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聖母院的“數據不朽”：賽博時代我們如何崇敬神聖？

當地時間4月15日，在法國巴黎，巴黎聖母院燃起大火。

當地時間2019年4月15日下午6點50分左右，法國巴黎聖母院發生火災，整座建築損毀嚴重。著火位置位於聖母院頂部塔樓，大火迅速將聖母院塔樓的尖頂吞噬，而這場大火很可能是因為意外產生的。在國內的社交媒體上也引起了很多網友的感歎。與此同時，法國遊戲公司育碧捐助了50萬歐元用於重建巴黎聖母院，並將旗下的遊戲《刺客教條：大革命》免費開放下載——這款遊戲以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為背景，因此高度複製了巴黎聖母院，通過此舉，育碧表示希望讓玩家在遊戲中重溫完整的巴黎聖母院。此外，據稱由於遊戲中的複刻極為到位，因此《刺客教條：大革命》將成為巴黎聖母院修復工作的重要參考。一方面，巴黎聖母院似乎是一個意義重大的符號，除了大教堂這一身份外，它見證了法國大革命、兩次世界大戰等標誌性事件，並通過雨果的小說成為了經典的文學意象。它聳立在宗教、政治、歷史、美學以及文學的交匯點上，它是人類崇高理念在建築上的象徵之一。它的燒毀無疑是對人類文明的打擊。但另一方面，現代技術已經可以完美模擬出巴黎聖母院了，並且，無須借助什麽特別前沿的科技，我們竟然可以在一款電子遊戲中見到巴黎聖母院的高還原副本。在崇高理念和現代技術帶來的賽博化進程之間，我們又該怎麽去理解巴黎聖母院以及我們人類自身的“命運”呢？本文嘗試從巴黎聖母院的符號象徵和擬像與生成理論去切入這個問題。

遊戲《刺客教條：大革命》中的巴黎聖母院。

巴黎聖母院與符號學的興衰

巴黎聖母院的損毀讓人感歎，它不只是一棟建築，同時也具有重要的象徵內涵。在天主教的傳統裡，教堂是宗教活動的場所，建築內部的大量空間看起來是“非實用”的，它是上帝與信徒之間的空間。而建築這種媒介本身也象徵著某種永恆性，類似於上帝在大地上無中生有的創造，而建築的堅固性讓它可任憑風吹雨打也不會輕易消失。

建築這種永恆的夢想讓它成為了天主教的代表性符號，它代表著宗教權力的權威性和穩定性，對於符號的解讀只有通過這種權力才是合法的：只有神職人員對《聖經》的解釋才是正當的。而且在天主教權力盛行的時代，所有的藝術作品的符號含義要與天主教有關，才是能夠登上大雅之堂的，如果人們從畫中看出了別的東西，那要不就是觀眾“想多了”，要不就是這幅畫低俗甚至邪惡。在各種藝術形式之中，建築是最難以被摧毀的，所以它的符號含義必須是最穩定的，天主教的教堂必須象徵著主的榮光，而不是別的東西。因此這次巴黎聖母院的受損，對於天主教教徒而言是上帝榮譽的受損，這份悲痛是可以理解的。

與此同時，在宗教與政治的千年博弈中，兩者不斷交換著各自的話語。其結果之一是，政治吸收了宗教關於崇高理念的道說方式，並逐漸將其運用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中。宗教熱誠被複刻成愛國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建築可以以相同的邏輯被設立為一個政治的符號。經歷了法國大革命與兩次世界大戰的巴黎聖母院，在更為世俗的意義上象徵著國家，尤其是這一國家的歷史。

今天的歐洲乃至世界已與中世紀迥異。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並創建了新教，將解釋聖經的權力從教皇那裡交還給了普通人，這一行為動搖了那些神聖的宗教符號的固定含義。同時，在文藝複興後，藝術作品也不再需要總是圍繞著上帝和神聖的領域，這不只是擴大了創作的領域，同時也擴大了解釋的領域，人們開始有權從作品裡面讀出和約定俗成的符號不同的含義。新教的教堂比起天主教的教堂風格上也是從簡得多，因為建築符號的重要性已經被削弱了，哪怕是被簡化的符號一樣能代表上帝，相反，如果沒有信仰，那麽神聖的符號也未必能代表上帝。在政治層面上，這種符號意義的削弱要稍晚一些，很大程度上它構成了宗教情感缺失之後的代償機制，然而它在資本主義現代官僚製的合理化進程下也日漸被祛魅。至此，留給我們的是“文明”或“文化”這樣更為模糊的領域。

雨果曾說過“小的會戰勝大的，文學將會殺死建築”。這句話不只是狹義上的建築的衰敗，而是符號學的衰敗，因為文學所帶來的多義性、曖昧性將原來穩固的符號和意義之間的連接打碎了。這句話甚至預言了20世紀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語言學家索緒爾將符號分解為能指（聲音、圖像）與所指（概念）的組合，而能指和所指的關係是隨意的；精神分析家拉康將此理解激進化，認為能指優先於所指，兩者的關係始終是不穩定的，這意味著shu這個發音不總是指向“樹”這個概念，還可能指向著別的東西。同樣，教堂這個實體，也未必總是指向著某一個固定的概念（比如上帝或是國家等等）。這伴隨著一個後現代主義的宣言：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將巴黎聖母院看做文明或是文化的象徵，這已然是一種現代性氣質的話語，與更早期的宗教符號或是政治符號相比，這種象徵只能維持一種稀薄的統一性。

神聖的符號：成與毀的辯證法

可以看到，在網絡上雖然大家都在談論著巴黎聖母院著火事件，但是大家對於它的象徵並不總是一樣的。比如對於國內民族主義者來說，巴黎聖母院是英法聯軍的象徵，而它的意外是當年他們侵略中國燒毀圓明園的“報應”。而另一些人譴責說巴黎聖母院是全人類的瑰寶、人類文明的象徵等等。我們也可以看到，法國的政治勢力也將巴黎聖母院看作是國家民族的象徵，從古老的宗教那裡“繼承”了民族和國家的合法性。

我們當然不滿足於當《皇帝的新衣》中的那個小孩，嚷嚷著“他什麽都沒穿”——現在誰都知道巴黎聖母院就是一座建築，人們表現出惋惜與悼念，但也不至於說它的燒毀就意味著什麽東西的破滅。巴黎聖母院是一個符號，這沒錯；但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為什麽需要這一符號，以及，我們需要的是怎樣一個符號？

在步入現代之後，作為符號的巴黎聖母院與其意義的綁定不斷松解，歧義、偏差與誤認日漸瓦解著其統一性。但這並未將我們帶向一個完全離散的世界，相反，在這種瓦解中我們看到了兩個積極的傾向。一方面，作為隨著解綁的不斷進行，原先被賦予了“神聖”“偉大”這類詞語的物被祛魅，但這並不意味著那些崇高價值的消亡，而是意味著重估的契機。另一方面，這種重估不得不以新的綁定而告終，人們依舊需要一個穩固集體表征來作為能指鏈滑移的驛所。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對於巴黎聖母院依舊有一個共識：不管它象徵了什麽，總之它都有所象徵。

看起來狹窄的民族主義者和胸襟廣闊的世界主義者的姿態是高下立判，但是這兩者的共同點是都把聖母院看作是某個大寫觀念——它足夠大，以至於模糊——的表征，由此賦予堅固的歷史意義，一磚一瓦都代表著人類文明的輝煌，它的美都是與天主教式永恆不變的宏大觀念相關（如前文所說，這也是建築術原來的夢想）。雖然我們活在一個世俗化的國家和時代，但我們也難免掉進這種符號學之中。這也許意味著我們還渴望著一個堅固的符號來保證同一性歷史，同時把歷史的偶然性（比如這次偶然著火）排除出去，仿佛這樣一燒，就必然象徵著文明的衰敗，仿佛如果建築這個永恆的見證者保持不變，我們就能相信歷史總是同一個歷史。

我們需要一個堅固的符號確保歷史同一性，確保世界的可理解性，使得我們的在世變得可以忍受甚至值得一過。因此，建築的意義就在於它是意義的築建，它以壯觀、美麗、牢固的姿態中斷了令人抓狂的能指滑動與意義缺失。然而當事關“偉大”的事物時，這種對符號具象化的訴求便表現出一種“褻瀆”（我們姑且使用神學的術語）的性質：敢想象嗎，只需燒掉一個屋頂，我們就能摧毀整個文明！這一座不及通天塔萬分之一的“小”教堂，何德何能能夠作為文明或文化的神聖符號，它如何象徵著那些本質上宏大到難以言說的東西？因此，當我們試圖將符號具象化時，我們是在做普羅米修斯做過的事情，即將本不屬於人的崇高之物攫取到凡塵，當它照亮我們的此岸世界時，它本身的神聖性也大打折扣。

換言之，我們總是做著相反的事情：一方面試圖讓世俗神聖化，另一方面達成這一目的的方式是讓神聖世俗化。出於這一點，我們永遠無法停止將崇高的觀念置入某個易朽之物中。“道在屎溺”，這一點保證著我們尚處於神聖的恩寵之下，哪怕我們身在卑賤之地。事實上，除了褻瀆之外，本質上有所缺憾的人類還能以何種姿態崇敬神聖？除了人為的、可朽的祭品之外，人類竟還能大膽到敬獻那些本不就不屬於他們的東西？巴黎聖母院終將毀滅，這同樣是“建築的夢想”。而當雨果在文字中建造他的巴黎聖母院時，他無疑是將這種褻瀆公開了出來：建築的朽壞至少需要百年時間，語言的誤解只需要頃刻。任何言說都承擔著背信棄義的危險。

教堂注定會燒毀，神聖注定無法駐留，符號注定要離散，人們注定經歷驚惶。因為如果沒有朽壞，永恆也就失去了意義。在這一永遠無法抵達合題的辯證運動中，我們看見了接連不斷的廢墟與永無休止的建造。

巴黎聖母院的數據模型。Andrew Tallon，《NOTRE-DAME De PARIS SOUS LA DIRECTION DU CARDINAL ANDRé VINGT-TROIS》

賽博時代的擬像與生成

4月16日，馬克龍發表電視講話，呼籲“把這次災難轉變為團結的機會”。事實上，無論是基於“政”還是基於“教”，重建巴黎聖母院都是必要的。有趣的是，就算是《刺客教條》的遊戲廠商也打出“讓人們在遊戲中重溫完整的巴黎聖母院”的口號。對此問題上我們需要謹慎地追問，通過遊戲建模出來的巴黎聖母院，真的是那個唯一真實的巴黎聖母院的表征嗎？或者說，那個在遊戲中無比逼真的聖母院，其實是一種新的創造？在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看來，答案肯定是後者。雖然遊戲裡的聖母院是按照歷史的聖母院建的，但是和它並不是同一樣東西，遊戲中的聖母院是以完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去建造的。準確地說，這是一個賽博化的巴黎聖母院，它的質料不是木石磚瓦，而是不可見的數據。

但問題是，既然巴黎聖母院等等所有“人類文明的遺產”都可以用建模的方式保存下來了，它們都可以在數據庫中實現不死了。在雨果所說的“文學將會殺死建築”之後，數據又可能將會殺死了文字。若我們忘記了數字建模不是一個唯一的真實世界的表征，而是充滿創造可能性的空間的話，我們又會重新被數字建構起來的“超真實”所征服。或許在數字技術徹底成熟之後，我們會陷入一種易朽性的鄉愁之中，我們會懷念那個萬物終將終結的時代。那麽那時候我們的焦慮可能並不是對於毀滅的焦慮，而是對不滅的焦慮，不是對失去的焦慮，而是對無法失去的焦慮——我們縱使有創造的可能，卻總是被籠罩在巨大的歷史的陰影之中。正如在電視劇《東京吸血鬼酒店》中孩子的父母被殺死後，馬上就會有新的父母來代替那樣。今天的聖母院毀滅後，我們馬上就有《刺客教條》裡的聖母院取代那樣。我們對那“真實“的聖母院的哀悼或許是對已經不存在的大寫歷史的一種呼喚。

Google Arts & Culture上巴黎聖母院的資料

這種大寫歷史並不僅僅是神聖的歷史，正如上文所說，在其背面我們發現了某種褻瀆情結，以及人類對可朽的埋怨與留戀。某種程度上，《刺客教條》中的賽博巴黎聖母院的問題並不在於不夠神聖——除非育碧請大主教來為他們的伺服器或是有關巴黎聖母院的那些代碼進行開光，同時清洗它充滿BUG這一罪過——而是它太過“神聖”，數字化幾乎是人類可以做到的離永恆最為切近的方式，而它完全是人類的智慧結晶。如此，這堪稱是人類對於神聖的“教科書式的褻瀆”。然而我們有朝一日會在遊戲裡面來到巴黎聖母院進行禮拜嗎？（事實上，在中國已經有“電子祭奠”了）。這看上去極為荒謬，儘管賽博化的巴黎聖母院更堅固，並且理論上可以容納比建築實體更多的信徒，我們依舊需要那個更加“真實”的巴黎聖母院。我們尚未準備好進入真正的賽博時代。

早在2015年，藝術歷史學家安德魯·塔隆就曾利用雷射掃描，非常精確地記錄下了這一哥特式大教堂的全貌。這一次精準的雷射掃描耗時數年，掃描點囊括了大教堂內外的50多個地點，對聖母院內的每一個細節都進行了多次掃描、數據反傳，最終收集了超過10億個數據點。

在賽博世界中，我們應該如何崇敬神聖？這個問題對於我們而言也並不遙遠。巴黎聖母院始建於1163年，至1345年全部建成；與此相對，從計算機的誕生到賽博巴黎聖母院的建成只有七十年左右。在美劇《西部世界》中，人工智能研發者發現人類的意識完全可以被收束在區區幾萬行代碼中。在我們有生之年，或許可以看到整個地球的賽博化。隨著這個世界在賽博化中走向“超真實”，這一進程毫無疑問將顛覆我們對於不朽之物的觀念。誠然這種“超真實”依舊處於崇高理念的俯視之下，我們並不會因此遺忘什麽是真正的不朽；但問題在於，在賽博世界中我們難以經歷真正的朽壞。那種建造與毀壞的辯證運動在此被終結了。或許我們不會因此離神聖更近，但我們一定會因此離人更遠——“人，一個古老的物種”，如果它真的存在過的話。

令人局促不安的是，我們尚未弄清現實的真正模樣，我們就將（可能是被迫地）告別現實。現實中的巴黎聖母院的倒塌成為了當下的國際性熱點，它從燒毀到重建的每一環節都牽動著各方聲音的解釋與參與，我們對同一性的追求彰顯著缺乏同一性這一現代性的事實。與之相對，《刺客教條》中的賽博巴黎聖母院似乎是一個和平安詳的好去處。但真的如此嗎？現實的衝突究竟是會隨著賽博化進程所平息，還是會被結構性地移置到新的賽博世界？帶著這些問題，誰也無法“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但暮色將至。

雨果去巴黎聖母院的時候發現牆上刻著希臘文的“命運“一詞，而正是這個詞讓他寫下了《巴黎聖母院》。而在今天，它的命運依然被偶然性繼續書寫著，無論是偶然的大火所引發的情感和關於社會現實的討論，還是賽博化語境下數字程序和控制論對建築的再創作，都在逼迫我們去重新理解這個”命運“一詞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