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Sir電影原創:dushetv)
胡遷的悲劇也許你已經聽過。
電影處女作《大象席地而坐》,不願意妥協刪減,時長3小時50分鐘。製片方剝奪了導演署名權,自己創作作品卻沒有自己的名字。
拿回版權,需要支付350萬人民幣。
一年出了兩本書,總共拿了2萬元的版權稿費,女友也離他而去。
電影似乎沒給他帶來任何快樂。
卻帶來死亡。
去年10月12日,他用一根勒在脖子上的繩子與世界告別。
4個月後,這部作品卻獲得第6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
是什麽殺死了胡遷?
作品被剝奪,感情遭背叛,潦倒的生活,內心的抑鬱,還是整個環境對他的惡意?
再去追究原因也挽不回發生的悲劇。
我們應該進一步深問的或許是,如何避免更多胡遷悲劇。
今天這篇文章,來自北美作者@小皮球,想借別人的經驗談一談。
文 | 小皮球
Sir電影獨家專稿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胡遷自殺後,我聽到過這樣的聲音:
從根子上來講都是因為他背後沒有一個行業工會
這話對,但又不全對。
有必要理解什麽是行業工會?
簡單來說,就是同一個行業或者同一個領域的工作人員聯合起來,基於共同利益而自發組織的社會團體。
電影工會的發源地好萊塢,正是靠工會保障導演權益。
美國導演工會成立前,導演同樣受盡欺負。
製片人和公司老闆有著強大決定權,隨時否決導演的想法和工作,露骨地說,除了少數知名大導演,普通導演的地位形同打雜。
於是,當時著名導演金·維多(King Vidor)站了出來,他把導演們召集在一起,要改變現狀。
1936年,銀幕導演工會(Screen Directors Guild)成立,也就是後來的美國導演工會(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
金·維多是首任主席。
從那以後,導演有權和編劇一起商量劇本,參與演員選擇,並能一定程度參與影片最後剪輯。
DGA的官網上依然對金·維多的貢獻表示感謝
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和抗爭,導演地位、薪酬、權力等等都有了質的飛躍。
會員人數達到1萬7千多人。
作為一個DGA的會員,任何與導演相關的工種(如項目製片經理,第一副導演,第二副導演等),無論電影預算有多少,都有相應的最低的收入保障、工作時長……
如:對於預算在1100萬美元以上的電影,導演的周工資不得低於19143美元,雇傭時間不得少於13周(含2周準備時間,10周拍攝時間和1周剪輯時間)。
再如,出現一些特殊的按天雇傭的情況,每天工資不得低於4786美元。
再看看每一個與導演相關工作的最低工資。
就拿第一列的項目製片經理來說,在片場工作的周工資最少5463美元,在片場以外場地的周工資為7651美元。
工作時間更是控制到萬分嚴格。
每天8小時,一周5天,這是硬標準。
超了怎麽辦?加錢。
工作日第一到第五天:
9-12小時(1.5倍),12-14小時(2倍),14小時以上(3倍)
額外第六天:
8小時內(1.5倍),9-12小時(2倍),12小時以上(3倍)
額外第七天:
8小時內(2倍),9小時以上(3倍)
這些還僅僅是DGA福利的冰山一角。
其他福利包括退休計劃,醫療保險,法律保護,工會紅利,創作權力,員工培訓……
這麽說吧,光是導演工會的基礎協定(DGA Basic Agreement)檔案,內容之多之細就超過600頁。
發展到今天,不僅導演有工會,演員、製片和編劇,甚至各行各業的工種都能找到對應工會。
這一整套成熟完整的工會體系,是所有同行和組織,80多年共同奮鬥的結果。
大家最熟悉的編劇大罷工
但,工會不是所有青年導演的護身符。
工會並不對每個人敞開大門。
一個青年導演如何加入導演工會?
根本要求:一個導演的長篇作品必須在美國院線上映,然後,要麽獲得業內權威認可,要麽獲得商業上的成功。
這才有機會申請。
申請通過,還要繳納不菲的入會費(一個電影長片導演入會費就高達1萬2千美元)。
DGA入會費用表
這正是好萊塢的“悖論”之一,你只有先成功,才能進入工會保障你更成功的體系。
現實嗎?
現實。
但現實並不是醜陋的代名詞。
現實是客觀存在的事物。
事實上,與其說好萊塢的工會是保障某類人的利益,倒不如說它在維護一種公平、高效的商業環境。
為了這篇文章,我采訪過不少洛杉磯當地,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電影人,他們提起好萊塢,更喜歡用一個寬泛卻簡潔的詞:
環境。
對年輕的他們來說,環境代表著創作保護意識,合約契約遵守,生活工作區分,最重要的——對違規違約的懲罰。
一個年輕導演,即使不是工會成員,還有經紀公司,代理人,法律顧問,甚至連學校都會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援助。
他的成長方式也有多種選擇。
各種職業細分組織活動,不同領域的比賽獎項,數不清的電影節,以及種類繁多的電影投資基金。
這些形形色色的手,織成一張大網,盡可能罩住那些向上跳躍的生命力。
我們聽過不少這種“傳說”了。
最年輕奧斯卡最佳導演達米恩·查澤雷,曾經也“走投無路”,無資金,無伯樂。
但他把自己劇本的一個章節拍成10多分鐘短片,參展各大電影節。
最終,為自己贏得一張入場券。
這才有了2014年奧斯卡大黑馬《爆裂鼓手》,這才有了2016年奧斯卡準贏家《愛樂之城》。
說到底,工會只是外衣,環境,才是保護骨骼的肉體。
我們沒有這種“傳說”嗎?
其實也有。
寧浩就是其中佼佼者。
2006年,他借《瘋狂的石頭》,確定了在主流電影圈的地位,這部片的第一筆資金,來自劉德華。
這段業內佳話,流傳最廣的一個版本是,“當時劉德華給了寧浩300萬元人民幣,讓他隨便拍,結果寧浩沒想到,拍完之後20天就上映了。”
媒體、公眾對劉德華的“無私”津津樂道,“隨便拍”三個字,更被反覆強調。
並不是否定劉德華對新導演的扶持力度,但把《瘋狂的石頭》的成功,美化、歌頌成“劉德華人品的勝利“。
那對寧浩不公平,對整個行業的發展,也不健康。
畢竟,像劉德華一樣的伯樂並不多。
一個行業要想良性、可持續的發展,更不能靠“伯樂的無私”推動。
具體到胡遷的悲劇,我特別反感的一種說法是,把他包裝成理想主義的鬥士。
如某篇刷屏的爆文,《今天斬獲大獎的導演,卻被逼上吊自殺:笑貧不笑娼的時代,理想算個屁》。
文章言語極具煽動性。
比如這幾段——
世界之大,為什麽容不下一個胡遷?
無數商業爛片霸佔熒屏,賺得盆滿缽滿。而真正有想法、有態度的年輕導演,卻被擠壓得沒有生存之地。
你說你有藝術追求?跟我談電影理想?呵呵,掙不了錢的生意,免談!
在這些“聲援”胡遷的文章中,製片方要求他把四小時的片刪減成兩小時,被當作“商業的原罪”。
但商業真的是藝術的天敵嗎?
事實上,就算是今天好萊塢的頂級導演,都不一定擁有自由表達的權利。
要不,賽爾喬·萊翁內159分鐘版《美國往事》是怎麽來的?雷德利·斯科特144分版《天國王朝》是怎麽來的?去年,大衛·阿耶《自殺小隊》、扎導《蝙超大戰》幕後黑料,又是怎麽來的?
請別誤會,我並不是無原則地站製片方。
製片方出於市場(可能也出於作品品質),要求刪減沒有問題;導演堅持完整,清晰的表達,也不是死罪。
任何創作進入公眾領域都面臨彼此妥協的可能。
真正值得追究的,妥協得是不是專科專業,妥協過程是不是合法合規。
可惜的是,在胡遷的案例中,我們至今沒有看到這種細節的掰扯,我們看得最多的,是悲憤的控訴,是傷感的無奈,甚至是把功利包裝成理想,拉大旗做虎皮不停在胡遷身上附著自由英雄的光暈。
不客氣說,這就是吃人血饅頭。
吃的,還包括之後更多“胡遷”的人血饅頭。
今天,如果胡遷的故事發生在美國,會不會有不同結局?
我無法肯定回答。
但我知道並確信,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麽萬能方法。
單憑一個工會,一筆資金,一個伯樂,一身才華,都無法保證電影夢的成功。
只有當無數的積極因素融合在一起,才能慢慢成長出環境。
在藝術創作的深海,我們放開漁網,接受更多新想法和內容,尊重和保護彼此的利益界限,給予失敗者起死回生的氧氣。
在電影工業這座高塔,由下而上,創造各種通往高處的路線。由上而下,有更多站在高處的人願意彎腰伸出手臂。
這才是給年輕創作者健康的創作環境。
還有我們觀眾,應該怎麽做?
上個禮拜,兩部青年導演作品,馬凱的《中邪》和忻鈺坤的《暴裂無聲》院線定檔。
他們是通過國內影展走入大家視野的優秀青年導演。
他們的身後其實站著無數身處困境,仍艱難求索的年輕人。
他們既是幸運兒,他們也值得更多“幸運”。
別老覺得年輕人輸得起。
身處塔頂的導演們就算票房失利口碑撲街,絕大多數情況還有下一次機會。身處“險境”的青年電影人,往往只有一次展示的時機。
這些導演為了一次表達,甚至傾所有之力。
——比如畢贛的《路邊野餐》開機的20萬是親朋好友借來的。比如忻鈺坤的《心迷宮》遭遇過撤資,最終170萬來自一個朋友的資助。
如何讓真正優秀的獨立製作,小眾電影不再是牆內的狂歡。
如何讓中國目前這個喧囂但聲調單一的市場變得真正熱鬧。
我們可以是援手,也可能是幫凶。
因為,你我也是這環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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