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導師製：高校師生關係異化了嗎？

最近接連發生的高校新聞持續引起公眾對於扭曲的高校師生關係的不滿與憤怒。有評論認為，高校導師與研究生的關係已經淪為市場化的雇傭關係，故而有“導師=老闆”的稱謂。但也不止如此。要理解高校師生關係的“異化”，需要回溯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史中導師製的引入、消失與重返。

中國式導師製的前世今生

國外導師製最早起源於15世紀英國牛津大學的“新學院”，大學生導師叫做tutor，研究生導師叫做supervisor。每個學生在入學之後都會被學院分配至少一位導師，負責指導學生的學業和品行。中國早在1938年就正式引入了導師製，當時的教育部為了“矯正教育隻重知識傳授忽視德育指導”，避免師生關係的日趨商業化，特制定《中等以上學校導師製綱要》，規定導師必須對學生的思想、行為、學業和身心進行全面指導 。但實施過程中卻變了味道，給廣大教師和學生帶來額外的行政工作和思想負擔：一方面，導師必須定期記錄學生的各項情況，並進行書面匯報，有監控學生之嫌疑，另一方面，學生畢業後的言行也要曾經的導師承擔連帶責任，令教師承擔極大的政治壓力。與此同時，導師製也和當時國民黨加強對學生監控的訓導製產生矛盾：教育部設定的訓導處成為導師製的實際長官機構，訓導處擔負加強學生管控的政治功能，與部分教授主張的“教授治校”導師製相衝突，隨著內戰局勢發展，導師製愈發弱化，訓導處功能進一步加強 。1945年，教育部正式廢除導師製。

新中國成立後的十七年裡，中國高等教育伴隨中蘇關係的變遷，經歷了解放區模式和蘇聯模式的相互切換。建國初期，中國教育延續了解放區模式，重視革命幹部和工農群眾的基礎教育，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學技術教育同等重要，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同等重要，同時也注重民主過程，讓學生同樣參與到教學改革之中。經過新中國初期的恢復與調整，高等教育轉向正規化發展，當時因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全面封鎖，我國主要的學習對象是蘇聯模式，將高等教育納入計劃經濟體系之中，教育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進程，高校將重心放在培養與經濟建設直接相關的建設人才和師資上。教師按照專業組成教研室，制定統一教學計劃和大綱。教學模式除了教師講授之外，還采取課堂討論的形式推動學生和教師的互相學習。但這一階段也存在蘇聯經驗生搬硬套、高等教育精英化的問題，沒有汲取以往中國教育的優良傳統。1958年中央頒發《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確“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重回老解放區模式，要求進一步普及高等教育。所以50年代末期，中國大學進行了一次學校數量的擴張與學生人數的擴招。高校以教學為重心，結合課本學習和生產勞動，但在教學計劃之外，不對學生規定科研任務 。

改革開放之後，導師製重新納入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最初在博士階段開始實行。作為學位制度重要組成部分，博士生導師聘任制度歷經國務院批準、學位委員會辦公室批準和博士學位授予部門自行審定三個階段。從1993年開始，博士生導師聘任的權限下放到地方高校的博士點。博士生導師審批的行政程式不斷簡化，但對導師的職稱、學歷和科研資歷要求不斷提高，強化了導師資質審核，與此同時，缺乏對導師有效的監督管理和評價機制。很多高校教師的終極職業目標往往是成為博士生導師，因為博導資格在中國的語境下，不僅是一個工作崗位，而且一種行政頭銜、職業榮譽和資質等級。相比之下，國外高校成為博士生導師容易得多，只要教師具備一定科研指導能力就可以成為博士生導師，但在指導研究的過程中卻要接受諸多監督和考核。

研究生=學徒工？

我們如何理解，在眾多導師對學生濫用職權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的事件中，學校都傾向於袒護老師呢？站在高校管理者的立場上，一個學生的死亡首先給學校帶來了不必要的經濟損失、額外的行政工作和社會聲譽受損。更為重要的是，負面新聞事件的輿論壓力，很可能會斷送一個學科的未來——在學科資源高度壟斷和集中的格局下，一個學術明星的倒下，很可能意味著一個學科排名的急速下滑、國家實驗室的倒閉、國家課題基金和無數篇SCI論文的不翼而飛。無須任何猶豫，學校迅速、果斷站在導師一方。沒有道歉，只有“公關”。在科研立校的發展趨勢下，高校的利益是和學術明星緊緊捆綁在一起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如何期待高校能夠公平、嚴格地建立和完善導師的監督機制呢？恐怕需要第三方獨立調查機構的介入，而不能期待學校行政管理者能夠擺脫人情、面子和利益捆綁，實現公平和公正。

伴隨高校制度改革的深入，導師製逐漸從博士階段推廣到碩士甚至大學生階段。2003年北京大學開始在大學生中實行導師製。2005年公布的《教育部關於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乾意見》提出，“有條件的高校要積極推行導師製，努力為學生全面發展提供優質和個性化的服務”。但在實施過程中，卻存在諸多障礙：高等教育逐年擴招，導致師生比嚴重不平衡，高校教師的教學和科研任務本身就重，難以抽出充足時間為大學生提供服務。指導教師的崗位津貼標準極低，難以形成激勵機制。站在教師的角度，讓大學生參與到科研工作之中，分擔科研壓力，提供低廉甚至免費的學術勞動，成為了指導實際的驅動力。例如武漢理工大學多個學院教師合作撰寫的《高校創新性人才的培養與評價的研究》一文中，就將本科創新性人才的評價指標體系建立在科研成果的定量考核基礎之上，提及自籌科研基金、自創獎學金、讓大學生進入實驗室、參與國家省部級課題和橫向項目是培養創新性人才的成功經驗。

隨著高校以論文數量與課題項目為核心的工作績效考評體系的建立，教學工作和社會服務迅速變為邊緣工作，科研成果才是關鍵績效指標。教師的職稱評定和晉升管道，都取決於科研成果。在這一普遍壓力之下，學生自然成為導師轉嫁和外包科研工作最直接、方便和廉價的人力資源，與此同時，部分高校為應對以論文數量為主要指標的科研水準評估，也將科研壓力下放到研究生群體，將核心期刊發表作為合格畢業的硬性規定。在期刊數量和版面有限、發表需求遠遠超過供給的情況，研究生為了順利畢業和未來發展，也認同參與導師的課題、論文和專著，有利於自己未來學術路線的發展。這樣說來，對學生而言，能夠在本科階段就開始進行科研工作，積累科研經驗和成果，無疑也是好事情。為何在現實操作過程中，卻又變了味道呢？

最近接連的新聞事件，都讓導師與研究生之間極度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浮出水面。2008年發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大力推進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建立以科學與工程技術研究為主導的導師責任製和導師項目資助製”，這一建議主要針對理工科專業。在導師責任製和導師項目資助製的基礎上，研究生導師不僅是學生論文的指導老師，同時也成為了科研經費和生活費的直接來源。已有研究者指出，這一制度可能會造成基礎性學科與應用性學科之間、不同學術資歷和研究能力的導師之間出現馬太效應，研究經費和學術資源會向本就強勢的學科和教師集中，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與此同時，潛在的後果是讓導師和學生的關係變成某種意義上的老闆-員工的雇傭關係，學生的勞動報酬、生活費和獎學金全部仰仗導師，而這一雇傭關係又是非正式的、不被法律承認的，自然也不受勞動合約法的保護。

傳統文化該背鍋嗎？

不僅如此，由於中國人情社會的特點，個人的論文發表、畢業答辯、出國推薦、工作推薦甚至未來在學術圈是否能站穩腳跟，也都取決於和導師的關係。學術明星不僅能夠給學校帶來核心期刊論文、國家課題、橫向科研項目和國家級研究中心/實驗室，也能依靠導師製在學術圈裡培養出自己的接班人和學術派系。哪怕是出國深造，也同樣要依靠既有的學術人脈，事先聯繫國外導師。

尊師重教的儒家文化和傳統師徒製的師承關係深刻影響了中國式導師責任製。學生選擇導師的過程變成了“進入師門”的過程。部分高校教師對導師製的實踐，雜糅了傳統化的師徒關係、公司化的績效考評和幫派化的話語體系，例如下跪作揖的入門儀式、自設各種獎項和榮譽、乃至入門“做家務”都變成了對學生的獨特“指導方式”。而對學生而言，這些“指導方式”則意味著付出大量額外的、與學業無關的體力和情感勞動。

高校以學術明星為核心設立的實驗室、科研中心和研究團隊，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學術作坊，研究生就是作坊裡的學徒工。師徒製當然有很多好處，在某些時刻，它比市場化契約制度的師生關係“更有人情味”、對學生的成長與發展提供更有力的指導與幫助，個人也會從中獲得很多實際的利益，例如工資補助、獎學金、推薦信、論文署名和其他各種學術利益。但與此同時，它也帶著變相的人身依附和學術共同體幫派化的弊端。

如已有不少新聞報導指出的，導師對其學生的要求包括拎包、買飯、做家務、家教、司機、陪酒、電話人工早起服務……所有這些超出學業與科研範圍、蔓延到實驗室和辦公室之外、在節假日仍無休止的體力與情感勞動，在現代化的人際關係中，都構成騷擾的方式。而在傳統師徒製的話語體系中，這些勞動卻都被合理化了。六六說，“你伺候伺候老師，那不是應當的嗎？”“應不應當”的討論，恐怕忽略了當事人“願不願意”以及“不願意是否有的選”的問題。

中國式導師製的問題，不只是高校市場化、學術工業化的過程中缺乏相應監管機制，而且也雜糅了中國傳統文化裡人情與人倫的色彩。在某些時刻可以為殘酷市場邏輯兜底的道德倫理，在另一些時刻，是吃人的形而上學。在“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字典裡，不存在“權力的濫用”，只有“絕對的服從”。

探討極端的校園悲劇，並非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和高校教育改革的成就。承認沒有浪漫純潔的象牙塔，才能有利於反思和尋找更好的高等教育發展之路，呼籲國家和社會重視和完善高校監管機制和重塑健康的師生文化。不要忘了，我們同樣也有“傳道授業解惑”和“相互為師”的傳統文化，和人民群眾參與教學改革的民主實踐。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網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