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會址。 （資料圖片）
紅軍長征在貴州示意圖。 （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製）
貴州省習水縣土城渡口。 向小東攝
遵義市紅歌合唱團成員在紅軍街紅歌台演唱革命歌曲。 本報記者 吳秉澤攝
貴州是紅軍長征中活動時間最長、區域範圍最廣、發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在長征史詩中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特別是長征途中，黨中央召開的遵義會議，在極其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放光輝
盛夏的貴州遵義，萬木蔥蘢。位於該市紅花崗區子尹路96號的遵義會議會址，甚為熱鬧。熙熙攘攘的遊客爭相在此合影留念。
大門背後磚木結構、中西合璧的兩層樓房，即遵義會議的召開之所。沿著樓房西側朱紅色的木質紅漆樓梯拾級而上，沿走廊步行30余步，就到了當年房屋主人的小客廳。在這間僅有27平方米的小房間裡，18張藤木椅子圍繞在一張赭色長桌四周，觸景生情，令人感慨萬千。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裡舉行擴大會議，重點討論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
主持會議的博古首先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接著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主動承擔責任並作了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毛澤東在會上的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錯誤觀點，得到與會多數同志的支持。
據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紅軍長征史》記載，遵義會議“氣氛緊張激烈，每天總是開到半夜才休會。”最終，遵義會議作出了下列重要決定：一是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洛甫同志（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託政治局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是政治局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委託周恩來同志為黨內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會議根據毛澤東等多數人在發言中提出的意見，後來形成《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簡稱《遵義會議決議》），全面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失敗的教訓，系統闡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相應的戰略戰術，深刻批評了“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
遵義市長征學會副會長雷光仁說，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的黨走上成熟的黨的標誌。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乾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中國革命實現轉折，與此前召開的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所作的準備密不可分。
1934年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左”傾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初步批評。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在貴州甕安猴場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作出了限制，提出“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
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一線指戰人員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擁護，極大鼓舞了士氣。時任紅軍紅一軍團二師衛生部政治委員的劉賢權後來在有關回憶文章中寫道，在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會場上，“不少同志咬起耳朵‘從此我們又要打勝仗了’”。
四渡赤水出奇兵
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指揮下，1935年1月至3月間，紅軍先後來回四次渡過赤水河，巧妙穿插於敵人重兵包圍之中，調動和迷惑敵人，取得了戰略上的主動。
“為了各個擊破紅軍，國民黨反動派除了調動軍隊對付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外，還調集約40萬軍隊向遵義地區進逼，企圖圍殲紅軍於烏江西北、川黔邊境地區。”貴州省四渡赤水紀念館副館長袁正剛介紹，當時敵軍的總兵力是紅軍的10多倍，形勢十分險峻。
根據遵義會議作出的“北渡長江，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者川西北創建根據地”的決定，紅軍於1月19日分三路從遵義出發，準備從宜賓與瀘州之間北渡長江。1月下旬，紅軍抵達赤水河邊的土城地區時，與堵截紅軍的川軍遭遇。1月27日，紅三、紅五軍團及幹部團在彭德懷、楊尚昆的統一指揮下，從南北兩面向進佔楓村壩、青杠坡的川軍發起進攻，以圖圍殲敵軍4個團於狹長的山谷裡。
戰鬥於1月28日打響，但越打越艱難。“由於判斷敵情有誤，戰鬥局面對紅軍越來越不利。”袁正剛告訴經濟日報記者。面對危急形勢，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決定暫時放棄北渡長江計劃，令紅軍於1月29日從猿猴場（今元厚）、土城上下渡口等處渡過赤水河，向國民黨兵力薄弱的川南、滇東北地域前進。
2月上旬，紅軍部隊集結雲南扎西進行整編。蔣介石見此，急調滇軍、川軍夾擊。為擺脫敵軍，紅軍決定乘黔北空虛，於2月18日至21日從太平渡、二郎灘等渡口第二次渡過赤水河，進擊黔北。2月24日，紅軍擊潰黔軍兩個連後，重佔桐梓，揭開了遵義戰役序幕。此後4天裡，紅軍與黔軍先後激戰於婁山關、黑神廟、板橋一線，於27日再佔遵義；28日，紅軍與馳援遵義的國民黨中央軍鏖戰於紅花崗、老鴉山一線，殲其大部，並直追殘敵至烏江北岸。
遵義會議紀念館副館長張小靈告訴記者，“5天時間裡，紅軍擊潰和殲滅敵人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3000餘人，取得了紅軍長征以來的首次大捷”。
為報遵義戰敗之仇，蔣介石急忙調兵遣將，會攻遵義。面對國民黨反動派重兵壓境，中央軍委決定，部隊揮師西進，打擊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部。3月15日，紅軍在仁懷魯班場與周渾元部激戰後，於16日至17日從茅台第三次渡過赤水河，佯作北渡長江姿態，以調動川滇黔三省敵軍進入川南，為第四次渡過赤水做準備。
正當各路敵軍向川南疾進之際，毛澤東當機立斷，命令紅軍於3月21日至22日，在太平渡、二郎灘等渡口，第四次渡過赤水河，然後迅速掉頭南下，主力部隊於3月29日至31日南渡烏江，佯攻貴陽。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急調金沙江防線的滇軍孫渡部馳援貴陽。紅軍擺出東渡清水江的姿態，聲東擊西，趁雲南兵力空虛，於4月9日折向西南疾進雲南，5月9日渡過金沙江，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
為有犧牲多壯志
7月中旬的遵義，頗為炎熱，但仍阻擋不住人們邁向紅軍山烈士陵園祭奠革命先烈的腳步。
記者在遵義紅軍山烈士陵園採訪時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不時向紀念碑敬獻花籃，寄托哀思。紅軍山革命紀念碑的正後方是鄧萍烈士的墓地。1935年2月27日，時任紅三軍團參謀長的鄧萍在遵義戰役前線指揮作戰時，被一顆子彈擊中頭部後英勇犧牲，年僅27歲。鄧萍是紅軍長征途中犧牲的最高級別軍事將領。
當時一同作戰的十一團政委張愛萍在《從遵義到大渡河》一文中記述了鄧萍犧牲時的情景：“軍團參謀長鄧萍同志來到前沿和我一起觀察敵情……突然，他的頭栽到我的右臂上，我還沒弄清怎麽一回事，他那為革命事業英勇獻身的殷紅熱血已染滿我的衣襟……”
在鄧萍烈士墓碑右後側，有一面由28塊碑連成一體的紅軍英烈牆，密密麻麻刻滿了在貴州犧牲的紅軍名單。“總共有1338位烈士的英名，他們犧牲時年紀最大的58歲，最小的僅有13歲。”解說員介紹。
據了解，出發時8.6萬餘人的中央紅軍，最終走完長征全程、到達陝北的僅7000餘人。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正是有了無數革命先輩的犧牲，才有了革命的徹底勝利，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吳秉澤 王新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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