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讓宋朝起死回生的慶歷新政，為何最終流產？

慶歷六年九月十五，應好友滕子京之請，范仲淹為嶽陽樓作記，名動天下的《嶽陽樓記》，亦因此得以應運而生。“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此是文正公開筆第一句。倘是對宋史，尤其是“慶歷新政”有所了解的人，當知道，與“慶歷四年春”和“謫守”兩詞產生聯繫的又豈止是滕子京一人之命運。

慶歷三年，是范仲淹經歷半生仕途沉浮後，終掌中樞大權的一年，亦是為慶歷新政唱響奏曲的一年。宰相是其視之如父的杜衍，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副相），任樞密副使的韓琦、富弼二人，則與他志氣相投；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這4位諫官，亦皆是知己之交。天時、地利、人和，一時俱全。故素有整頓吏治、加強武備、改善經濟之志向的范仲淹，於此年夏天，在宋仁宗責令條陳政事之際，當庭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疏》，借此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

轟動一時的慶歷新政，由此拉開了序幕。慶歷三年秋，新政開始漸次向全國頒布推廣。倘無意外，來年的春天，將是新政在全國上下全面開花的大好局面。可以這樣說，慶歷四年春，這應是一個被范仲淹寄寓了無數美好期待的春天，如同大自然的生機勃發、繁花似錦，他的人生理想與政治抱負在經歷了數十年苦寒、風雨之考驗後，亦似乎終於可以在這一個春天裡盡情綻放了。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這個願望未及盛開，便以一種淒然、壯然而又惶然的方式凋零了。甚至有點不堪的意味在裡面。以夏竦為首的政敵們，利用誹謗和構陷之手段，對范仲淹及其政治盟友韓琦、富弼、杜衍、歐陽修等人，就士大夫安身立命最為基本，亦最為重視的兩個方面——政治大節和私德品行，報以種種惡意攻擊和抹黑。在政治大節方面，他們就“結黨”一事大做文章，而范仲淹在面聖自辯時，因自認坦蕩，問心無愧，反而就勢提出了“君子黨”之一說。歐陽修則更猛，他直接撰寫了一篇言辭激烈、文理並具的雄文上呈仁宗皇帝，題目就叫《朋黨論》。可惜的是，文章是好文章，殊不知，已然犯了一個天大的忌諱。誠譬如一個醫者，任其製藥的本領再高，若不擅把脈，所開之藥不但不能對症，反倒成為害命之藥了。

所以，關鍵的問題出現了。歐陽修也好，范仲淹也好，這哥倆誰也不曾摸清楚仁宗的“脈”，抑或說，他倆皆不曾真正看透趙宋王朝君主們“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國理念之下，那份根植於骨子裡的隱秘防備之心理。宋之“重文輕武”，乃是太祖立國之初便制定的國策。且終兩宋300多年的王朝統治，趙宋的後嗣君主們或許有各種毛病，但他們大多皆能恪守宋太祖遺訓。同樣是勒石為戒，偏安一隅的南宋君主，在國破碑失後，震懾猶在；而明朝倒好，直接讓一個叫王振的太監將鐵碑搬走砸壞了。

然宋太祖自己本是武將出身，卻為何如此“重文教，輕武事”呢？概因宋的江山，並非憑著強大的實力打下來的。陳橋兵變，亦不過是藩鎮制度的一個縮影而已，或者說是一種升級版的僭越行為罷了。雖然，趙宋王朝亦因此而來，卻誠不願，日後或有人效仿之。善於總結的宋太祖還發現，強大如唐帝國者，除了藩鎮制度使其中央集權失控外，中晚唐之失，亦在於黨爭為禍甚烈。所以，警惕官員結黨，猶是成為宋太祖及其後嗣君主們之共識。是故，當仁宗皇帝一聽到結黨之詞，這位素有仁愛之名的帝王亦不免敏感起來，再加上范仲淹與歐陽修等人不但不以為忤，反而振振有辭，更使他忌憚不已。即便早先的仁宗，對新政確實抱有極大期待，然在此時，亦不得不有所動搖了。

可見，在揣測聖意方面，他們的政敵，顯然更加技高一籌。當然，或許在范仲淹這樣的磊落君子看來，大丈夫既以天下為公，又何須揣測聖意？然而，在一家一姓之天下的時代，失去聖心，這一仗，亦意味著他們已呈必輸之局面了。奸險如夏竦者，為使宋仁宗徹底厭棄范仲淹等人，緊接著又出了一個大招。史載，他令家中使女天天臨摹太子中允石介的筆跡，等足可以假亂真時，便偽造了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密信。其中有一段話，最是致命，即勸說富弼效尹霍二人，行廢立之舉。此偽密信之一出，縱范仲淹與富弼之忠心天地可鑒，文章如何了得，亦是白沙在涅，再無法自辯清白了。

至此，兩人只能借邊事再起，分別於慶歷四年的八月、九月，自請出京巡守了。史載，范仲淹為相，銳意改革吏治，取諸路監司名冊，將不稱職者一筆勾去。樞密使在其側雲：“十二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說：“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宋人愛以“丈”稱呼尊長，這裡的十二，當是指范仲淹在家族同輩中的排序。這裡的樞密使，乃是富弼。富弼亦非怕事之人。宋史記載，他多次出使遼國，且每次皆據理力爭，堅決不肯割地。由此即可看出，這絕對是一位頗具膽識的人。而他所以在一旁說話，只是讓范仲淹有心理準備，這每一筆下去，對所涉及之人及其家族的衝擊，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擊和報復。

而范仲淹的回復，亦正貫徹了他一直以來的凜然之氣節：對不稱職者的“殘酷”，正是為了對更多蒼生負責。然而，面對范仲淹們的“不容情”，夏竦們的反擊也來得更加猛烈與惡毒。慶歷五年正月二十八，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富弼亦於同日被罷去樞密副使。第二天，杜衍被罷為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三月初，韓琦亦被罷去樞密副使。

夏竦猶未罷休。在私德品行上，他則攻擊歐陽修與名分上的外甥女張氏（其妹夫前妻之女）有私情，且借歐陽修早年所作的一首詞，大做文章。歐陽修百口莫辯，雖事後查無實據，但終究名聲有礙。於慶歷五年八月，亦黯然離京，去了滁州做太守，其千古名篇《醉翁亭記》亦是作於此期間。隨著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與歐陽修等人一一被逐出朝堂，慶歷新政自然也隨之“流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