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陸雲霏
設計 | 范曉雯
這是「三聲」報導的第70篇新商業地理
春天似乎終於要到了。至少在很多人的心態上，生活正在逐步恢復平常，一個指標是，關於吃的一切，又回到了最簡單的快樂。
2月的開頭，生鮮電商紛紛掛上“助農”的頁面，吃貨們感到了深刻的“使命感”，我們也參與到其中，投入買買買的行動實踐。同時我們也被好奇驅使，希望看一看寄到我們手中的水果，在這一次離開土地的艱難旅程中，經歷了怎樣的“奇幻漂流”。
從土地到餐桌，食物的生命不斷創造價值，有時越是觸手可及，越是路途遙遠。
在這些“助農”界面出現之前，很多人可能並沒有特別在意過，在北半球的冬天，飯後加餐的水果們究竟來自哪裡。
海南，作為中國唯一的熱帶島嶼省份，佔全國熱帶土地面積42.5%。憑借在氣候上的優勢，冬季瓜果菜和熱帶水果，是海南農業最具特色的兩大品牌，也因此，海南被譽為全國人民的“菜籃子”“果盤子”。冬春季節，當省外水果還未大規模上市，海南種植的各種水果就已經出現在了各地的市場。
這是農業生產從一個地區異塵餘生全國的典型樣本，並因此在突然而至的不可抗力之下，產銷矛盾顯得異常突出。
但停擺是不是理所當然？關於這場疫情所能檢測出的產業鏈弊端，從果農到行業協會，他們又在思考些什麽樣的解決方案？
無法到達現場，我們撥通了一些人的電話，他們有的人離土地最近，有的在護送水果的路上，還有的人正在透過這場疫情觀察農業產業鏈所暴露出的問題，試圖促成更深刻的產業改革。
一個月多的時間過去，海南的果蔬銷售正逐步恢復正常，回溯這些談話，我們希望這一場經歷不僅僅是一個回到原點的圈，而是成為一個轉折之處，讓我們再遭遇問題的時候，不再重複相同的困擾。
01
沒能在計劃的時間跨出島嶼，海南省樂東縣掛在枝頭的芒果還是熟了。
鄭先生和另外幾個果農在樂東抱由鎮廷紅村承包了600多畝土地，種了3萬多株芒果，春節過後，陸續將有250萬斤貴妃芒和金煌芒銷往市場，合約上的收購價超過了5塊一斤，鄭先生說，“如果沒有疫情今年能賺錢。”
突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劃亂了他的账本。
交通斷了，這是疫情防控下首當其衝的矛盾。這裡面有兩個方向，進，採購商不進來也進不來；出，運貨車出不去也回不來。
兩廂一堵，極不平衡的產銷比例把鄭先生果園裡貴妃芒的地頭價壓到了1塊多一斤。芒果需要套袋，一個袋子去了5、6毛，土地還有租金，180萬一年，“這個果如果買不到2塊5，我們都要虧本”，鄭先生的帳，我們不用細算也知道，虧是定局。
“貴妃開始黃就很快了，第一天你看見兩個，第二天就可能是十來個，後天就是幾百個，掉了。”在海南，芒果一年掛果一次，每一個掉落在地而沒能到達消費者手中的芒果，都意味著果農一筆收入的消失。
如果疫情被從時間裡抹掉，經銷商按照約定到達，鄭先生的貴妃芒將從大年初三開始采摘，經過兩三周的時間，到達烏魯木齊的農貿市場。
遇到類似問題的還有種植哈密瓜的吳雄傑，他種的1100畝哈密瓜原本有900畝將按照合約運往深圳，但“履約不到50畝。每畝投入成本約一萬，細账沒有算，損失擺在那裡。”
2月3日，他們的求助信息和電話都出現在了“海南愛心扶貧網”的微信公眾號上，在這篇標題為《急！受疫情影響 海南這些市縣農產品盼銷售》的文章裡，滯銷涉及到了芒果、木瓜、蜜瓜、西瓜、毛豆、青瓜、豆角、黃秋葵、聖女果、百香果等數十種品類的瓜果菜，海南冬季“菜籃子”、“果盤子”的名號在這一刻無比清晰。
電話陸續打了進來，然而零散的需求與龐大的缺口並不匹配，2月6日，向外求助的力量在政府的層面得到了加碼。
當日，海南省財政廳與海南省農業農村廳聯合印發了《2020年海南冬季瓜貨菜應急補貼及獎勵方案》，補貼及獎勵對象則是從2020年2月6日至2月29日，按貧困戶及帶貧合作社優先的原則，收購海南省種植冬季瓜果菜的採購商。
補貼標準以距離銷售目的地1000公里以內、1000-2000公里、以及2000公里以上為劃分，分別給予0.18元、0.20元和0.22元每公里的運費補貼；對運銷總量5000噸至8000噸的一次性獎勵20萬元，8000噸至1萬噸的一次性獎勵30萬元，1萬噸以上的一次性獎勵50萬元。
直接給予財政補貼，這往往是政府在拉動需求的層面最直接的做法，但相比於市場迅速反饋出的飛漲的運費，補貼的效率很難匹配農產品滯銷的迫切。
東方火龍果協會會員勞威在海南經營著一家種植了4000畝火龍果的企業，他告訴我們，“運費漲了天價了，9米6的貨車去到山東要兩萬一，往年同期的時候，最多不過一萬五六，上漲了將近4成。像我們這種價格高的水果，還能承擔得了，要是說那些瓜菜，已經是賤賣了，哪裡還承擔得起運費，還不如不賣了。”
但這句“還能承擔得了”也不過是來自他企業規模的底氣，對於絕大多數中小型的農業合作社或是個體種植戶來說，這是一筆絕對負擔不了的額外成本。
“摘一車虧一車。”這是芒果種植戶鄭先生的原話。
然而即使有承擔運費成本的能力，貨車短缺、道路不暢，也依然不是憑借一家企業之力能夠自行解決的問題。
在海南省鄉村振興促進會會長劉衛國看來，此時正是這個剛剛於1月28日成立的協會發揮作用的時機。
“拉群”是最基本的，這起到了信息通達的作用，“建一個群，每一天都發布各個產區滯銷農產品的情況，出車的情況。分管農業的副縣長也在群裡，只要車被卡主了，把車牌號碼發進來，位置發進來，鄉政府、縣委書記馬上給你放行。”劉衛國告訴我們，除了用人工去打通道路之外，協會還針對貨車緊張的情況整合了全島5000多量貨車，通過合理的調度去緩解採購商運輸的問題，但也依然還有出去了的車又回不來了的問題需要一一應對。
根據樂東縣政府提供給我們的一份《樂東縣2019年2月20日和2020年2月20日冬季瓜菜出島情況對比表》顯示，哈密瓜在去年當日的出島車輛為120輛，今年則是140輛，芒果的數字則是61輛和73輛，從數據上的反超多少可以看出，基於運輸鏈條上的一連串調整，對前期積壓庫存的消化，和新摘瓜果的外運，都在逐漸向著正常化的方向發展。
02
我們之所以把運輸放在最開始討論，是因為它是最顯眼、最首當其衝的問題。2018年春節海南大霧，交通阻斷的問題也曾顯現，時隔兩年當問題再次發生，我們依然在用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方式應對。
“每年跟全國一樣，一出現問題，大家媒體發聲要扶貧，周而複始，沒有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東方火龍果協會會長余則成從疫情引發了海南水果銷售問題開始，就承擔起了政府與企業、果農之間溝通協調的工作，事務常常繁瑣，也讓他因為一些總在重複發生的問題感到無奈。
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疫情並不是問題產生的源頭，它的出現更多是對農業產業鏈矛盾的暴露，讓我們看到了這個鏈條的細碎、繁雜、環節漫長，也讓我們認識到了它升級的緩慢，和與之相對立的升級的迫切。
3月初再次聯繫鄭先生的時候，他告訴我們，大部分芒果都低價賣給採購商了，粗略計算，這個春節，虧損大約在200萬元。這個大致上符合市場規律的結果在我們聽來多少還是無奈，議價的主動權，對於像鄭先生這樣高度依賴一級採購商的種植戶來說，是缺失的。他們在地頭等著別人來議定自己商品的價格，又遇上疫情的特殊情況，被死死拿住了。
大約四年前，吳雄傑決定返鄉創業的時候，存的想法就是“想做自己能把握的事情”，自認“土地熟悉，人脈還可以”的他一直在通過對銷售渠道的拓展，增強自己的話語權，“我們這些年也在積極拓展市場，有面對直接終端客戶供貨，有給一級經銷商供貨。”
滯銷的初期，原定的一級經銷商毀約，吳雄傑的銷售幾乎為零，快速調整之後，依靠社區團購、直播、網店等渠道，每天能售出5000至20000斤，相對於一周50000斤左右的產量來說，缺口逐漸被彌補了。
這就是各憑本事的典型了。我們也問過鄭先生為什麽不找找其他渠道，他表示，“找不到那種那麽好的渠道，有的是叫我們直接發貨，但我都沒做過，都不會做。我叫我老婆、老婆的弟弟、還有個舅舅的兒子三個人去操作了，他們都還操作不好，也發不了多少貨，很頭痛。” 那對於規模更小的種植戶，或是年紀更大的果農來說，這就更難了。
所以我們在淘寶上看到的大部分“助農”項目，在缺乏長期運營能力積累的情況下，其實是難以應對突然的需求的，品質控制、物流管理等問題在消費者的反饋中都十分突出。“善意”到了，但能力未必能到。
在特殊情況下，我們讚揚“各憑本事”的能力，但對於大量不掌握足夠資源卻為社會提供著最基本物質保障的農民們來說，並不應當要求他們掌握“各憑本事”的能力。我們相信農業的發展終歸要向著規模化和科技化的方向而去，但這不應該是建立在把最底端的農民篩選掉的結果之上，而是應當建立在更完善地組織各級供應鏈的基礎之上。
03
東方火龍果協會會長余則成和海南鄉村促進協會的劉衛國會長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都尖銳地指出了海南農業供應鏈的脆弱。
首先是收儲的問題。實際上隨著道路的打通，和包括電商在內的大量採購商的進入，水果在地頭幾乎是一天一個價格，有冷庫的集中收儲就能夠打一個時間差。沒有地方收儲，果農才會著急賣，而著急，就會造成賤賣。
余則成表示，目前一個問題是在農業規劃裡面，政府沒有規劃足夠的農業設施用地，“東方市目前有三到五萬畝規模的哈密瓜，密密麻麻的瓜棚中間，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規劃的建冷庫、倉儲、打包、物流的區域，什麽都沒有。相當於裝卸運輸和收儲現在都是問題。”
而已有的一些冷庫建設采取的也是政府補貼建設，建成後私人所有的方式，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缺乏監管，經常有冷庫建成即空置，無法正常運營。
“我跟政府很多部門都提過，除了道路給排水這些屬於農業的基礎設施，冷庫尤其是大規模的冷庫，對於規模農業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基礎設施，政府一定要有主導”，余會長表示，“如果你的補貼是按照運營來給的，必須正常運營才給予補貼，是不是能夠更好管理一些？”
實際上，在2014年，國家發改委就曾下達一份“農產品冷鏈物流及農產品批發市場項目2014年中央預算內投資計劃”，其中海南省澄邁魯興農產品冷鏈物流等5個項目共獲得650萬元中央投資支持，主要用於建設冷庫、交易大棚、檢驗檢測和信息發布系統、相關配套設施等。同時海南省在每年發布的農機購置補貼項目實施方案中，也都包含有簡易冷庫這一項目補貼。
也就是說，對於冷庫以及冷鏈的建設，一直都在海南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單上，但面對突發的情況，依然還沒有完善到具有應對之力。
劉衛國也提到了農業基礎設施缺失的問題，無法解決在地的“最後一公里”。“比如說在樂東，我們找不到一個像樣的物流園，產業還是非常粗放的。我們把很多大的採購商對接進來，他們一時是很難落地的，當地的基礎配套、銷售配套跟不上，這個是現在我們海南的短版。”
劉會長表示：“如果我有電商，有做批發的，有做物流的，有做包裝的，有做分揀的，有做理庫的，有碼頭，有停車場，包括有為他們提供生活服務的……推動這樣的產業鏈的打造，我們才有可能實現農業產業的升級。”
實際上，兩位行業協會的會長都有些希望通過疫情暴露的問題來倒逼海南農業升級的期望。“不如在晴天的時候咱們就修屋頂，不要到下雨的時候再修，如果永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個事情就完蛋了”，余則成說道。
而保證供應鏈牢靠的另一要素，則是價格的穩定。對於農戶來說，沒有流動資金，就很難組織下一步的生產。
我們都知道價格隨供求關係變化，但往往是眼睛盯著需求端，卻失於對供給側的掌控。舉個極端的例子，如果今天所有采摘芒果同時運到了同一個批發市場，那市場價格必然下跌，反饋而來地頭的價格也是下跌，而等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只有一兩輛車運去這個批發市場的時候，價格又漲了回來。
如果能在供給端把統籌調配做好，那麽在隨行就市的大前提之下，地頭的價格其實也是可以控制的。
這其中就涉及到信息的整合，農業主管部門如果能夠全面掌握當地的農產品種類、種植的面積、產量、批次，包括經銷商、代理商等等細致的數據，才有能力從宏觀上去統籌調配。
實際上，在余則成看來，海南作為中國的冬季“菜籃子”和“果盤子”，那麽多的需求等著你去供給，完全可以通過規劃去掌握市場的主動權，而不需要盲目地往外走。
04
在2月的一次採訪中，每日優鮮高級採購經理王海偉曾給我們口述了一段《三天時間，我如何“營救”六百萬斤的海南哈密瓜》的經歷。在其中，他以親歷者的感受同樣提到了交通阻隔、人工不足、以及在地保鮮儲藏的問題。
但是作為採購商，王海偉所代表的每日優鮮對於海南地頭的情況只有盡力“疏導”的能力，就像他在口述中提及的，“我現在希望聯合當地政府和當地媒體去找一些冷庫，或者找一些大集裝箱……我可以把哈密瓜先存在集裝箱車或冷柯瑞放個一兩天，等交通順暢之後再運往大倉。”
對於產地源頭的無法掌控，也是生鮮電商雖然在疫情中做出了一些頗具聲量的努力，卻依然只能以個案的形式完成一些“助農”的項目的其中一個原因，至少在余則成看來，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根本談不上供應鏈”。
余會長表示，“所謂供應鏈行與不行，有一個最重要的點，就是對於客戶需求的響應能力，動不動斷貨了、沒貨了，那這供應鏈不行。”其中的原因在於大部分的企業還是通過批發市場去採購的，一旦市場關閉，供應鏈也就斷了。
所以在他看來，生鮮電商真正的供應鏈應當建立在訂單農業的基礎之上，“你發現一個問題沒有，在全中國所有的店面都關門的時候，只有百果園的水果店是開門的”，余則成表示，“百果園有著中國目前生鮮行業最強悍的供應鏈，他不僅有庫存，有配送，他連源頭的種植都參與了。”
實際上這也涉及到了產地倉的概念，相當於劉衛國關於物流園的概念以一個平台為中心，小範圍地展開了。當有了固定渠道、固定訂單，從而有了采貨標準、保鮮標準、包裝標準、分級標準這些行業標準的標簽之後，就不只是一個初級農產品，而是一個商品了，具有了流通屬性。
作為一個現象，吳雄傑也切實感受到了百果園對於種植上遊的布局對海南瓜農所帶來的幫助，“我們有過訂單的合作，今年倒沒有，一般來說，做百果園的訂單生產，沒有太多市場的風險。”
相較之下，缺少“標準化”的淘寶模式在吳雄傑看來則是“果賤傷農”，他表示，“類似淘寶的助農項目，淘寶也確實拿出流量來支持，但是價格都是遠遠低於市場平均水準，加上快遞和平台的扣點，老百姓確實是賣出去了，但只能是減少虧損，並沒有改變什麽。”
生產端的質疑在消費者端的反饋中也得到了印證，3月中旬，界面新聞發表了一篇標題為《“我再也不會在網上買任何助農產品了”》的文章，文中提到“助農”產品的價格之所以會遠低於市場平均水準，並非是所謂的減少了中間環節，“真實的情況是，他們便宜純粹是因為收購的水果質量次。”
消費者對於某一次消費行為的失望，可能會延伸至對銷售渠道的失望，甚至是對某個品類的品質產生普遍的懷疑，而這種非正向的反饋很有可能讓一些真正勤懇的果農，最終承擔了逆向淘汰的後果。
標準化，對於農業全產業鏈來說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對於目前分散種植的現狀來說，規模化改造依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海南，目前採用訂單農業的平台還十分有限，根據余則成的估算，目前海南在水果銷售這塊，90%以上都是走批發市場，只有不到5%的訂單農業，而一個能承擔風險的供應鏈，他認為至少應該按三類原則來分，“爭取做到1/3的批發市場，1/3的自有渠道去賣，1/3走訂單農業，這樣出現大的問題的時候，就不會對你造成傷筋動骨的影響。當然這是理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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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南省農業廳、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以及海南省林業廳共同印發了《海南省熱帶特色高效農業發展規劃（2018-2020年）》，在其中“建設農業市場體系”的章節裡，具體提出了推進海南農產品拍賣交易市場建設、加強農產品產地市場設施建設、完善農產品產銷銜接體系等規劃要求。要求“探索建立海南熱帶農產品市場價格形成機制，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和農業可持續發展”，並積極鼓勵“以委託生產、訂單農業等形式，與農產品生產企業和合作社建立利益聯結機制，形成長期穩定的產銷關係。”
這份80頁的發展規劃顯示了海南省在農業發展領域始終都在做著積極的改革嘗試，而依托於這些改革的意圖，疫情暴露問題的更大意義，則是在於解決問題。
2月底，吳雄傑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篇公眾號文章，標題是《漫談樂東蜜瓜，堪稱蜜瓜中的茅台》，文章是他自己寫的，“希望海南的蜜瓜不再在新疆蜜瓜身後深藏功與名”。
回鄉創業四年多，這個春天對於“想做自己能把握的事情”的初衷，或許是吳雄傑最迷惘也是最堅定的一次。當很多農戶在原地等待的時候，他擁抱了新事物，受益於社區和直播，“一個網紅，幾天能賣出幾百萬水果，這是難於想象的事情，這是新事物，我們也要積極學習，積極靠攏。”
而在採訪劉衛國會長的時候，他向我介紹了一位協助他完成了一單水果採購的“代辦”吉訓選，同樣是回鄉創業的年輕人，吉訓選利用自己作為樂東人的人脈和渠道，在朋友圈做起了小規模的水果採購生意，協助家人和身邊一些不太懂得電商的果農銷售水果。在經過了去年的試水之後，吉訓選今年跟順豐簽訂了合作協議，降低了物流成本，生意也穩定了起來。
像吳雄傑、吉訓選這樣的年輕人，正在越來越多地去到農村，成為新農人，而未來真正規模化、數字化的農業產業鏈終究也需要依靠年輕人來共同建設。正如劉衛國說，“其實大家向農村發展是有廣闊的天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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