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20年3月，軟體服務巨頭Salesforce首席醫療官（CMO）澤努斯(AshiwiniZenooz）在美國的工作雖然忙碌，但基本每天的工作內容都是可預測的。
她的工作包括指導公司的醫療保健和生命科學戰略，確定將解決方案推向市場的機會，並解釋政府政策變化對客戶和合作夥伴的重要性。
“新冠肺炎疫情一夜之間就讓我的日常工作全亂套了。”澤努斯說道，“自疫情開始，保護全球員工健康、安全和福祉成為了公司的首要任務，而我是放射科醫生出身，我發現自己在每個周末和夜晚都在加緊進行流行病學知識研究，以期為員工和領導層提供可靠的指導，安然度過疫情。”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3月28日，美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3026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54.9萬例。
美國日增新冠確診病例數在一段時間下降之後，近期又有回升跡象。截至27日，美國近7天平均日增新冠確診病例數約6萬例，為3月5日以來的最高水準。
在疫情蔓延和變異病毒加速傳播時，“如何確保員工安全？如何讓他們恢復工作？如何考慮疫苗接種？”這些令企業和經濟重新步入正軌所必不可少的問題，究竟應該由企業領導者中的哪一位來回答更為恰當呢？
而在此背景之下，又一個C職位正在悄然進入國際企業的公司架構之中——首席醫療官（ChiefMedicalOfficer，CMO，也有公司稱之為CHO）。
首席醫療官的春天
疫情前，CMO一職多在醫療公司中存在，對於公共和私人醫療保健、製藥和生物技術領域的人員來說並不陌生，但CMO的影響範圍逐漸擴展到臨床領域之外，卻是因疫情需求所催生。
澤努斯認為，她的經歷並不是個人現象。
目前在許多公司中，CMO的角色正在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現有的（醫療保健類企業）CMO的角色正在迅速改寫，管理範圍得到擴展；醫療保健以外的公司則爭先恐後地聘請CMO。她認為，“儘管疫情是這一巨變的催化劑，但大多數指標表明，這不僅僅是一時的流行。”
誠然，疫情到來後，對CMO的需求擴大到各大行業之中。據第一財經記者不完全統計，從食品生產、科技企業、體育娛樂到製造業，都活躍著CMO的身影。
每位CMO不僅要充當流行病學家、工作場所安全專家，還要同人力部門和高級總裁們一起制定業務策略，保證員工身心健康和工作安全。
高管獵頭公司海德思哲（Heidrick＆Struggles）全球執行合夥人希伯特（JenniHibbert）認為，在過去一年中，越來越多的公司對設立CMO職位感興趣。
“金融服務、製造和科技公司正在尋找能夠為員工和領導層提供可靠指導的個人，以應對這些挑戰，應對法規事務並提供與慢性健康問題相關的臨床谘詢。”希伯特說。
英國石油公司（BP）CMO賀榮（RichardHeron）博士將過去的一年描述為，在不斷變化的疾病信息以及各國做出不同疫情應對決策的情況下，這一職位就像是“高管在做出艱難決定時為其保駕護航的角色”。
“對於外行來說，那就像在沒有指南針的暴風雨中航行一樣。”他說。
連鎖超市伍爾沃思（Woolworths）聘請了資深醫學專家麥卡特尼（RobMcCartney）博士擔任其CMO，他負責制定健康與安全計劃，並與監管機構合作以確保員工和客戶的安全。
“如果你沒有從CMO那裡得到適當的建議，又如何知道自己在健康和安全領域是否面對風險呢？”麥卡特尼博士在一次採訪中表示。
其他涉及消費品的企業也采取了類似措施。科羅娜啤酒的母公司美國星座集團(ConstellationBrands)任命了馬林斯（TimMalins）博士成為其CMO，並使用其公司內部網促進馬林斯博士與員工之間展開直接對話。
不過，這也涉及另一個重要問題，即醫生進入企業後，如何確保對話通暢呢？如何把關於疫情的晦澀專業知識，對數據的專業解讀，用包括各層級員工在內的普通閱聽人更能理解的方式進行表達？
美國衛生部前代理助理國務卿德薩沃（KarenDeSalvo）博士，在2019年年底成為了谷歌的CMO，“當疫情發生時，我（的加入）得到了全公司的支持，我們一邊推動一邊確立了這個職位。”她說。
德薩沃表示，在谷歌，她的工作得到了“基於數學、基於事實的公司幫助。谷歌的員工和領導層非常了解情況”。
而她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學習如何在疫情肆虐之時用谷歌的語言講出來。我必須學習公司文化和語言。”她說，而她的建議是“保持耐心，讓科學家們做他們的事情”。
迪士尼公園、體驗和消費產品部CMO海默爾（PamelaHymel）博士則表示：“了解這種病毒及其治療方法的醫學內容，然後以清晰的語言為我們的企業領導和員工做出解釋，這是我在疫情期間的主要任務。”
輪胎公司固特異（Goodyear）CMO帕勒奇（BrentPawlecki）博士說：“與商務人士談話，和醫生之間的交談非常不同。我的角色是學會講（他們的）語言，且學會意識到我不是房間裡最重要的人。”
職位設置常態化
“過去一年的工作非常緊張。”帕勒奇表示，“在去年7月4日左右，我意識到我需要照顧好自己，把未來的工作視為一場馬拉松比賽。”
帕勒奇說，長期來看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即使在疫苗廣泛可用的情況下，也要鼓勵固特異的雇員繼續堅持預防措施。“人們被不斷延長的社交距離措施搞得很疲倦，但是目前未知之事仍很多，譬如對於病毒變種等問題，企業正試圖根據有限的信息做出決定。”
澤努斯也認為，“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每家公司都將就其員工的公共健康和福利進行考慮，並引進更多專業的內部人員。即使疫情最終被消滅了，其後果也會引起雇主的注意。疫情的後果對經濟和心理健康都會產生影響。”
顯然，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令雇員希望從雇主處聽到有關其健康、安全和工作場所安全的信息。
澤努斯表示，在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缺乏一致信息的情況下，雇主（尤其是CMO）成為了員工的可靠真相來源，並為日新月異的健康與安全準則做出解釋。多項民意測驗顯示，在整個疫情期間，在美國人們對雇主的信任度遠遠高於對政府的信任度。
在就安全重新開放工作場所問題上，CMO的角色也至關重要。澤努斯認為，必須考慮到生產力損失的影響。以2017~2018年的流感季節為例，有數據顯示，流感使美國雇主損失了210億美元（大約1380億元人民幣）的生產力。而有關新冠疫情的數字肯定會更高。
與此同時，不僅僅是在身體健康方面，在心理健康和倦怠支持方面，CMO也已成為關鍵的內部參與者。譬如，在疫情暴發後，長時間的遠程工作令不少雇員感到缺乏交流機會，職業倦怠加深。
此前微軟CEO薩提亞·納德拉（SatyaNadella）就曾對長期遠程在家工作發出警告，稱這會對員工的社交和心理健康造成嚴重後果。
在此背景下，CMO也負責對企業內部在心理健康幫助產品（APP等）採購方面做出建議。這個市場在過去的一年裡十分火爆，產品繁多。賀榮認為：“試圖了解哪種產品和服務真正有所作為可能非常困難。重要的是要成為一個知情的買家，而不是研究其他公司擁有的東西。查看有效的證據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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