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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嶦:我所知道的溥儀

本文來源:本文選自《走出歷史的煙塵》,李菁/著,東方出版社,2014年1月

轉自:私人史

溥儀

除了聽力稍差些外,反應敏捷、語速極快的毓嶦絲毫不像一位82歲的老人。曾採訪過毓嶦的一位英國作家描述他“精力充沛、溫和而又幽默”,“體現出了這個皇族勇於承受的精神,對於失去的地位、財產、封號,毫無怨言,為還能活下來而感恩”。曾經的顯赫家世、與末代皇帝相伴20年的特殊經歷,特別是作為戰犯的十年囹圄,而今都變成一種歷盡滄桑後的豁達與淡定。

我的身世

我和溥儀都是道光皇帝的後代,道光皇帝有7個兒子,繼承皇位的鹹豐是皇四子,被封為恭親王的奕(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皇六子,皇七子醇親王就是溥儀的祖父。所以從輩分講,我是溥儀的下一輩,我們是叔侄關係。

我1923年出生在大連。我們家怎麽從北京“流落”到大連?這還有一個故事。當年鹹豐賜給“恭親王”奕一柄白虹刀,這把刀有點像現在常說的“尚方寶劍”,可以先斬後奏。有人說這把刀曾殺過明末抗清名將史可法,不過我至今還沒找到證據。白虹刀後來傳到父親溥偉手中。光緒臨死前,讓攝政王載灃殺掉袁世凱。父親說:“我可以用這把白虹刀殺袁世凱。”後來的歷史大家都知道,清朝內部一時猶豫,袁世凱沒有被殺成,反而做了大總統。父親怕袁世凱報復,就跑到德國的租界地青島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青島又被日本佔了,但在1922年還給了民國,既反對共和、又想複辟的父親只好搬到了大連。

我記得小時候,這把刀就在大連的家中收藏著。我們家就住在海邊,可能是潮氣太大,刀上長滿了鏽。這和清末時期乾清門的侍衛帶的刀差不多,鏽得拔不出來。後來找到常在我們家門口轉的一個磨刀的老白俄——他用一個木頭架子,安上一個大輪子,下邊有個踏板,類似縫紉機,一踩起來帶著砂輪轉,把鏽磨掉後,白虹刀還亮了許多。

父親到大連後,住在日本東拓(東洋拓植株式會社)給蓋的房子裡,在大連黑石礁附近,一座很大的洋房。1936年父親去世後,連地帶房都沒錢還,房子後來就被“東拓”收走了。20世紀80年代我第一次回大連時,那幢房子還在;90年代第二次去,房子已被拆了。後來大連市政府聽說我父親住過,還特地去找過那幢房子,他們找到了附近最好的一幢,以為是我們家的。我去了一看,說這是金璧東的房子,金璧東是金璧輝——也就是川島芳子的哥哥,我們家比他們家的房子破。

我們在大連生活時,“滿洲國”一年給父親一萬塊錢的生活費,幾乎等於平均一個月800多塊大洋,生活肯定比普通人家過得充裕一些。但父親以前是住在恭王府裡的人,到了大連,還擺出王府的架子——很大的一個樓,這麽一大口家,還有傭人、廚子、司機,父親每月花幾百塊錢聘一個秘書幫他處理事情,家裡的開支太大。當時相信“半部《論語》治天下”的父親還專門從北京請了一位老夫子,教我們兄弟三人念書。父親一去世,家裡馬上拮據起來,靠變賣東西生活。

當然,說起來北京的“恭王府”曾經是我們家的。後來有人問我,對恭王府“你家”有什麽印象?我能有什麽印象?!1957年我從撫順戰犯管理所放出來,人家溥儀是特赦回北京,到哪兒都有安排。我們放出來時,人家隻給20塊錢,問一句:“家在哪兒?”回答:“北京。”我們接過一張回北京的票就來了。那是我第一次進北京,住在什刹海附近的南關房,離恭王府非常近。那時候看恭王府,覺得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吃飯還沒著落呢!恭王府裡面是怎麽回事,我父親、我祖父在裡面怎麽生活……我壓根想都沒想。

與溥儀在長春

父親是1936年去世的。依然按照前清王室規定,我帶著三件傳家寶——鹹豐皇帝的密諭、大閱禦用的紫寶石黃絲腰帶和那把白虹刀,前往長春,追隨溥儀。其實我到長春溥儀那兒念書,也是為了帶出一張嘴,給家裡減輕點負擔。我到了長春後,溥儀將我母親和兩個弟弟也接過去了,每個月還給一定的生活費。

溥儀在長春辦了個私塾,還是抱著複興大清國的夢想,他想先培養出心腹,送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畢業回來之後,到偽滿軍隊裡當官,這樣偽滿軍隊就成了他的嫡系。1937年我到長春時,私塾裡有五個學生。除了漢語、數理化、歷史課等,我來的第二年趕上開英語課,老師陳承翰是溥儀二妹夫的舅舅,早年畢業於複旦大學。我們都是從ABCD開始學的,讀的課本叫《New Crown》。學了兩年,太平洋戰爭打起來了,溥儀怕日本人說他親美,就不讓我們學英語了。

私塾裡有一堂特殊的課是溥儀親自上的,專講雍正的上諭,因為溥儀最崇拜雍正皇帝,反對結黨營私。溥儀本人就有些“談黨色變”,當時偽執政時期日本人就要成立“協和黨”,溥儀就害怕聽見“黨”字,堅決反對,所以日本人把它改為“協和會”,雖然是換湯不換藥,但溥儀就同意了。

溥儀也是個“三分鐘熱情”的人,那時他新買了打字機、油印機,想圖個新鮮。他不會打字,宮府內的打字員正好是我們的遠親,溥儀就把他叫到自己居住的緝熙樓上來看著他打字;溥儀用打字蠟紙在玻璃板上用複寫筆抄雍正上諭,再油印出來。溥儀也沒長性,沒講幾課,他就停了。

溥儀給我們上的第一課是雍正的《朋黨論》。學《朋黨論》不能白學,要用實際行動表示我們絕不結黨營私。怎麽表示呢?就要人人互相監視,對其他人的一言一行隨時要向溥儀打小報告。我們幾個學生其實都是同族宗親,但到最後都變成了非公事不言,都怕被打小報告;而我們這些學生,要對他無限忠誠,絕對不許說假話。後來有的學生年歲大了,結了婚,溥儀高興了會問一句:“昨天回家和你媳婦……”學生也得如實回稟,不然就犯了欺君之罪。

溥儀的疑心重。當時有很多傳聞,比如汪精衛到日本治病後死在那裡,吳佩孚也在日本治死了,溥儀聽了,總是害怕日本人安竊聽器或是害他。他那段時間比較苦悶煩躁,經常打我們出氣。溥儀有一次得了痔瘡,買了不少藥,我那時還小,看到這種藥很稀奇,隨口說了句:“這藥很像個槍彈!”這立即觸動了溥儀的忌諱:“這不是咒我吃槍彈嗎?”於是我狠狠挨了一頓板子。溥儀那時候沒有生殺大權,我相信如果有,他肯定會把我拉出去斃了。皇上殺個人算什麽呀?

在溥儀身邊“不勝小心”——他喜怒無常,你真的是沒法小心。有一次溥儀有點感冒,發了點燒,要避風。你在他身邊看報,翻過來看另外一版,就這點風也能讓他“龍顏大怒”:“你不知道我在避風嗎?用報紙在我身邊扇風,是不想讓我快點好吧?”於是你便要趕緊趴在地上請罪、磕頭。

還有一次溥儀突然使勁盯著我,把我看得直發毛,我就避開了他的眼光,誰知麻煩還是來了。“你怎麽不敢看我?一定是心中有鬼,一定是和我有二心了吧?”這帽子一下子扣上了,解釋也沒用。我只好還是磕頭,再自扇耳光,痛哭流涕:“奴才死也不能離開皇上啊!”這樣才逃過一場災難。

以前我們對溥儀一概叫“皇上”,直到改造後才改口叫“大叔”。溥儀在《我的前半生》裡提到了數百人,都用的真名實姓,但唯獨我們三個“毓”字輩的,他都給化了名,我在這本書裡就是那個“小固”。至於為什麽把我們“三小”用了化名,我還從來沒有問過他。

溥儀不是同性戀

1937年初我到長春時,有一次溥儀在西花園東屋裡舉行家宴,他的弟、妹、妹夫們還有我們幾個學生都參加了。我在這次家宴上第一次見到了“皇后”婉容:她特別瘦,臉上化了妝,燙了發,穿件綠色絲絨的花旗袍,旗袍的面料特軟。

那天吃的是西餐,我們只顧低頭吃,也不敢亂看。溥儀向婉容介紹了我,說“這是恭親王溥偉的兒子”——如果論輩分,我和婉容的外祖父毓朗是一輩。那時候婉容還可以出來參加宴會,溥儀的妹妹們有時也到她那邊去。

那時溥儀住的緝熙樓是一幢兩邊對稱的二層建築,西半部是“帝居”,東半部是“後居”,有點老死不相往來的勢頭。婉容的飲食起居由幾個女傭人伺候著,還有一個太監,也是個大煙鬼,他們住在東廂房。有時偶爾靠近了東半部,就能聞見由門縫裡飄出來的鴉片煙味,混雜了屋子裡的各種怪味,實在是熏死人!

我第二次見婉容是在幾年後的一天,我正隨溥儀上緝熙樓,剛上了一半,溥儀忽然朝對面一指,我一看,婉容正站在那邊,蓬散著頭髮,穿著一件土黃色的睡袍,骨瘦如柴,滿臉是鴉片煙灰的顏色,樣子很是嚇人。我不敢多看,也不知溥儀作何感想。

在偽滿洲國最後一周的日子裡,蘇聯的飛機天天晚上飛到長春空襲。每一次空襲警報後,溥儀就帶著後來的“貴人”李玉琴鑽進防空洞,卻從來沒有叫過“皇后”婉容,看來在他眼裡早就沒有這個妻子了。

我想對於婉容的不幸,溥儀也有責任。關於溥儀,後來有很多傳言,但我可以肯定地說,溥儀不是同性戀。婚姻悲劇的根源在於他身體上的原因,其實寫兩個英文字母“ED”(Erectile dysfunction)就明白了。

在我去長春之前,曾聽父親講過,有一年他去長春祝賀溥儀生日時,正好遇到溥儀生父——醇親王載灃,還有其他從北京來的清廷遺老遺少們。他們當然談到了皇嗣問題。清宮自同治皇帝以後就再沒生過皇子,那時候溥儀也正是壯年,這些遺老遺少們的希望都寄托於“今上”了。那時大家都認為不生孩子的過錯在女人,所以想讓溥儀的父親出面勸溥儀再娶一房。據我父親說,王爺聽了大家的請求之後,又搖頭又擺手。“知子莫若父”,當時我父親哪裡知道溥儀的難言之隱呢!

溥儀後來在長春又找了譚玉齡。譚玉齡在北京不過是個中學生,十七八歲,但我看見她時,她燙著頭髮,穿著絲襪、高跟鞋,以及很講究的旗袍,完全是一副少奶奶的模樣。吃飯時,我們陪著溥儀,而譚玉齡由溥儀的妹妹們陪著,男女不同席。

溥儀在回憶錄裡說譚玉齡的死,“對我至今還是個謎”。我倒覺得,譚玉齡究竟得的什麽病才是個謎。很多人說譚玉齡的死是日本人害死的,我如果說譚玉齡不是被日本人所害,也沒有證據,但我可以這樣說:如果譚玉齡不找日本醫生治病,她當時的病情十有八九也要死。

譚玉齡死後,吉岡安直一直張羅著給溥儀找日本女人。我那時在溥儀寢宮的桌子上看到過一些女學生們的相片,都貼在一份“體檢表”上,大概有20多份,但我也不敢正視,只能偷偷瞥一眼。

過了一段時間,在原本為“皇后”設計的“同德殿”的二層,本來是空著地方忽然擺上了一張雙人床。有一天我從緝熙樓後門出來,見到一個穿著中式花衣的女孩子正在接受消毒——就是往身上和腳底下噴石碳酸液,然後就去了同德殿。晚飯時,一個女傭向溥儀匯報“奴才小姐”今天如何如何。過了沒多久,女傭匯報時,突然改口“奴才貴人”,我們明白,李玉琴已經被封為貴人了。

溥儀納了新貴人,也沒見他的生活有何變化,我好像也從來沒見過他在李玉琴的同德殿留宿,而且也沒有和李玉琴一起吃過飯。溥儀高興的時候,偶爾也講講李玉琴,說她現在也學會消毒了,比如有個蒼蠅落在手上,她馬上就用酒精棉球擦擦。這當然是溥儀“言傳身教”的結果了。

不知為什麽,溥儀在《我的前半生》裡,對李玉琴提的很少,對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離婚的事也都刪掉了。李玉琴後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見過溥儀兩三次,最後一次是下定決心離婚而來的,管理所特別破例留她在管理所住一宿,想幫溥儀做最後的努力。但恰恰相反,留宿的結果似乎更促成了李玉琴離婚的決心。從她1943年進了偽皇宮到1945年8月兩年多的時間,我只見他們分樓而居,不知是否曾真的同床共枕。也許在戰犯管理所的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了。

我再見到李玉琴是20年後的事了。溥儀被特赦回北京後,當上了全國政協的文史委員會委員。有一次已在長春圖書館工作的李玉琴來北京,想見溥儀。溥儀那時還沒有結婚,李玉琴早就又結了婚,孩子也大了,單獨見面不太合適,就把我和毓喦找來作陪。

那時候溥儀住在全國政協的宿舍裡,我們陪著李玉琴去了。幾人寒喧幾句後,沒有什麽可說的。我和李玉琴坐在沙發上隨便翻看畫報,我突然想:這要在20年前,溥儀不把我打個半死才怪呢。

末代皇帝的最後

從1937年到長春,一直到1957年1月離開戰犯管理所,我和溥儀在一起整整20年,其中付出“十年鐵窗”的代價,我這一輩子,算是為溥儀犧牲了。

從撫順回到北京,大家和溥儀見面,但叔侄關係平平。1961年初,溥儀到了全國政協,我那時在大興一農場勞動,每個月公休四天,進城回家,有時就去政協找溥儀。那時也沒有電話事先聯繫,好在他和我一樣都是獨身,倒也容易見面。

大概是1961年年底,我有一次到政協去看溥儀,他正好要穿大衣外出。我還沒來得及問他去哪兒。他的街坊趙大爺也在屋裡,對我說:“這人啊,要是一搞上對象,就和往常大不一樣啦!你看,這麽大冷的天,一早就往外跑。”我一下子明白怎麽回事,趕緊告辭出來。後來聽說溥儀和李淑賢結了婚,不過他也沒邀請我。

1963年,我結了婚。本來我不想告訴任何人,但母親還是告訴了溥儀。後來溥儀和李淑賢夫婦到我家賀喜,我也沒見著。溥儀送了我一個鐵皮暖瓶,上面印了一個古代美人,這在當時已算很講究的了,因為一般的都是竹子套的。

後來一個朋友到我家看到這個暖瓶,告訴我這是溥儀結婚時別人送的禮物,但他嫌古代美人屬於“四舊”,不太好,一直沒用,又送給了我。看來溥儀的腦筋真是夠“新潮”的!但我也沒幾個錢,“四舊”就“四舊”吧,裁了個紅紙條寫上“破舊立新”四個大字,貼到大美人身上,接著用。

溥儀在文革時得了腎癌,手術切除了一個腎後沒多久,另一個腎也出現了癌細胞,最後在60歲那年死於尿毒症。溥儀臨死前也沒得安生,他的那本《我的前半生》被翻譯成好幾種外文,發行量那麽大,現在變成了“大毒草”,他帶著病還得批自己的“大毒草”。

在長春,李玉琴的兄嫂被紅衛兵打成了“皇親國戚”。李玉琴為此專門帶著她的嫂子和一名紅衛兵來到北京找溥儀,證明她的娘家在偽滿時期不是皇親國戚。那時候溥儀正在協和醫院住院呢,但誰還關心這個“牛鬼蛇神”呢?李玉琴在她的回憶錄裡說,他們為了弄這個證明,在北京前後呆了80多天,也就是說把住院的溥儀折騰了兩個多月。

溥儀死後,骨灰本來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後來一個姓張的老闆在河北易縣西陵附近買了塊地,建了“華龍陵園”。經人介紹,張老闆認識了李淑賢,不知怎麽談的條件,勸李淑賢把溥儀骨灰搬過去。那裡蓋了三個墳頭,除了溥儀和李淑賢外,還有一個是為了葬譚玉齡。1995年1月26日這天,溥儀的骨灰下葬到那裡。

細心的人都能看出來,當時只有李淑賢一個人抱著骨灰盒,沒有愛新覺羅家族的其他人前來送葬,因為大家都反對把溥儀的骨灰由八寶山移走。譚玉齡死後就停在長春的般若寺,抗戰勝利後給火化了,把骨灰帶回北京,放在溥修家中,等到溥儀回北京後,骨灰又交還給溥儀保存。溥儀結婚後不久,有一天李淑賢告訴他,說自己做了一個噩夢,夢見一個穿白色長袍的女人。溥儀沒辦法,只好把骨灰交給毓嵣保管。文革後,毓嵣也被清出北京,他在房子的牆腳挖了個坑,把譚玉齡的骨灰暫時放在那兒。現在,譚的骨灰保存在長春偽皇宮裡,不知將來在哪兒安葬。(注:2006年9月2日,根據溥儀生前的遺願,愛新覺羅族人將譚玉齡的骨灰領回,與溥儀合葬在河北易縣華龍皇家陵園。)

1997年,李淑賢也因癌症去世了。但她臨死前說自己不想葬在溥儀那兒了。她說:“溥儀生前給人當了半輩子傀儡,死後我不能再讓他當招牌了,我的骨灰堅決不和溥儀葬在一起,我要去八寶山。”現在他倆都走了,也沒什麽直系親屬,溥儀的身後事現在也只能就這樣擱著,所以我給溥儀作了一首詩,最後一句是:“可憐秋月一塋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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