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南山談抗疫期間長時間開會影響身體：我也有難的時候，現在腿都沒好

“平時做組織運籌、搶救病人，我從來沒覺得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我壓力很大。”

|鍾南山（口述）

|田亮（採訪整理）

鍾南山快85歲了，就在幾個月前，他還屬於非優先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的那個群體——60歲以上老人。今年3月29日，國家衛健委發布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種技術指南（第一版）》，建議60歲以上人群接種疫苗。5月，為鼓勵人們，特別是老年人接種疫苗，鍾南山在廣州接種了國產滅活疫苗，還公開了自己打疫苗的照片。

作為醫療衛生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共和國勳章”獲得者，鍾南山在疫情防控、重症救治、科研突破等方面作出傑出貢獻，多次呼籲、鼓勵人們接種疫苗。他說，疫苗是解決疫情的根本，中國接種疫苗的比例還很低，大家應盡快接種疫苗。人們也多次在熱搜榜上看到他的呼聲。7月9日下午，多次調整時間之後，鍾南山就中國抗疫與中國疫苗接受了《環球人物》獨家專訪。言語中有理性的分析，也有感性的瞬間。

以下是鍾南山的自述。

有的人對我們的疫苗有誤解

我打疫苗的時候還比較早，當時大家對疫苗好像還有點顧慮。但是國家不能永遠是這種封閉狀態。除了上遊的防控以外，關鍵還是更大的群體打疫苗，打了疫苗以後可能產生群體免疫。就像流感一樣，每年打一針四價的流感疫苗，對流感有比較好的預防作用。所以我當時的想法是要打疫苗，也沒有太多考慮身體條件。

最初認為18歲到59歲的人群打疫苗是沒問題的，並沒有鼓勵老人先打，而國外通常是首先給身體條件差的老年人群體打疫苗，我們為什麽不同？因為我們所有的疫苗到第三期臨床試驗的時候，我們中國沒什麽病人，所以只能夠在國外做。我們的疫苗研發進度本來跟國外的輝瑞等是同步的，但在國外做三期試驗需要相當長時間的談判，要按照外國的要求、規矩來做，導致我們晚了三四個月。

我們開始做三期臨床試驗時，並沒有要求這幾個國家有足夠數量的老人參與，當時幾個國家加起來也就一兩萬老年人，這個數量不足以多到保證疫苗對老人是非常安全的。所以我們後來在國內就把適於接種者的年齡安排在18到59歲。我打疫苗的時候，國內已經有十幾萬老人打了，很安全，但總人數還是少，所以當時我覺得應該起點帶頭作用，號召打疫苗。打了第二針以後，我在我們實驗室做了抗體檢測，結果還是挺高的，也沒什麽不良反應。

我們國家的疫苗主要是全病毒滅活疫苗，它的保護率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安全性是最高的。關於保護率，如果按照現在已經發表的資料看，在預防得病、預防有症狀方面，我們的滅活疫苗比起國外的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保護率低一些，但是在預防重症、死亡，或者預防轉到ICU（重症監護室）方面是很接近的，都接近100%。

有的人有誤解。像BBC（英國廣播公司）等媒體，在報導中講到美國輝瑞公司的疫苗保護率時，採用他們的最高試驗數據——95%。中國疫苗在巴西、土耳其、秘魯等5個國家做試驗，保護率從50.4%到90%多，他們報導隻採用50.4%，這是巴西某個地方的數據，其實巴西幾個地方數據也不太一樣，他們就用最低的。普通人不太理解的話，就以為中國疫苗的保護率很低。世界衛生組織認為，超過50%的保護率就可以用。實際上中國全病毒滅活疫苗的保護率大概是70%。

疫苗最重要的還是安全性。現在，中國疫苗已在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獲批使用，這麽多國家打了中國疫苗後都沒有出現嚴重副作用，這很關鍵。新加坡有別的國家的疫苗，也有中國的疫苗，很多老百姓排隊也要打中國疫苗，因為安全。我們不光出口，還幫助巴西等一些國家在當地生產。

我現在正在做一件事——如何評價疫苗注射後的效果。這很重要，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很準確的評價辦法。現在都是看真實實踐，即打疫苗後對範圍內人群的保護率是多少，有多少發病的，有多少不發病的。這樣時間太長。中國現在有六七十種疫苗正在研發，我們應該走什麽方向？我們應該重點發展什麽？我們應該怎麽對付變異的毒株？這都是我們面臨的未知數。所以現在正在全力攻這個關。

這項工作對世界各國來說都很不容易做。比如通過看抗體產生的情況來評價，這叫體液免疫。還有一種叫細胞免疫。注射疫苗後，體內抗體不見得很多，但是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能夠對抗病毒的侵襲。還有其他一些指標。單純用一個指標來評價是比較困難的。我希望這項工作在一年之內有結果。

中國需要80%的人打疫苗

中國總的醫療衛生工作的指導原則就是以健康為中心代替以治療為中心，這在這次抗疫中也表現得很突出，即預防為主。中國一開始就抓上遊防控，不讓病毒傳播，在這方面采取了非常強有力的措施。世界衛生組織總結了各國抗疫的4種措施：強力控制、壓製、遏製、不采取什麽辦法。中國有生命至上的指導思想，是少數採用第一種措施的國家。疫情之初，我在跟幾位領導談的時候，提到18年前的非典，它在廣東、北京、香港引起很大的社會不安定和經濟損失，那個時候沒有注意到早期的防控。一提到這個，很容易引起大家共鳴。2020年1月20日早晨我們匯報以後，很快，1月23日凌晨就宣布了武漢封城的決定。

武漢當時比較被動，病人太多了，來不及隔離，甚至來不及發現病人。後來以最快的速度解決了幾個問題，一是生產試劑，進行普查、調查；二是進行衛生知識的教育，如保持距離、勤洗手等；三是一旦有人感染，全家的密切接觸者就要進行檢查、隔離。在這個過程中使用了很多新的技術，比如方艙醫院，在19天裡建了16家方艙醫院，把病人跟健康人分開，病毒就不再傳染了，這起了重要作用。

西方是以“我”為中心，中國是以“我們”為中心，個人犧牲一點，換來大家的自由，取得很大成功。而面對疫情，西方國家一開始都不大在乎。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警告了幾次，世界衛生組織還發出了最高級別的警告——PHEIC（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即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但是有些國家覺得無所謂。一方面跟他們的很多政治思想有關係，另一方面他們沒有經歷過。到2020年3月15日以後，他們才知道原來這麽厲害，那個時候防已經太晚了。中國已經幫他們爭取了時間，他們如果好好防，就不會那麽嚴重。疫情在這些國家的蔓延，他們國家的領導，特別是西方大國的領導要負主要責任。

從總體策略而言，“防”住了以後，下一步就是廣泛地注射疫苗，獲得群體免疫。這種做法，世界上沒有真正做過有設計的試驗，現在要實踐。通過實踐，以色列等很多國家已經證明，打疫苗跟不打疫苗明顯不同，死亡率明顯降低。

要打多少疫苗呢？根據國際上的試驗，中國的疫苗大概有70%的保護率，所以在中國需要80%的人打疫苗，才有可能產生群體免疫。起初來不及生產，世界衛生組織也沒批準，等候的時間相當長，我們挺辛苦的。後來批準了，我們加快了接種速度，而且大量出口。7月3日，我在上海科技大學說，中國打完兩針疫苗的接種率是42.8%。這個數量是不夠的，很多國家比我們高很多，我們需要加快速度。上半年我們產量不多，擴大廠房都得有個過程。現在幾家主要的企業都在大批量生產，下半年會快很多。我們的願望是到年底接種率達到80%，這是完全可能的，那時中國實現群體免疫的機會大大增加。

由於病毒還在變異，現在還是要非常注意群防群控，群防群控跟打疫苗之間要盡量減少時間差。為什麽7月1日天安門廣場七八萬人，沒見一個戴口罩的？因為幾乎全打了疫苗，而且核酸檢測陰性。現在已經9天了，沒有出現什麽事故。這就是策略。

中國疫苗對德爾塔病毒也有效

引起本輪廣州疫情的就是源自印度的變異病毒——德爾塔病毒。按照我們的模型，假如完全不采取措施，從5月21日到6月18日，廣州這29天的感染人數可以達到730萬。實際結果是146例有症狀感染者、7例無症狀感染者，一共153例，都是由一個阿婆傳出來的，這個阿婆則是被一名輸入病例傳染。

原來有人認為廣州應對不力，我不同意這個看法。中國從來沒有遇到過德爾塔病毒，它1個傳4個，4個傳16個，10天之內可以傳5代。我們有一個創造，依托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建立了很多高效率的篩查技術，28天一共做了2.1億次核酸檢測，一天要反覆查的。但是再快也趕不上病毒傳播速度，所以我們發現這個病毒的特點，根據其特點施策。除了傳播率高，它的潛伏期短，1到3天就可致人發病。人體內病毒的載量很高，比普通的新冠病毒高100到1000倍。它轉陰的時間很長，普通病毒十天八天差不多就能轉陰，它是兩周過後還在體內大量存在。根據這幾個特點，我們改變了密切接觸者的定義，以前密切接觸者就是在同一個屋、同一個家庭密切接觸，我們擴大到整棟樓裡只要有一個感染，其他都要檢查。我們不能單純靠封城，越封範圍越大，這是比較消極的。

我們還建立了黃碼制度。只要你去過相關地點吃了頓飯回來，不管你手機開沒開都能發現，以後就要給你顯示黃碼，讓你馬上去檢測。

用這些辦法能夠很快發現、找到一些密切接觸者，找到後馬上隔離。通過高效率的核酸篩查和精準追蹤，在沒有大規模封城的情況下，29天就實現了零傳播。7月8日，廣州在院病例全部出院，實現清零。沒有死亡的，最高齡感染者92歲。

我們還對打了疫苗的密切接觸者和沒打的做了比較，結果發現，我們的疫苗對感染的保護率達到63%，對症狀的保護率是67%，對重症肺炎的保護率是77%，對死亡的保護率達100%，這是我們最新的數據。應該說，即使是對源自印度的德爾塔變異病毒，中國的全病毒滅活疫苗也是有效的。

我也有難的時候

回顧整個抗疫的過程，有幾件事我印象很深。

疫情初期最困難的時候，每天都有人去世。我的一個博士生在武漢工作。在真正搞清楚人傳人的問題上，他做了很多工作，但他的情緒很低落。有一次，他發了一條信息給我，說那天晚上回到家裡，突然聽到街坊鄰居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感到很震撼。當時我就在想，武漢人民是英雄，一定能過關。

援鄂醫護人員也感動了我。我看到一張照片，幾名護士得知被批準參加援鄂醫療隊，為了減少感染，全部剃了光頭，卻很開心，很陽光。這張照片對我的觸動很大。她們不是在作秀，而是勇於參加戰鬥，顯示了青年人的決心。

在世界衛生組織裡的討論也令我難忘。我是世界衛生組織“大流行防範和應對獨立小組”專家成員。世界衛生組織裡有些人非常固執地認為中國一直隱瞞，中國第一例感染者是12月1日確定的，而從12月1日到1月23日武漢封城，隔了大約7周，言下之意就是中國隱瞞了疫情。我做了很多解釋，可報告裡還是這麽寫。我講來講去也不起作用，後來就乾脆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調查，找到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科主任張繼先、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了解情況。我覺得還不夠，就直接通過他們找到了這例新冠病人及其家屬。這個人12月1日中風了，有點不舒服，但是根本沒去醫院。26日，差不多一個月之後，病人發燒，就到了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後來轉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做核酸檢測，真正確診已是12月底。我把所有的往來信函都寄給了世界衛生組織，在會議上詳細敘述情況，最後所有的專家都同意我的看法，報告也得以修改。取得了一個很大的勝利，我很高興。

我也有難的時候。平時做組織運籌、搶救病人，我從來沒覺得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我壓力很大。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頻繁，一次會開兩天，每天3個小時不間斷，還是在台灣時間的深夜，我坐著一動不動，對我的身體影響很大，現在腿都沒好。更難的是，講話都是用英語，表達還得注意分寸，難度很大。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全世界應當齊心協力，共克時艱，因為一隅不安，天下皆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