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鴻：新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尹鴻教授以“在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上的求索——新中國電影七十年”為題的演講。

近日，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尹鴻教授以《在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上的求索——新中國電影七十年》為題發表了公開演講，既回顧了電影史中現實主義創作的四大關係、四大矛盾，又對近期的現實主義電影作品進行了細致分析。

尹鴻

以下根據尹鴻演講內容整理：

各位專家老師同學們早上好，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來談一點自己對70年中國電影發展的一些感想。

過去一年是中國電影難得的現實主義電影的大年。這個大年，當然是有它悠久的傳統的，所以我今天想講講70年中國電影的悠久傳統。

其實大家都知道在新中國電影史上，其實乃至整個中國的近現代文學藝術史上，現實主義都是一個回避不了的詞匯。

從王國維對中國傳統戲曲的批評，認為中國沒有悲劇，都是大團圓，是因為中國人回避現實，一直到魯迅先生的國民小說，改造國民性小說，再到矛盾先生他們發起的小說月報、著名的文學研究會等等，從此以後，其實中國的整個文學藝術，當然也包括電影，就跟現實主義非常密切地內在聯繫在一起，而中間發生的所有的文藝論證幾乎都與現實主義有關係。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我就想，為什麽中國會跟現實主義發生這麽內在的聯繫？無論是我們的文學藝術還是電影，我相信這是兩個主要的原因。

一個是時代的原因，因為在全世界所有的現實主義興起的地方，都是因為大家要除舊立新，大家都是要推翻一個舊的世界，要創造一個新的世界。而這個前提就是要認識世界。而現實主義就是人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

另一方面在思想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基礎是唯物主義，而用到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當中叫歷史唯物主義。而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的也是通過對一個真實世界的客觀反映，來改變這個世界。

所以在這兩個前提推動之下，現實主義就一直成為中國文學藝術，特別是新中國以後的中國電影的主導性思想。那麽在現實主義這個過程當中，我認為它發生了很多變化。

最初我們是受歐洲和俄國的批判現實主義影響，所以最早我們都是批判現實主義。左翼文學和左翼電影起來之後，我們覺得光批判是不夠的，我們要建構一個新的理想，所以出現了革命現實主義。

當革命現實主義出現很多值得爭議的事情，比如當年的革命家戀愛小說非常流行。因為大家發現，光寫革命小說，讀的人沒有那麽多，如果在革命上再加上戀愛，小說就很好賣，稿費也比較高。所以當時革命+戀愛小說盛行，後來左翼文學也提出批評，這個有過於討好大眾的傾向。

再到後來，大家也知道，左翼文學後來就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直影響到新中國的所有的電影形態，我們在幾乎所有的政府文件、黨的號召當中，幾乎都會提，電影要走現實主義創作道路。

那麽新中國以後，大家也知道，我們的第一個關於電影的大批評、大討論的政治事件，就是關於電影《魯迅傳》的批判，而且毛澤東同志親自介入了對《魯迅傳》的批評。那這也是最高領導人寫的電影評論。

《魯迅傳》

而這個評論引起大家重新去理解現實主義，因為《魯迅傳》是根據一個真實的事件、真實的人物做的改編。但是大家發現，不是什麽都可以寫，現實主義並不意味著什麽都可以寫、什麽都可以創作。

而現實主義還會加上種種前綴，所以我們後來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就是在現實主義上加上了一個意識形態的政治導向的一個術語。後來，毛澤東同志自己親自提出叫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就是著名的“兩結合”創作方法。

這樣又影響到很多我們的創作，所以有一段時間大家去讀臧克家、艾青的詩，當然也看我們當時的電影，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而且充滿了對新世界的一種渴望。但這中間又爆發了很多次爭論，如果我們去回顧這段電影史，我們會發現有四大關係、四大矛盾一直存在。

第一個爭論是，從最基本的題材上來講，是寫現實題材還是非現實題材？這個一直到今天，大家知道最近廣電總局還在限制我們的非現實類題材的播出數量，網上的播出數量等等等等。首先我們必須要回到現實題材當中來，我們要關注當下現實，這是第一大爭論，幾乎也貫穿在新中國影視發展的所有的歷程。

第二大爭論，不光是題材了，是故事。大家如果回顧這段歷史，經常爭論的是，你反映的是社會本質呢？還是反映的社會現象？所以就有本質和現象之爭。所謂的本質，你要反映這個社會的主潮是往前走，還是去反映那些枝枝末末的東西，這是第二大爭論，影響了很多電影，有的作品因此打為“毒草”。

第三個爭論，我把它叫做人物的爭論。從文學一直到電影，究竟寫中間人物，寫小人物，還是要寫英雄模範人物，這一對爭論一直也延續很久。

在我們的電影當中，一度開始寫小人物、中間人物，那時候就覺得我們的電影有生氣，跟老百姓的溝通也非常容易，我們會覺得這些先進人物的氣質跟我們更接近。但是呢，很多時候又會出現說法，寫中間人物、小人物，就是在讓我們的英雄不夠高大，讓我們的英雄不夠神聖化。

所以這個發展到最終的結果就是著名的“三突出”，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在所有人物當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當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當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且還發展了一整套電影修辭學，什麽敵援我進、敵小我大、敵低我高等等等等一大堆鏡頭方法。

那麽在這之後，關於人物的爭論其實到今天也仍然會存在，究竟是寫英模還是寫普通人物？

第四大爭論，其實也非常重要的一個貫穿過程，準確的說是寫光明還是寫黑暗？後來發展到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年輕的同學可能不太知道了，叫《歌德與“缺德”》，你是歌德呢，還是去做缺德的人？

所以這個當然最集中典型的代表就是《苦戀》，這部電影基本上標誌著這個爭論最後有一個很重要的轉向。因為在這之前，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傷痕電影、尋根電影、反思電影，它帶有非常強的社會批判性，我們在告別一個舊的世界，走向一個新的世界。

但是，《歌德與“缺德”》這篇文章之後開始，我們會意識到舊時代的那些瘡疤，我們慢慢慢慢要把它藏起來，或者說我們慢慢慢慢要把它淡出於我們的電影視線之外，我們要去表現中國社會歷史向前發展的一些進步和變化。

所有這一切歸結到今天，為什麽我們今天要去總結這70年的現實主義。

從去年開始，出現了多元化的現實主義，既有像《一出好戲》那樣的帶有寓言體的，到今年的《瘋狂的外星人》，雖然他們看起來不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但是充滿了現實關懷和現實焦慮，那裡面有很多現實寓言。

還有一類，就是相對邊緣的現實主義，比如說像《江湖兒女》，包括最近的《地久天長》等等，它可能不是表現這個社會最主流的那部分生活，但是未必那個人群不是最大量的。還有一類是帶有荒誕現實主義的，比如說《無名之輩》《大人物》等等。

還會出現另外一類現實主義，我把它叫做積極的現實主義，或者叫主流的現實主義，以《我不是藥神》為代表。

它也關注現實矛盾，也關注現實困境，但是它寫一個小人物在現實困境當中去重新找到自我的良心，重新找到自我的價值觀，而且最後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去改變了社會，改變了世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和進步，所以這種作品我把它叫做積極的現實主義。

而這種積極現實主義這個詞，曉輝部長（注：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國家電影局局長王曉輝）在今年的電影工作座談會上也用了。我相信，它會成為一種能夠讓電影更好乾預生活、更好介入生活、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現實主義。

但是我認為它沒有排它性，它不是唯一的，不是別的現實主義就不好，而是我以為在當下這種現實主義它有更積極的入世的力量。就像當年的《小說月報》，當年的文學研究會說的一樣，當時我們說要用文學去改良人生，今天我們希望電影多多少少能起到一下改良人生、改良社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