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自“科學大院”公眾號
作者：氘氘齋
新冠疫情給中國和世界造成了巨大破壞，其肆虐的勢頭仍在繼續，一些平日裡鮮少出現的流行病學概念也成了新聞熱詞，例如“零號病人”（Patient Zero）。
“零號病人”的概念其實在疫情爆發初期便已見諸報端，看了這些新聞報導，普通人很容易產生一個誤解：“零號病人”就是全世界第一個感染了這種傳染病的人，是他傳染給了周圍的其他人，繼而擴散到整個社區、城市、國家乃至世界。似乎這個人便是傳播疾病的惡魔。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
本文中，筆者將以AIDS“零號病人”的發現、反轉過程為例，幫助大家更客觀地看待“零號病人”問題。
AIDS早期發現史：同性戀背鍋
“零號病人”的概念既不嚴謹，歷史也不算久遠。原本“零號病人”特指蓋坦·杜加斯（Gaëtan Dugas），一名法裔加拿大籍的空乘人員。為啥這哥們有如此“榮幸”被專門賦予一個流行病學概念，並載入史冊呢？這其實源於AIDS在人類文明社會發現早期的一系列巧合和誤會。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Phillip Berger醫生偶爾會接收到一些症狀奇怪的男性病人。他們往往年紀較輕，性格開朗活潑，熱衷於交際，某些過於健談的人甚至還會透露自己是個同性戀者。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原本應當身強體健的年齡，卻患上了肺孢子蟲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年）或卡波西肉瘤（Kaposi sarcoma）。要知道這兩種疾病都相當罕見，尤其是肺孢子蟲肺炎，但凡是免疫系統有點用的人，都很難感染上。這樣也意味著這些患者的免疫系統已經因為某種未知原因而完全失效。可惜當時的Berger醫生和其他碰上類似病例的同行一樣，只能給予一些緩解性治療，但對疾病的原因和控制方法一無所知。
1981年，美國CDC（以下簡稱CDC）發表了一篇報告，記錄了洛杉磯5名原本健康的同性戀男子患上了肺孢子蟲肺炎。不過這事並未掀起什麽波瀾，畢竟偶發的疑難雜症也不算什麽稀奇事。
真正引起社會關注的是1982年《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它將前一年CDC描述的那些病例稱為新型免疫系統疾病，並稱美國已經有335個病例，並造成了136人死亡。由於當時的病例幾乎全是男同性戀者，官方也錯誤地將其稱為“同性戀相關免疫缺陷”或GRID。
但是，轉年CDC便確認了這種神秘疾病的全部傳播途徑：血液、性接觸及母嬰傳播，這意味著患者的女性伴侶也有感染的風險，並將這種疾病命名為AIDS（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然而那個年代同性戀仍然是個禁忌話題，1981年和1982年的新聞嚴重挑動了社會的神經，公眾已經接受了絕大部分病例是同性戀的“事實”，便再難聽CDC說什麽了，很快這種疾病便為稱呼為“同性戀瘟疫”，卡波西肉瘤被稱為“同性戀癌”。到了1983年，歐洲許多國家也陸續報告了AIDS病例，法國科學家蒙塔尼爾從患者血漿中分離出了一種新型病毒，也即引起AIDS的人體免疫缺陷病毒（HIV）。
被歪曲和妖魔化的北美AIDS“零號病人”
某些宗教保守主義者認為HIV/AIDS是上帝對同性戀或放蕩性生活的懲罰，但這顯然不能真正解釋病毒的起源。CDC的Auerbach博士等人研究了洛杉磯和紐約等地二十多名病人的性生活史後，發現他們的性伴侶有交叉，並都追溯到一名患者身上。這個人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蓋坦·杜加斯。
不過起初CDC並不是將杜加斯稱為“零號病人”，而是代號“患者O”，意思是“加州以外的病人”（Out-of-Califor年）。但隨著時間的推移，O逐漸變成了0（側面反映出該名稱多麽不嚴謹），“零號病人”的稱呼便一直流傳在各類講述AIDS歷史的報導中。當然，杜加斯本人那疑似不檢點甚至反社會的行為，也為自己坐實了這口黑鍋。記者Randy Shilts曾採訪杜加斯本人，並寫就《世紀的哭泣》一書。作者在書中稱杜加斯利用其作為空乘的旅行便利性和頗具吸引力的外表，平均一年就有上百名性伴侶，總共可能有2500名性伴侶分散在北美各地。即便是在1980年確診AIDS後，他仍未停止不安全的性行為，甚至會在發生性關係後告訴對方自己是病人。但這些描述可能帶有作者的主觀性。
《世紀的哭泣》一書封面，它還曾改編為同名劇情記錄電視電影（圖片來源：Wikipedia）
自此，杜加斯便被認為是北美AIDS的源頭，“零號病人”成了他到死都無法擺脫的黑暗標簽。
但對於“零號病人”的質疑聲音也從未間斷。1987年，《紐約時報》刊文稱北美洲最早有文獻記載的AIDS症狀患者死於1969年，該名患者在1966年已經顯示出有AIDS的症狀。1988年，加州大學傳染病學家Andrew R. Moss也提出了反對意見。2007年一篇發表在PNAS上的文章駁斥零號感染源假說，並指出艾滋病是1966年從非洲傳播到海地，3年後再由海地傳到美國。以上報導都表明杜加斯很可能不是北美首個AIDS患者。
2016年一篇亞利桑那大學研究小組發表的文章一錘定音地為杜加斯“正名”。研究人員發明了一種能夠破解患者體內HIV基因密碼的新方法。他們分析了大約2000個來自紐約和舊金山的血樣，得到了8個完整的HIV基因組合。通過這些信息建立了艾滋病毒的演變族譜，研究人員推斷出了HIV傳入美國的時間為1970年左右，而非10年後的1980年。這項研究也分析了杜加斯的血樣，結果顯示他所攜帶的病毒並不是美國現存HIV的遺傳學“祖先”。英國劍橋大學科學史專家Richard McKay博士評論道，杜加斯是歷史上深受妖魔化的患者，被認為是病毒的惡意傳播者。並直言“零號病人”是一個有毒的概念，筆者認為該評價非常貼切。
對杜加斯本人的評價，讀者可以從史料中自行判斷，但至少，他絕非AIDS的“零號病人”，而只是上世紀70年代北美數千名AIDS患者中的一員。這項研究還揭露了北美城市中的“零號城市”（容許筆者創造這個詞匯）可能並非最初報告病例的舊金山，而是紐約。1970左右，剛果民主共和國城市金沙薩的某個病例將病毒帶到加勒比地區，進而傳入紐約，搭上這座全球性經濟中心的“順風車”後，AIDS走進了北美、西歐和全世界。
媒體、公眾和政治人物與“零號病人” 汙名化
“零號病人”概念的流行主要滿足媒體的宣傳目的，而非科學目的。必須承認“零號病人”一詞會對讀者產生很強的衝擊力，或許這源於它的詞組類似於軍事上的“原爆點”（Ground Zero，指原子彈爆炸時正下方地面的位置或所有爆炸的中心）。考慮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蘇冷戰正酣，這種“腦補”完全在意料之中。這也是為什麽Randy Shilts及後世的媒體都願意持續形容杜加斯為“零號病人”的原因：這一標簽遠比杜加斯的名字更能抓住眼球。
搜尋“零號病人”也滿足了大眾的好奇心。人類是富有好奇心的物種，對一切事物追根溯源是一種天性，每個人可能內心裡都住著一個偵探。當一場瘟疫發生，人們很容易將其想象成一個連環謀殺案，一旦帶入其中，人們便會非常強烈地想知道，誰是造成死亡擴散的“凶犯”？因此，從杜加斯之後，一旦流行病發生，人們總想通過回溯病例生活史的方式調查“零號病人”的身份。或許媒體追求新聞熱度，公眾滿足好奇心主觀上沒有傷害他人的意願，但被冠以“零號病人”的人毫無疑問遭受了汙名化，人們很容易會孤立甚至指責他們。杜加斯的案例也表明，尋找“零號病人”過程非常複雜，而且嚴重受限於時代的科技水準，很容易產生冤假錯案。
當然，“零號病人”的概念也時常被用於“甩鍋”大戰，這在最近的新冠疫情中尤為明顯。蘇珊·桑塔格曾在《艾滋病及其隱喻》一書中辛辣地指出：“對瘟疫的通常描述有這樣一個特點，即瘟疫一律來自他處……梅毒，對英國人來說，是‘法國花柳病’，對巴黎人來說，是‘日耳曼病’，對佛羅倫薩人來說，是‘那不勒斯病’，對日本人來說，是‘支那病’……它或許就隱藏在有關邪惡的概念中，即不合時宜地把邪惡與非我、異族等同起來。”杜加斯的故事中，我們也能清晰地發現，當時的人們把同性戀與邪惡的病毒聯繫了起來。而“零號病人”的定位則是構成這種歧視性敘事的關鍵。因為我們心裡都認為，“零號病人”在哪裡，哪裡就是瘟疫之源，就要負起巨大的道德責任。這種觀念錯誤，但卻真實存在。
因此，筆者呼籲媒體應當減少“零號病人”一詞的使用。我們可以用指示病例（index case）表示第一個被發現/診斷的病例；用原發病例（primary case）表示某地時間上最早的病例；而我們常常熱衷於討論的歷史上第一個病例，例如第一個從非洲猿猴身上感染了HIV的人，可以被稱為交叉病例（crossover case），只不過大部分情況下，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準確獲得交叉病例的信息，只能對時間、位置和感染方式做大致推斷。
總而言之，不應將科學的傳染病溯源工作，異化為概念含混、容易錯判、充滿歧視性的“零號病人”一詞。我們應當清醒地意識到，團結是預防病毒擴散和拯救生命的唯一途徑（世界衛生組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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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國病毒”的刻意汙名，體現著怎樣的西方邏輯？活字文化，2020年3月18日
9、Patient zero: why it’s such a toxic term. The Conversation. 2020-4-1
10、首度回應“推特門”事件 趙立堅：個人账戶對美政客汙名化中國的反應，RFI，2020年4月7日
作者為清華大學化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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