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宰相”賈似道玩垮了南宋最後的半壁江山

南宋宰相賈似道對玩蟋蟀癡迷到什麽程度呢？有兩個例子：一是蒙古入侵，襄陽危急時，作為宰相的賈似道，卻在和他那些三妻四妾們大鬥其蟋蟀，還戲稱鬥蟋蟀為“軍國重事”，何其可笑；二是國難當頭之際，賈似道還悠閑地寫出了一部《促織經》，對養蟋蟀、玩蟋蟀進行了詳盡的論述，是世界上研究蟋蟀最深入而系統的專著，何其荒唐！

對蟋蟀感情如此“深厚”的賈似道，在精神層面又何嘗不是一隻貪玩的蟋蟀呢？國家交給這類人管理，其責任擔當簡直比一條看家犬還不如。如果說宋徽宗因愛好奇石、珍寶、書畫、女人而玩垮了北宋王朝，那麽賈似道同樣是因縱情聲色犬馬而葬送了南宋最後半壁江山。

一、無操之人卻“雞犬飛升”

宋朝三百多年的歷史中，外戚乾政或主政的例子十分鮮見，這是因為宋朝立朝之初就有了規避外戚乾政風險的“規矩”。然而，到了南宋末期，朝綱廢弛，“規矩”被打破，先後出現了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外戚高官，他們依靠裙帶關係，一路飛升，不但混上了“文資”，而且還成了宰相，權力如日中天，尤其是賈似道，三朝任相，一手遮天二十餘年。

賈似道（1213-1275），字師憲，台州（今浙江天台）人，出身於官宦世家，父親賈涉官至京湖製置使。賈涉才入中年就過早地去世了，從此家道中落，這一年，賈似道才十一歲。一個少年失怙的孩子，父愛缺失，乏人管教，整日在社會上廝混，性格在成長中難免沾染一些江湖習氣，吃喝玩樂，不事操行。幸虧是一個“官二代”，成年後，他因父蔭被朝廷任為嘉興司倉，一個主管倉庫的小吏，有了收入，解決了溫飽。

不過即便如此，假如天上真的不掉餡餅，按照這種趨勢發展，賈似道再努力工作，三年一調動，五年一升遷，也最多發展成為一個州縣小官，然後守著祖上的光環榮耀，領著朝廷按期下發的微薄俸祿，養兒育女，艱難度日，最後悄然終老。巧就巧在，天下常常會意外地發生掉餡餅的怪事兒。不久，姐姐賈氏因為姿色絕佳而被當朝皇帝宋理宗選入宮中，皇帝成了自己的姐夫，對於賈似道來說，這當然比天上掉餡餅還讓人興奮。而且，他姐姐很快就被封為地位僅次於皇后的貴妃，宋理宗甚至一度要立她為皇后，因為楊太后反對才未成功，足見賈氏在宋理宗心目中的地位。

姐姐既然備受皇帝寵幸，賈似道作為皇帝的小舅子，也就是國舅爺，其地位自然隨之升高，他的命運從此改變。宋理宗按慣例召見了他，一番對談，愛屋及烏地對他留下了極好的印象，隨即讓他官升太常丞、軍器監。宋理宗也是個愛玩的主，對同樣頗愛飛鷹走狗吃喝玩樂的賈似道有些知音相惜的喜愛。

《宋史·賈似道傳》載，賈似道在京任職後，因經常出入於煙花柳巷而知名於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宋理宗有時夜登宮中高樓，賞西湖夜景，看到湖中某處燈火異常通明，往往會對左右說：“此必（賈）似道也。”這可不是責怪的口氣，而是關注的眼神。隨後，宋理宗連連將賈似道提拔重用為澧州知州、湖廣總領、戶部侍郎、沿江製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京湖安撫製置大使，這時，賈似道還不到四十歲。

寶祐二年（1254），又被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寶祐四年，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寶祐五年，加知樞密院事（最高軍事長官）。寶祐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出道以來短短十餘年間，賈似道已由一個看守倉庫的小官，華麗轉身為封疆大吏和國家重臣。

二、一生引以為豪的鄂州保衛戰

開慶元年（1259）九月，忽必烈包圍鄂州（今湖北武昌）。鄂州地處長江中遊，“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荊湖”（史璟卿語），而再往東，就是京畿江浙地區了，鄂州安，則江浙穩；鄂州急，則江浙危。可見鄂州軍事地理意義之重要。在這萬分緊急的情況下，宋理宗派趙葵進駐信州（今江西上饒），抵禦兀良合台軍，命令賈似道進駐漢陽，支援鄂州。

為了確保鄂州的安全，宋理宗甚至還在軍中拜賈似道為右丞相，軍中拜相，既見宋理宗對賈似道的信任，又見他對鄂州的重視。軍令如山倒，四十七歲的賈似道沒有猶豫，趕快由漢陽趕往鄂州，從十月到達鄂州開始，他全力以赴地指揮了這場鄂州保衛戰。

忽必烈包圍鄂州後，每日督軍攻城，蒙古兵挖地道想出其不意，結果被打退。忽必烈又挑選勇士組成敢死隊，直面攻城，還一度將城東南隅攻破，宋軍全力阻擊，打退了蒙古兵的一次又一次進攻，敵人一退，又趕快修城。在賈似道的督導下，鄂州廣大將士堅守一月余而城未破。

隨後，各地軍隊相繼趕來支援鄂州，尤其是名將呂文德於十一月初抵達鄂州，給鄂州增添了力量，增強了信心。忽必烈見攻城不下，南宋援軍又相繼趕來，攻城更急，宋軍受到的壓力前所未有，死傷一度達到一萬三千餘人，守將張勝也在城頭作戰時死於蒙古人的刀箭之下，戰鬥異常慘烈。

戰爭的殘酷，讓賈似道有些害怕，他瞞著宋理宗，擅自派宋京與忽必烈議和，希望通過割地、賠款、稱臣，來買蒙古退兵。忽必烈戰鬥受挫，心頭有氣，起初沒有答應賈似道的請求，繼續瘋狂攻城，宋軍依然頑強抵抗。就在僵持不下之時，傳來了蒙哥在四川釣魚城去世的消息。賈似道知道蒙哥去世，蒙古汗位之爭馬上就會拉開戰幕，忽必烈可能會退兵，因此，他又派宋京去談議和之事。忽必烈開始還想把鄂州這塊硬骨頭啃下來，但他隨後接到了妻子察必的來信，讓他趕快回去爭奪汗位。於是，忽必烈順勢接受了賈似道的和議建議，留下一小部分軍隊等待湖南方向來的蒙軍，自己則率軍北歸爭奪汗位去了。

第二年正月，由湖南來的蒙軍到達，與先前留下的蒙軍合軍北去，賈似道乘機攻斷浮橋，殺死蒙軍殿後兵士一百七十人，然後上表報功，說蒙古兵已經被肅清。宋理宗接報大喜，認為賈似道對國家有“再造之功”，便以少傅、右丞相的身份召他入朝，派文武百官到郊外迎接，十分隆重。賈似道回京後以功臣自居，絕口不提擅自議和之事，得到了宋理宗的充分信任，成為了南宋一手遮天的權臣。

三、作威作福到讓朝野側目

賈似道入朝前，分別由吳潛、丁大全擔任左、右丞相，隨著賈似道的入朝，本來對吳、丁不滿的宋理宗先後將他們驅逐出朝，形成了賈似道一人獨相的局面。

當時，由於連年戰爭，國庫已經非常空虛，面對越來越緊的戰事，如何加大稅收、提供軍需成了當務之急。在這種情況下，賈似道急宋理宗之所急，一方面在平江（今江蘇蘇州）、嘉興等六郡推行“公田法”改革，確定一個官戶私田標準，將官戶私田超過標準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國家回購為官田，再租賃出去，收取租米，以此增加收入；同時，他又在武將中實行了“打算法”，核實軍費開銷，打擊武將虛報開支和吃空餉的行為。這兩項措施施行了一段時間，對緩解當時的財政危機和軍費壓力，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於“公田法”實際是“等於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黃仁宇語），讓私人為國家戰爭埋單，乃病急亂投醫的做法，確非治本之策，同時，“打算法”又斷了武官的一條財路，故兩法遭到了許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對，改革無果而終。

平心而論，賈似道在鄂州保衛戰中的功勞雖不如宋理宗褒揚的那麽“高大上”，但作為賈似道本人，也的確是作過一番努力，冒了一定風險的。包括他一生，也非一無是處，在主觀上，他也是希望這個國家能夠振興並曾經為之奮鬥過的。隻不過，這個人在政治上非常自大，作威作福，生活上又過於奢靡，腐化墮落，與作為一個宰相的應有擔當有雲泥之別，他之所以被《宋史》列入奸臣序列，這些或是主因。

景定五年（1264），宋理宗趙昀去世，因他唯一的兒子早夭，由侄子趙禥繼位，是為宋度宗。此時，賈似道權威日盛，而宋度宗又是他一手扶上帝位的，他在朝中便儼然以“帝王師”自居。他每次朝見，宋度宗都對他回拜，稱他“師臣”而不稱其名字，同僚則恭敬地稱他“周公”。他經常有事無事打辭職報告，直到太后和宋度宗再三挽留後才罷。他被重用為太師、平章軍國事要職，皇帝允許他三天一上朝，入朝不行拜禮，後來又讓他十日一上朝。每每退朝，宋度宗還要站起，目送他離開後才坐下。

宋理宗在世時，曾“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準備給賈似道建豪宅、家廟，賈似道推辭了，宋理宗便將宋高宗當年營建的皇家園林集芳園賞賜給他。後來，賈似道又花巨款，繼續擴建，使集芳園比一般的皇家園林更加龐大更加奢華。賈似道醉心於集芳園中，不去官衙辦公，遇到朝中大事，大小官吏只得經常抱著文書到集芳園請他簽署，他則命門客、堂吏們代勞。因此，國家大小事，均由他的門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等人裁決，而朝中其他宰執大臣則如同擺設一般。

賈似道在集芳園裡深居簡出，不過，朝中官員彈劾、人事調整、京畿漕運等事，不向他請示並得到許可便不敢施行，朝官一旦違背他的意願，輕則遭斥責，重則被貶去，終身不錄用，李芾、文天祥、陳文龍等名臣都受到排擠，鬱鬱不得志。正人君子遭到排斥，小人便乘虛而入，賈似道任相的那些年，朝廷上下，賄賂公行，貪風大肆，買官賣官者不絕於途。

四、國家危亡而兀自逍遙

忽必烈奪得汗位後，不久即稱帝，改國號“大元”，並決定從荊襄地區南侵南宋。南宋鹹淳三年（1267），忽必烈揮師南下，進攻襄陽，襄陽告急。

而作為宰相，賈似道在襄陽的告急文書雪片一般飛來的時候在做什麽呢？《宋史·賈似道傳》載：“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襄陽軍民在與蒙古兵苦戰，他卻在集芳園中環抱妻妾，狎玩美女，充耳不聞窗外事，兀自逍遙。不僅如此，他還癡迷於鬥蟋蟀賭博，認認真真撰寫《促織經》。一次，他與妻妾和賭友們蹲在地上鬥蟋蟀，其中一位賭友甚至還拍拍他的肩膀笑著說：“這就是平章大人的軍國重事吧。”於是，賈似道成了有名的“蟋蟀宰相”。

鹹淳九年（1273）初，元兵通過“圍點打援”的戰術，阻擊各路前來救援的宋軍，使襄陽成為了一座孤城。襄陽軍民在頑強堅守六年之後，彈盡糧絕，只好投降。鹹淳十年（1274），鄂州又為元兵所攻破。同年，宋度宗因過度縱欲，一命嗚呼，時年三十五歲。隨後，由他那年僅四歲的兒子趙顯繼位，是為宋恭帝，由謝太皇太后和全太后垂簾聽政。

元軍攻佔鄂州後，伐宋軍最高統帥、左丞相伯顏率軍十多萬，以宋降將呂文煥為先鋒，沿長江東進，直逼臨安。隨著元軍的推進，朝中要求賈似道率軍出征的呼聲高漲。在太后們的提議下，賈似道率軍十三萬、戰船二千五百艘出征，抵抗元軍。德祐元年（1275），宋、元兩軍在丁家洲（今安徽銅陵北）對峙，伯顏因自己兵少，計取宋軍，宋軍人心不齊，臨陣脫逃者甚眾，於是大敗，十三萬水陸兵馬幾乎全軍覆沒，賈似道乘舟倉皇逃往揚州，舉國震驚。

丁家洲一戰，南宋喪失了最後一點軍事實力，國家滅亡，已經是遲早的事情，對此，賈似道罪責難逃。在輿論的壓力下，太后們只好將賈似道革職，貶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德祐元年八月，當被押解至漳州木棉庵時，賈似道被監押官、會稽縣尉鄭虎臣殺死，終年六十三歲。賈似道死後僅僅四年，南宋滅亡。

賈似道在朝中不但作威作福，而且毫無擔當，個人生活又奢侈到了極點。然而，將南宋滅亡的罪責全加於賈似道一人，又恐怕有失公允。如果說賈似道因為貪玩而成了“蟋蟀宰相”，而只顧享樂的宋理宗、宋度宗又何嘗不是“蟋蟀皇帝”？賈似道所歷三代皇帝，除了宋恭帝趙顯年幼無知外，宋理宗、宋度宗在享樂上可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個更比一個強。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歷史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