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孤軍的前塵往事

上海四行倉庫抗戰紀念地。(視覺中國/圖)

近十年來，每年都去四行倉庫憑吊。一般都是下午去，先看一圈抗戰紀念館，然後走上西藏路橋，看看橋下平靜的蘇州河水和下遊方向的花團錦簇，最後踱向西牆，默默仰望戰爭傷痕。

最近《八佰》上映，正好帶著兒子觀影后重訪戰地風雲，發現今年的訪客多了不少——這是好事！

“勞卿擔負全責”

走進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幅巨大的八行箋，被刻在了石板上，上面是謝晉元將軍寫給妻子的家書，敬錄如下：

巧英吾妻愛鑒：日內即將率部進入滬淞參戰，特修寸箋以慰遠念。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蠶食，亡國滅種之禍，發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孫無噍類矣。為國殺敵，是革命軍人素志也；而軍人不宜有家室，我今既有之，且複門衰祚薄，親者丁稀，我心非鐵石，能無眷然乎！但職責所在，為國當不能顧家也。老親之慰奉，兒女之教養，家務一切之措施，勞卿擔負全責，庶免旅人之分心也……

謝晉元是梅州山區的客家人，曾就讀於國立廣東大學（今中山大學），畢業前投筆從戎，報考黃埔四期，自排長積功升至營長，八·一三淞滬戰役期間升為團附（副團長），故被全國抗日軍民尊稱為“謝團長”。他本系一介書生，文字功底扎實，自不待言。 我曾以為信中這位“巧英吾妻”是他在老家娶的夫人，參觀之後方知不然，奇男子背後往往有奇女子的堅毅支撐。

謝晉元夫人全名凌維誠，是出生於上海的鎮江人，其母在徐家匯開一爿面店，供養三個女兒完成學業。凌維誠是老二，學的是音樂，大學畢業那年給閨蜜做伴娘，伴郎是個北伐軍連長，顴骨高聳，說一口難懂的廣東官話，倒也相貌堂堂男子氣概十足——“鳳凰男”謝晉元（謝晉元之子謝繼民的說法）和女大學生凌維誠便如此相識了。

謝晉元一生中三次與日軍作戰，除了一·二八、八·一三兩次淞滬戰役外，早在1928年他就率部與日軍在濟南發生衝突並身負重傷，被送往漢口療傷，一年後才痊愈。凌維誠從上海趕赴漢口照顧，日久生情，最後於1929年9月不顧家人反對，在漢口大華飯店與謝連長成婚。

謝晉元與凌維誠先後生育了兩女兩子。1936年春，駐扎在四川萬縣的資深抗日軍人謝晉元奉調抵滬，便裝偵查日軍布防情況。他深知中日必有一戰，上海遲早將陷入戰火，說服妻子從上海舉家遷往他的老家——位於粵閩贛交界山區的廣東省蕉嶺縣，一是因為那裡群山環繞，相對安全，二是謝晉元兄弟二人，兄長已亡故，無人照顧家中父母，只能委託太太盡孝。

這也就是他信中所說的：“門衰祚薄，親者丁稀”……“老親之慰奉，兒女之教養，家務一切之措施，勞卿擔負全責”。

於是，凌維誠這位衣食優渥、不事稼穡的江南閨秀， 懷著小兒子，帶著三個兒女，千里迢迢奔赴夫家，作為家裡唯一的勞動力開始學習在南嶺山區務農，養活全家老幼八口人，一乾就是十年。

據幼子謝繼民回憶，他小時候白天很少能看到母親，因為等他起床時母親早已上山乾活去了。出門前母親總是先煮好一鍋米飯，孩子們起床後自己舀飯吃，配點鹹菜或鹽水下飯，吃完自行背書包上學，放學後才能等到母親回家。

用凌維誠自己的話來說：“在老家的十年是怎麽熬過來的，我想來想去到現在還弄不明白。”

期間，謝晉元於1941年4月24日被汪偽政府收買的漢奸刺殺於英租界，壯烈殉國。自1936年一別，凌維誠再也沒有見到過丈夫。

抗戰勝利後凌維誠與四行孤軍幸存者相聚上海。（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抗戰勝利後，凌維誠方拖兒帶女回上海。她們首先坐小木船沿韓江而下至汕頭，但缺乏盤纏坐海輪返滬，幸虧船主得知她是謝團長遺孀慨然應允免除食宿費用。回到上海以後她又面臨新的困難：遭到日寇折磨奴役的孤軍將士們聽說團長夫人來了，陸續前來投奔，最多的時候有一百餘人。當時上海百廢待興，加上國共戰事又起，經濟十分蕭條。退伍將士們不願意打內戰，又找不到工作，生活陷入困頓，凌維誠遂一方面動用謝晉元生前的社會關係，安排將士們從事司機、鐵警等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孤軍營的租金收入給這些老兵貼補生活。

解放後，隨著社會安定和戶籍管理的加強，孤軍將士們陸續返回原籍，凌維誠總是給他們送上一筆盤纏和安家費。直到三年困難時期，尚有老兵前來求助——寶山老兵郭興發回憶：“家裡揭不開鍋了，我帶著兒子到夫人家，夫人弄了一小袋米讓我們帶回去，這在當時可是錢都買不到的寶貝。夫人真好！”

這些米，是團長夫人用遷居台灣的妹妹妹夫寄來的接濟款換成外匯券才買到的。

“你們是湖北通城的吧？”

影片《八佰》中描寫了幾個被日軍打散的湖北保安隊士兵，被臨時編入四行倉庫守軍中，在殘酷的戰鬥中融入了新的集體。其實，歷史上的四行倉庫守軍主體就是湖北通城縣的補充兵。

這支部隊隸屬於88師262旅524團，88師是國軍三個德械師之一，士兵訓練有素，武器裝備精良，因此擔負著防守閘北的重任，在淞滬戰役中損失極為慘重。官兵戰死後補充兵員，補充後再戰死，戰死後再補充，如此五次，等到通城保安大隊抵達時，524團每個連只剩下七八個人，不足一個班，真可謂死傷殆盡。於是通城保安大隊被全員補充到524團第1營，形成一個齊裝滿員的加強營，隨後這個加強營就背著524團的番號入駐四行倉庫。

因此，四行倉庫保衛戰是一個廣東軍官率領著一群湖北士兵保衛上海最後陣地的故事。

那麽這支通城保安大隊是電影中所描述的一群新兵嗎？倒也不是。他們本是用來鎮壓紅軍的。

湖北通城位於鄂湘贛三省交界處，南面是湖南平江，東面是江西修水，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都屬於蘇區。被蘇區三麵包圍的通城縣城遂成立了三個保安中隊，統稱通城保安大隊。抗日戰爭爆發後，淞滬戰場如同一台巨大的絞肉機，國軍兵員損失極大，亟需從周邊補充兵員，因此將通城保安大隊三個中隊中的兩個調往上海，成為524團第1營的兩個連。由於這支保安部隊長期與紅軍作戰，形成了一定的戰鬥力，故而能夠在抵達戰場後迅速進入戰鬥狀態，擋住了日軍的瘋狂進攻。

影片中娃娃兵“小湖北”的原型可能是萬連卿，他的人生跌宕起伏，算得上是這批通城兵中的傳奇人物，在此做一簡介。

萬連卿的父親萬順富是中共通城縣委副書記，革命烈士，被通城保安大隊第二中隊長拷打致死。萬連卿本人當過兒童團長，後來落到了通城縣長賈廷申手裡。賈縣長見他年幼，免他一死，留在手下做勤務兵，結果被人告發並遭革職。離開通城前，賈縣長把萬連卿送到了保安大隊，讓他當兵吃糧，在亂世中苟全性命。沒想到不久後抗戰爆發，娃娃兵萬連卿被命運之輪裹挾到了淞滬戰場，當上了謝晉元的勤務兵。

從四行倉庫撤退後，萬連卿跟著謝團長進入租界內的孤軍營；謝團長遇刺後，租界遭到日軍佔領，孤軍營被毀，萬連卿被日軍押解到南京孝陵衛做苦役。在那裡他利用在孤軍營裡學會的乒乓球技，與看管他們的日本軍曹打球打得昏天黑地，掩護七名戰友逃跑，最後自己也順利逃脫。

這八名孤軍在句容茅山碰上了新四軍遊擊隊，他們婉拒了新四軍的挽留，拿著對方給的八個銅板一路跑到了江西上饒的三戰區司令部；三戰區要安置他們從軍，他們沒有停留，繼續攔車向南跑，到了廣東韶關的九戰區司令部；九戰區又要安置他們，他們依然不肯停步，輾轉桂林、柳州、貴陽，最後終於找到了88師重慶留守處，回到了自己的老部隊。萬連卿再次穿上88師軍裝，在陳明仁的率領下從雲南保山打到中緬邊境的畹町，將日寇趕出雲南，隨後回師東進，收復廣西，此時他已升為上尉。

但抗戰一結束，萬連卿就退伍了。他聽說謝團長夫人在上海，就回到了滿載悲情回憶的上海。經凌維誠托人幫忙，他在老北站當鐵路警長，娶妻生子，終於過上了幾年安穩日子。

解放後，作為舊軍隊的“上尉”、舊政府的“警長”，萬連卿被送到烏蘇與克拉瑪依之間的戈壁灘上勞改，在那裡度過了十八個春秋，刑滿之後無處可去，便作為農場職工留在了北疆。

1979年的一個早晨，萬連卿想換換口味，離開農場食堂找了家小飯館吃早飯——湖北人叫“過早”，臨走前碰到兩個販茶葉的外鄉人進來，一口鄉音，幾十年沒有聽到過了。

萬連卿迎上前去，用新疆國語問道：“你們是湖北通城的吧？”

其中一人四年後當上了副鄉長，才把這個飽經滄桑的刑滿釋放人員接回老家。

湖北通城人到萬連卿及其父親墓前掃墓。（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萬連卿逝世後，當地親友將他與父親萬順富烈士合葬，樹起了墓碑。

左邊寫的是：萬公順富 土地革命創偉業 江山永固

右邊寫的是：萬公連卿 淞滬會戰傳美名 英烈長存

“盡了一點國民天職”

謝晉元孤軍固守四行倉庫，北面和西面是日寇，東面隔著西藏北路是被沙袋隔絕的北公共租界。南面隔著光複路就是蘇州河，蘇州河以南也是公共租界，是淞滬戰役中的“安全區”。租界中的上海市民不僅聚集在蘇州河邊“隔岸觀火”，他們向孤軍通報日軍進攻方向，還組織募捐，為孤軍籌集各類物資。

籌集物資是一回事，運送物資可就是另一回事了。當時的蘇州河恍如邊境，駐防英軍嚴密封鎖新垃圾橋（今天的西藏路橋），不允許華界人員擅自進入租界，也不允許租界物資流向華界，以免被日軍抓到把柄給租界帶來麻煩。

在這樣的形勢下，女童子軍楊惠敏為了給孤軍送一面國旗，不得不趁著夜色迂回繞道越過蘇州河。這面國旗次日清晨飄揚於四行倉庫樓頂，成為舉國傳頌的戰場佳話，也衍生出了楊惠敏泅渡蘇州河的美好傳說。

但大宗物資又如何運送呢？

這時，一個二十八歲的湖州人出現了，他叫顧乾麟。

青年時期的顧乾麟及其妻子（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顧乾麟是湖州南潯人。南潯是湖絲重鎮，顧家世代做絲綢生意，到了他這一代因父母早逝，十七歲上就不得不棄學經商，在上海經營一家負債累累的打包廠。經過十年奮鬥，每天工作14個小時，終於事業有成，在上海灘的商業界站穩了腳跟。

早在1929年，顧乾麟就報名參加了義警。義警是租界工部局為了解決治安不靖、警力不足問題而設立的志願者機制，當時稱為“特別巡捕”。它有點像“聯防隊”，但管理上遠為嚴格：報名者必須是具有正當職業的工商界人士，全憑自覺自願，沒有酬勞；錄取後先接受四個月的專業訓練，考試合格方可上崗，此後比照正規警察逐級晉升；每周工作兩次，每次兩小時，均在業餘時間值勤，亦即晚八點至早八點，從而與白天巡邏的巡捕形成互補。

顧乾麟從1929年到1949年幹了整整二十年義警，從最基層的警士一直做到副總監。因總監例由警察局長兼任，故副總監就相當於義警中的最高職位，屬下共有一萬二千多名義警。

四行倉庫保衛戰時，顧乾麟擔任義警總警司，與英軍共同守衛蘇州河及其沿岸橋梁。義警原本負責晚八點至早八點的巡查工作，值此非常時期，夜間防務也由英軍統攬，只有上午六點至八點的兩個小時由義警負責守橋。顧乾麟就利用這短短兩小時的間隙，為抗日救國團體大開方便之門，任由其將物資運往四行倉庫接濟孤軍。

顧乾麟在《我之一生回憶錄》中對這段往事隻用寥寥數語一帶而過：

“凡是在我義警駐守之時，支援四行的物資一概予以放行，亦算是我盡了一點國民天職”。

顧乾麟其人十分傳奇，畢生遵循“以孝事親，以誠待人，以信為本，以忍處世”的原則。就拿“以誠待人”來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查封了租界內的英美產業，將英美僑民關進了集中營。為幫助昔日合作同事免於饑寒，顧乾麟在自己的產業也已被查封的情況下堅持每月送265份衣食包給集中營內的英國友人，連續兩年不輟，直至二戰結束日本投降。期間還曾因為英人越獄逃走而被日軍憲兵隊逮捕，險些牽連送命。

對待洋人尚且如此仗義，顧氏對待國人的事跡就更加可歌可泣：除了捐資成立上海市市民急病醫藥助金社、募資建造上海難童教養所外，顧乾麟遵循其父顧叔蘋“得諸社會，還諸社會”的遺訓，於1939年創辦叔蘋獎學金，專門資助“清寒子弟學業成績優良無力升學者”，綿澤至今逾八十載。抗日戰爭期間，顧乾麟自身陷於窘迫之中，仍通過變賣妻子首飾籌措資金，從未耽誤獎學金發放；解放前夕顧氏全家遷往香港，租住在一間小屋內，仍設法籌措了一大筆款項，匯至上海和北京，並附信關照學生：“這可能是最後一次匯款了，囑你們好自為之，必須努力學習，學成之後，以服務社會為前提”。所幸改革開放後，叔蘋獎學金於1986年續辦，延續至今。

湖州南潯小蓮莊內有一座“叔滔獎學金展覽館”，牆上寫著顧叔滔“得諸社會，還諸社會”的遺訓。（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我再一次來到四行倉庫西牆，牽著兒子的小手，共同仰望夕陽映照的累累彈孔。謝晉元、凌維誠、萬連卿、顧乾麟……他們本是來自五湖四海平凡普通的中國人，在風雲際會的時代機甲狂潮光芒，輝耀千古。我輩沐浴在他們的光輝下，生活在他們誓死抗爭所贏得的和平環境中，又當如何振作，為後代中國人創造福祉呢？

王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