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7月21日，《西太后：大清帝國最後的光芒》與《武曌：中國唯一的女皇帝》的新書分享會在北京雜書館舉行，香港大學文學院研究員趙尋作了題為《慈禧與武曌——王朝政治合法性虧空及其解決之道》的主題演講。澎湃新聞經授權，對講座內容進行轉載，有刪節。
主持人：今天活動主題是“慈禧與武曌”，中國歷史上走上權力巔峰的兩位女性，一位執掌清政府長達半個世紀，一位更直接坐上皇位。在父權製的時代，她們如何能有這麽高的成就？
趙尋：謝謝主持！謝謝現場以及線上的各位！謝謝孔網的邀請和“甲骨文叢書”的支持。作為最早期的讀者之一，我注意到，“甲骨文叢書”的出現正在改變中國的歷史閱讀的方式。甲骨文叢書中的中國史研究，目前並不多，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要感謝《武曌：中國唯一的女皇帝》和《西太后：大清帝國最後的光芒》兩本書的作者：羅漢（Rothschild）和加藤徹——他們讓我有機會重新審視了中國王朝的女主專政問題。這是我今天講題的由來之一。
女主臨朝：幸與不幸
女主專政，是中國的王朝政治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我們如果對歷史中正式臨朝稱製的女主——不是躲在深宮暗中操縱，而是走向前台的——進行統計的話，一共有34位（攝國）稱製（聽政）。這不包括那些小的、地域性的王朝。
從後倒數，清朝有兩個：一是西太后，也就是慈禧，另一位是東太后慈安；明代最特別，一個沒有；元代有4人；宋代9人，歷朝最多，南宋6位，北宋3位；和北宋並立的遼國，有4位。
唐代給人的印象，是“大有胡氣”，但真正臨朝稱製的女主並不多，只有2人：武曌和兒媳韋皇后。再往前，北魏不斷出現女主專政，可臨朝稱製是不同的概念，符合這一標準的，只有2個。兩晉稱製的，則有3位。兩漢期間，西漢有2，東漢有6人。
所以，東漢和南宋雖是女主稱製現象最為頻繁的時期，卻可以說是女主政治的幸福時代：二十四中有關女性政治家懿行淑德的記敘，主要述諸的就是這兩個時期。反倒是，女主臨朝稱製極為製罕見的唐、清二代，突然出現了兩位女主——武曌與慈禧——驚人的長達半個世紀的專政。而在沒有女主稱製問題的明代，則出現了更為令人恐懼的宦官治國問題。
所以，很顯然，“女禍論”一類的解釋是無力而荒唐的。因而，我對《西太后》和《武曌》二書中對女性的辯誣，充滿了肯定。儘管，我幾乎同時覺得，必須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女性主義史學視野下的慈禧與武曌
先說第一個方面。我非常同意羅漢和加藤徹以女性主義視角，對武曌和慈禧的歷史形象所做的巨大修正。雖然我自己不是唐、清史的專家，也不是女性主義學者——我自己的研究領域是思想史和文明史——覺得自己不是他們著作的合適的評論家，但卻發現，他們關注的正是思想史和文明史研究必須要回應的問題。
當然，加藤徹的《西太后》並不算一本女性主義色彩強烈的著作。但他這書裡也多次提醒說，其實慈禧太后就是一個愛美容、美食、時裝，愛京劇的一個“女人”，一個甜蜜生活的享受者。慈禧與京劇的關係，很大程度上，更是他的歷史想象力的來源。而相比之下，《武曌》的女性主義色彩就非常強。
所以，我在這裡願意為大家推薦另外一本更新的、用更強烈的女性主義視角對慈禧的既往的歷史敘述進行修正的著作：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作者是定居在英國的大陸女性歷史學者張戎。
這本書2013年出版以來，在英文世界裡面引起很大關注，幾年前在台北也已經有了中文版——《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皇太后》。從書的核心部分看，張戎更明確地把當下中國一切的繁榮和進步都歸結為慈禧的奮鬥，並以女武士般的激情，討伐了近代中國男人的無能和對皇太后的汙蔑：舉一個例子，第十七章的題目，乾脆就是“紫禁城唯一的男人”！
這當然才算得是一個高女性主義的視角，而這樣，我們也就可以目前英文世界中對慈禧的研究，與羅漢對武曌的研究連接起來。實則，在《武曌》的末尾，羅漢是對武則天也同樣極盡詩人詠歎之能事：
她是一個妻子、一個漂亮的女人、一個哺育孩子的母親，她生下來就帶有男子的氣質。她沒有性別。她是一位聖人，她是一個精明的政客……她成了萬千民眾共同倚仗的力量之源，她是中國唯一的女皇帝。
似乎，作為一個美麗的女人，無論慈禧還是武後，都天然具有一種特別的魅力：她既是男人也是女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超越於兩性之上的雙重魅力——她們“漂亮、男子氣概、沒有性別……”並且“博學多能”……——拿英文來講吧，double Chrisma，雙重的卡裡斯馬魅力！
實際上，這也是這兩本書論述的軸心所在。
女主臨朝的條件
但如果歷史真的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很難理解她們對其垂簾事業處心積慮的慘淡經營，至少她們完全沒有必要花那麽長的時間，做出那樣多的犧牲；而我們也就不會一再聽到她們對自己統治合法性的委屈申說。
而且，王朝政治是否屬於這種特殊的卡裡斯馬魅力統治的領域，從根本上就令人懷疑。這點我在後面再作分析。
所以，很遺憾，一切激進的修正主義的論述，最終都不免遭到再修正的危險。
即使我們同意，張戎的“皇太后”對於英文世界裡諸如wicked history series 裡arrogant cixi：Evil Empress of China（《無知的慈禧：中國的惡魔皇后》）（2009）那樣的流行讀物中被壓迫的慈禧，是伸了冤了；羅漢的“女皇帝”對中國傳統史學中由來已久的“女禍論”是報了仇了——對男權中心的批判，是我唯一沒有疑問地會同意的部分。
但我卻不能不同時感覺到，需要重新思考，歷史中的女主稱製真正成為可能的那些條件。
坦率說，我的思路，仍是要把女主臨朝稱製問題納入到對王朝政治合法性危機的視角當中。這不是說就要回到傳統史學的立場，把女主專政視為王朝政治的不祥之兆，或者是王朝政治的一個病態。
因為從根本上說，我認為，王朝政治就是政治的某種變態，或者是病態。女主專政隻不過是加劇了這樣一個病態，或變態的程度而已。所以，我的修辭是“危機合法性的虧空”。
但問題是，應該怎樣來理解王朝政治合法性的虧空，與女主專製之間的關係？
戰國以前的“貴族共和政治”
太多人把夏商周以來的政治，都視為是一家一姓一個皇帝的專製，從頭黑到尾。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到戰國以前，像秦所開創的皇帝制度那樣的專製，是不存在的。
今天沒有時間從文明史，來剖析皇帝制度的淵源：皇帝制度是不是中國的土產？在秦朝統一中國之前，皇帝制度有哪些地方性的實踐？今天都沒時間講。但可以先下一個結論，如果把夏商周也稱之為王朝政治的話，其合法性的來源及其統治的方式，和秦以後絕然不同。
戰國以前，周天子只是天下“共主”，雖然自稱為天下“元後”，其實也不過是“群後”之一。天子的權力，所謂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只有在王朝的盛期才能保持；其主要的事務，仍是管理王畿之地。諸侯稱公、稱侯，有自家的封地和官僚系統：用清人趙翼的話說，“各君其國”，當自己國家的君主；用王國維的話說，天子隻不過是“大宗之宗子”，其他的諸侯則為其余各支的宗主。公、侯世代承襲，在諸侯之下的世卿、大夫也是世襲。看過《論語》都知道魯國的三桓，其氣焰甚至在國君之上。
所以，戰國之前的政治，是一種典型的宗法貴族“共和政治”。天下的重心，也實在諸侯之手。當然，這是一種基於血緣、身份、集團的“剛性貴族製”，同樣有其局限。但正是原來可以和君權相抗衡，相褻玩的貴族政治精英的逐漸衰亡，才為後來定於一尊的皇帝制度的出現創造了條件。
所以，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把封建時代的天下一統，與秦以後的皇帝制度，混為一談。
皇帝制度的成立
皇帝制度的成立，是中國政治史上空前的重大事件。今天的時間，只夠講兩點：
一、“皇帝”的含義與性質。“皇帝”一名，本是秦嬴政統一六國之後自己的首創（見“議帝號”），隱含著政治制度斷裂性變革的巨大資訊。按西山嵨定生的考證：皇“帝”之“帝”實是“天帝”的意思，“皇”是輝煌發光的意思，“皇帝”表示他認為自己是神格的天帝降臨於世間。如何證名？另外的一位專家，已經發現，秦始皇在鹹陽為自己修有“極廟”。極廟，就是最高處的天神住的廟。
光輝尊榮的天神，威臨人間，當然令一些人向往，卻也令很多人感到危險，尤其是秦王天下僅15年而亡的教訓，使秦漢之際的很多人都深受震動。比如項羽就不願意重蹈覆轍當皇帝，劉邦最初似乎也不願意。以至於後來還要在白虎觀，通過嚴肅的經學討論，對皇帝的位格與性質進行重新解釋。解釋的具體的內容太複雜，只能簡單地說，是把中心放在“皇”，而不是再放在“帝”上面，亦即把“皇帝”變成“帝皇”，使其位格向人間降低，成為在人間代表上帝統治的人格化的神/聖存在。
當然，請注意，仍是神/聖化的存在。
這就涉及到皇帝制度中皇帝的絕對權力，所謂“定於一尊”的問題。
在《史記》的秦始皇本紀裡面，記載了一段李斯的話：“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重。”這從側面證明了前面講演有關諸侯政治的論述。“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也就是人們推崇古代一些“虛裡吧嘰”的東西，混淆了政治現實與本質。“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人們都稱道自己的所學，對朝廷所頒布的東西加以非難：
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非之……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天皇帝現在一統天下，有了辨別黑白，確定是非的至高無上的權威……”這是明確建言秦始皇擁有宰製天下一切的權力，所以接下來即開始大講焚禁詩書。
李斯，這位荀子學派的大師，後來把這種宰製天下的秘密在給秦二世的《督責書》裡面，更精確地概括為：“獨製於天下而無所製”。也就是說，你一個人宰製天下，而全天下卻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控制你。這就道盡了所謂皇權的本質。因而，現在可以對皇帝制度做一點概括。
從外部來講，諸侯的分治已經不存在了：了解歷史的都知道，秦嬴政是絕對不允許分封的；封建已改為郡縣，而郡縣的官吏由他直接派遣。
從內部來看，貴族的分權也不存在了：封建天下時期可以對君權進行製約的所有的要素，都已經喪失。
皇帝成為“天下莫予毒”、唯我獨尊的超人的存在。
皇帝制度的危機結構
然而，無論一個皇帝如何英明強乾，以一己之身，事必躬親，對稍大規模的國家，即必定無法治理，何況是秦漢以後廣土眾民的中國？
其必由之路，只能是尋找可靠的人代表自己統治。這就是以“宰相”為代表的皇帝官僚系統的起源。
“相”最初是內府私官，後來成為代表皇帝出掌行政的宰輔。然而，內相一旦與行政結合，就必然受制度客觀性邏輯的左右，而一定程度地偏離皇帝的意欲。而皇帝基於其超人的邏輯，則必然派出新的代理者，增設新的機構和職位，取代原有的系統。如此循環不已。這就是在皇帝制度之下不斷發生的、皇帝以自己暫時信用的身邊小吏，控制行政、法律系統的故事。
基於前面的理由，我們知道，這一策略始終不會成功。但/因而，這一制度也就無法長期穩定運行，而只能不時陷入猝然的中斷，甚至死亡。
縱觀整個的中國歷史，即使在相權最為鼎盛的漢唐兩代，君權對相權的破壞，也一再使我們想起余英時先生有關皇帝制度研究的經典論文：《“君尊臣卑”之下的君權與相權》中的結論：皇權是絕對的、終極的，相權只是從中演化出來的一種權力。
用簡略的語言描述皇帝制度的危機，自然難免掛一漏萬，但除非是倒過來，使皇帝服從制度與法律的邏輯，皇權與行政權力之間的矛盾即無法消除，而只能處於臨時的苟安之中。
而假如這一描述成立，那些環繞在“相權製約君權”的神話周圍的迷霧，也即到了散除的時候。
孤立的君主與宦官、外戚
前面所講皇權政治的特徵，相信足以使大家清楚看到，其本身就是一個危機結構！它高度孤立，在外部沒有自己可以完全信用和憑靠的力量。而只有內廷中下面的兩種人，才勉強可以算是自己人：一是宦寺，一是后宮及外戚。
很容易有宦官是中國特產的印象。但其實、埃及、波斯、甚至羅馬，歷史上都有宦寺的存在。
為什麽皇帝喜歡宦官？宮廷性安全，是原因之一。真正的原因，恐怕還在於，宦官是無後的，沒有社會關係的——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社會交往能力，而是因為他們不被算作人，羞於見人——唯有得到皇帝的賞識，他們才勉強會有一點人的價值。而以皇帝之至尊，令其死心塌地，也自能運轉如意。
后宮，因為牽涉到帝室婚姻、子女、皇權繼承等王朝政治的關鍵問題，並非簡單性的愉悅和支配，可以解釋。但龐大的后宮的存在，及對皇帝的性放縱，卻可能使后宮內的競爭，到達像宦官一樣，為了獲得寵信可以忍受任何恥辱，付出任何代價的程度。
至於接下來，強橫者被愚弄，天子驕子成為宦閹門生、后宮玩物的結局，那是其後的故事。沒有其先的對皇權五體投地的信服、順從，這一切大約不會發生。而這才是問題的要害。
慈禧的故事
先從這個角度，來重新審視慈禧的臨朝稱製之路。
慈禧在鹹豐元年入宮時，已17歲。因為父親在漢地做官，在八旗中也隻屬於下三旗，喪失了滿洲貴族精英學習滿語的條件，不會說、讀滿文。但其被一些人誇張的漢文文史、藝術才能，實也有限。姑不論其當政之初的水準如何，以其垂簾四年之後（1865）親書的罷黜恭親王詔書為例，短短二百餘字，錯別字竟有14個之多。
但其在漢地生活的經驗，讓她學會了唱黃梅戲。剛入宮時，被分到圓明園“桐蔭深處”，據說，即因在此處唱黃梅戲為鹹豐所喜，迅速成為其新寵。
當然，更重要的是，她很快有了身孕，並且是直到鹹豐去世時，清國唯一的苗裔！在鹹豐去世的第二天，她即母以子貴，成為聖母皇太后，並加上了“慈禧”的徽號。
我們知道，鹹豐離世時，留下的本是以怡親王和鄭親王為首的八個顧命大臣的監國體制。而皇太后臨朝稱製，則為清室力禁。史傳，康熙年間宮中就曾立下過嚴禁女主專製的鐵牌。無論是皇帝幼小，還是國家危難（主少國危），需要太后代理國政，等等理由，都完全可以就用“祖宗家法”拒絕，而實際上也是這樣被拒絕的。
那麽，慈禧臨朝稱製的權力，究竟是如何到手的？
無論今天的研究還有多少實證的困難，比如，她派安德海如何與留守北京的鹹豐弟弟恭親王聯繫？勝寶等人在熱河，如何活動？尤其是，借送鹹豐棺材回北京之際的突然政變，其中還有那些被後人忽略掉的偶然？等等。
但無論如何，這都不是一個有關女性的卡裡斯馬（Chrisma）魅力的故事，而是一個有關“篡弑”的故事。
比皇帝專製更惡劣的，就是僭主製
用一個概念來講，慈禧只是某種“僭主”。“僭主”（tyrant），通常譯成“暴君”。可譯成暴君，就錯失了一個真正理解君主問題的機會。
在政治哲學中，Usurper才是我們講的暴君或篡奪者。一個不通過合法程式獲得政治權力，也就是違反今天所謂的“程式正義”的不合法（illegal）者，我們稱之為“僭主”；而在違反程式正義的過程中，使用一切可能的陰謀和暴力，違反合法性（legitimacy）的，這才稱之為“暴君”。
很顯然，僭主常常有成為暴君的傾向，但僭主卻不一定破壞合法性，或者反而能依法進行統治。
在今天政治理論的審視之下，不僅建立王朝的那些皇帝都是僭主，那些世襲君主中的賢明之輩，也難逃此諡。然而，在歷史研究中，我們卻經常會看到，有比皇帝專製更惡劣的制度出現。這就是我們這裡說到的僭主製。
因而，我認為，需要在更複雜的層次上，對君主、僭主和暴君的問題，進行更進一步的區分。我願意在這裡與大家分享一段貢斯當（Gonstant）的名言：
君主高貴地登上王位，僭主者卻踩著泥濘和鮮血溜上王位。當他坐定王位的時候，他汙痕累累的長袍便會展示出他所經歷過的生涯。我們能相信揮舞魔杖獲得的成功，就會洗刷他的過去嗎？不，恰恰相反，成功足以使他腐敗，假如他還沒有腐敗的話。
貢斯當的話，是送給複辟稱帝的拿破侖的。也許，在他心中最不屑的成功人物，就是“拿坡侖皇帝”。
這當然與歐洲很長一段時間，君主製（Monarchy）擁有相當的政治合法性有關。但隨著貴族精英的衰敗，君主政治也越來越成為不可能，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對君主製的模仿，也就只能是一種雙重的敗壞。所以，貢斯當說，君主制度是一種“經歷了時間修正和被習俗軟化的制度”，而僭主政治卻是一種“不可能被修正或軟化的力量。他不可避免的要打上僭主個人的印記，而這種個性，因為他反對所有原有的先存的利益，必然處在一種持久的挑戰和敵對的狀態之中。”
《翁同龢日記》中，載有慈禧在臨朝稱製之後，要求匯編、學習歷代皇太后懿行淑德的故事。翁雲，一次之後即不了了之。在《曾國藩日記》中則留下了，兩宮見識平常，並無要言之歎。而所謂慈禧令人驚歎的駕馭天下的能力，實亦不過從京劇、小說中所獲知的世俗巧智：在兩造之間挑起矛盾，居間觀鬥，坐收漁人之利的把戲而已。
以清代君主教育之完善，鹹豐雖去康熙、乾隆太遠，但非慈禧可比；與長養於其手的兩任兒皇帝，尤其是與光緒相較，慈禧更是弗如遠甚。倒是她對親子的極度放縱與對養子載湉的極端苛酷表明，她在乎的只是個人的利益：安全、享樂。為此，她不惜與一切為敵。
她可以是暴君、僭主，而唯獨不是君主。
武曌是君主嗎？
相較於慈禧，武曌幾乎是另外的故事。和慈禧的抱殘守缺相反，她果斷落實了對其後中國文明而言極其重要的選官制度。開科取士，雖在隋文帝時代已經成為制度，但在高閥門第的壟斷之下，中國社會仍是隱形的貴族製的天下，寒門士人即使中舉，也難以得到實任。而數十年武曌最大的改變就在於此。
武曌的稱帝，《大雲經》的背書，無疑極其關鍵。但出自楊隋家族的武曌，是世代虔信佛教的家庭，即使在北魏滅佛時期，也護佑佛門，其後得到教界的支持，實在情理之中。更重要的卻是，在中國文明南北分裂，北方陷入蠻族長期混戰的背景之下，佛教無異於北方文明的庇護之所。而由武曌所推動的佛教國教化運動，對對整個東亞文明的內在深化與轉進，更是影響深巨集的開端。
然而，我們不能脫離我們的主題。
沒有皇帝制度極度的孤立和脆弱，沒有由此造成的不可捉摸的猝斷，武曌的情人不可能成為太子，成為皇帝——而皇帝制度，竟然在千古明君的唐太宗手上陷入危局，在連廢兩位長期培養的接班人的情況下，給了完全沒有機會的局外人李治全部的幸運，他甚至成了唐代在位時間第二久的君主（34年）！
而且，也正因為此，武曌才能對這樣的君主控制自如，並最終在垂簾聽政30年後登上皇權的頂峰。
這是我們在以武瞾的個人視角審視其稱帝之路時，不應忘記的。
但問題是，武瞾是僭主嗎？為什麽？
我深信，對歷史的健康興趣，不是某種骸骨迷戀的好古癖。我們喜歡的，是歷史中在當下仍然活著的東西。而那些在歷史中已經死去的東西，哪怕曾經無比輝煌，也永遠死去了。
謝謝大家！
（此文經講演者親自整理，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趙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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