鎖國派”雖然反對與外國通商、簽訂不平等條約，但並不反對、並不拒斥使用外來的現代武器。1868年維新派的倒幕軍與幕府軍交戰時，雙方都使用西方的現代武器。以西鄉隆盛為總指揮的倒幕軍能最後獲勝，與他們的武器更為先進大有關係。倒幕軍打的旗號是“尊王攘夷”，但正如明治政府成立後西鄉隆盛所說“尊王攘夷只不過是推翻幕府的一個借口，攘夷有助於鼓舞士氣。”

而中國的不幸在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與日本熊本城“神風連”觀點類似的“頑固派”，在清廷的決策系統中佔主導地位。所以才會發生鴉片戰爭後長達十四年之久不許軍隊用西洋現代武器的咄咄怪事。幾十年中，洋務派只能在頑固派巨大阻力中尋縫覓隙，曲折前行，制度變革，當然更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