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紐約時報》駐華記者：我被逐出中國後倍感痛苦的原因

導語

長安君（ID:changan-j）：美國無故驅逐60名中國記者後，今年3月，中國依法吊銷了部分美國媒體駐華記者證件，並限期離境，《紐約時報》駐華記者約翰遜就是其中一位。

美國駐華記者是如何“被踢出中國”的？他們在即將離開中國的日子裡有怎樣的憂慮？離開中國後有怎樣的思考？

近日，約翰遜撰文記述了自己的心路歷程——

我在3月中旬獲悉自己的駐華記者簽證被吊銷後，就面臨一個難題：如何處理我的木棍藏品呢？我用這些棍棒練習中國武術已近十年了。

我應該把它們交還給我的師父嗎？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40歲公車司機，也是一派武術的傳承人，他一生都致力於複興這門曾在北京街頭巷口司空見慣的棍術。或者，我該讓搬家公司將它們船運到倫敦——我即將要去生活的那個城市？

這些棍子並不值錢，我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大城市的武術商店買到它們。其次，我的師父也不是很需要它們：他有滿滿一屋子的棍子，他用這些棍子免費教授任何想學習棍術的人。

然而，這些棍子對我來說卻是無價之寶。它們由白蠟木製成，很多已經被別人的汗水和油脂浸黑，其中浸染最多的就是我的對練搭檔，一個在公園裡花費無數時間教授我不同打鬥姿勢的木匠。我覺得這些棍子屬於這裡——北京。但它們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想留下它們，即使我再也找不到對練搭檔一起使用它們進行練習。

以宏觀視角看，我的這個難題像是一個雞毛蒜皮的小問題：比起川普當局的日常表演、新冠疫情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即使中美交鋒似乎也只是又一場無關緊要的國際爭端，除了愛鑽牛角尖的中國觀察家誰會關心呢。

如果說中美爭端對觀察家圈子之外的世界有什麽影響，那就無疑是對抽象的地緣政治形勢造成了影響，大家像在棋盤上移動棋子一樣調遣航空母艦、策劃政經製裁和施展外交手腕。

但中美關係的崩裂也意味著現實生活將受到衝擊。舉個例子來說，朋友一拍兩散和親友關係緊張之類的故事貌似微不足道——當然，如果你對談的對象是一個堅信為了維護世界民主，美國必須采取此類對華政策的人，那這些故事就至關重要了。

當這些小創傷日積月累到一定程度就會改變我們所有人感受世界的方式，持續數十載的樂觀時代一旦逝去就會給我們所有人造成集體創傷，在那幾十年裡，似乎整個世界都敞開了大門，儘管是不完美的開放。

我不想顯得多愁善感，但像我這樣的人是圍繞著一個前提設想來構建個人生活的：世界互通互聯，我值得奉獻一生來促進不同文化的互相理解。即使投身於這樣的事業並不容易，付出無法獲得高額回報（除非有人想叫賣高風險的中國證券），但這是有意義的，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是安全的：世界並沒有回到老式的拉幫結派，一個陣營的人無法進入另一個陣營。在這個世界上，為了從事商務、新聞、學術或文化交流活動，人們持有標準化簽證，各自為事業前途而往來穿梭。

對我來說，我的事業始於大二時收到的一份邀請，這使得我可以學習漢語並在校報工作。後來，我去了北京。為了弄清該如何最好的報導中國，我寫了一篇有關北美對華新聞報導的畢業論文。我最終拿到了一個中國研究碩士學位，這有助於我後來成為一名駐華記者，後來我還去台灣深造了中文。

當然這些都不意味著我已有資格成為一名記者，但是一路走來，人們幾乎總是點頭認可我選了一條明智的職業道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商業聯繫日益緊密，我們需要不斷了解這個崛起中的巨人。

但是，就像許多致力於學習外國文化的人一樣，將自己浸潤在所有和中國相關的事物中已超出了明智的職業選擇範疇：這成了我的使命。沒錯，中國有空氣汙染和成千上萬的其它問題，但我還是愛上了它——從喜歡它的文化和人民，到欣賞它的樂觀進取和吐故納新。

我列出了在中國期間想要去的地方——這是異鄉客永遠要謀劃的事——但這份清單一直沒有縮短過。實際上，它每年都在變長。

我在中國停留的時間越長，學到的知識越多，想看的地方也就越多：更多的聖山美景，更多的神話故裡，更多的鍾靈秀地和去不同的城市廣交朋友。

一段時間後，這個想法似乎變得很傻：如果在一個國家生活只是為了完成任務清單，那這樣的生活意義何在？這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等死。

經年累月之下，有一天我忽然意識到，自己在中國生活的時間比我在這個星球上任何地方生活的都要久——我出生在加拿大並在那生活了15年，高中時搬到美國並入籍為美國公民又生活了十幾年，後來還去德國生活了10年。

中國不是一個可以讓我輕易稱之為家的地方。這個國家是基因決定論的發源地。除非你有某種長相，否則你不會真正成為中國人。就算你是第六代美籍華人，只會說“你好嘛”，對中國的了解僅限於“左宗棠雞”，但對於中國（以及在美國的許多美國人）來說，你還是個中國人。

相反，即使我在中國住了那麽久，學了漢語等等，我也永遠變不成中國人。實際上，在中國定居並成為公民不容易：沒有真正等同於綠卡這樣的東西，因此，也就不存在真正的移民文化。然而，我還是在1984年第一次訪問中國時就愛上了中國，當今年初離開時，我仍然深愛著它。

這種對歸屬感的渴求也是雙向的。許多中國人去美國學習並愛上了美國。許多人在美國定居，開始新生活，同時也在假期飛回中國與親人團聚。他們開始關注美國政治，他們忍受著歧視，他們有一天也會意識到，他們的孩子不僅是在美國出生，而且是在美國長大。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美國人，即使他們仍然持有中國護照。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新冠疫情使跨越大洋的生活更加艱難。但真正受損的則是長期關係：國際關係的惡化意味著，昨日人人稱羨的事物今日就會被人們用狐疑的眼光打量。

去美國留學的中國人——他們曾被認為使美國受益無窮——現在卻經常被當做破壞分子或間諜。許多外國人受到川普政府些微的羞辱和蔑視，川普堅持把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借口控制疫情而暫時吊銷了數十萬外國人的工作簽證。

現在發生改變的是美國用來對付中國的戰略和戰術。從1970年代開始，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都奉行對華接觸政策，它們認為這項政策有助於幫助中國融入國際秩序。

一些對中國持批評態度的人聲稱，對話接觸政策一直都是美國人天真的夢想，其證據就是中國並沒有變得更加自由。但大多數現實主義者知道，民主化充其量只能是一個遙遠的目標；接觸政策的主要設想是，務實的接觸比盲目的對抗更有成效。

但現在盲目對抗卻成了主流。正如知華派所預測的，這種對抗不會有任何結果。美國發起的貿易戰沒有改變中國的任何行為，也沒有為美國企業帶來多少訂單。在外國記者被驅逐後，西方獲取中國信息的渠道也變的更窄了。

西方記者被驅逐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對華政策。今年3月，川普政府實際驅逐了大約60名中國駐美記者，並聲稱（我認為是假惺惺的）此舉是為了報復外國記者在中國受到的虐待。

這個數字可能看起來很小。包括我本人在內，當時只有十幾名記者被逐出了中國。驅逐令涉及到的記者都是需在2020年續簽簽證，並且是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擔保的美國護照持有者。

但實際上，它徹底搗毀了美國的駐華記者團。因為只有這些新聞媒體，尤其是《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才擁有足夠的人力和預算對中國的敏感話題進行耗時費力的調查報導。

留下來的少數記者將很難有資源去開展這樣的報導，也就是說外界對中國的了解將越來越局限在日常新聞報導上。

對於白宮的意識形態理論家而言，這個結果無關緊要：對當代中國采取強硬立場是無可回避的現實政治。

然而，其主要目的卻與對抗中國毫無關係。采取對華強硬立場是為了把中國變成工具，幫助川普在秋季大選中獲得連任。如果他的強硬表態傷害到了《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那就更好了。川普的真正目的是哄騙美國選民，使他們相信中國應為新冠疫情負責，繼而引申開來，要中國對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負責。

這就是我被逐出中國後倍感痛苦的原因。如果中國真的是1930年代的德國，世界必有一戰，我可以接受離開中國。但中國不是納粹德國，儘管有些人聲稱它是。

這個國家的許多人同外界接觸：獨立電影人、作家、知識分子，甚至是政府官員。某種形式的接觸仍會繼續進行，但大多數的留學項目、學術交流、旅遊，當然還有新聞調查，都難以在近期恢復。

幾個月來，我都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我的那些棍子。最後，我上周寫信給師父征求他的意見。

他告訴我要留下它們，說我們之間連接著一種叫做“緣”的東西——命運，或者說某種密切的關係。

“去倫敦的公園練習棍術吧，”他說。“別忘了我們。”

聲明：本文轉自觀察者網，在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