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薑文《鬼子來了》裡的“含笑九泉“以及郭德綱相聲中於謙腦袋落地後等紅綠燈的段子當然只能算作幫閑性質的笑談，但其實仔細想想，人頭落地的那一瞬間，大腦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呢？我們自然不會拿自己的腦袋做這種實驗，但對於斬首之後大腦的意識問題卻存在久久不能釋然的疑問——於是，如你所想，在歷史的某個特定階段，有些人決定拿那些被行刑不久的人來做實驗。
文/Mike Dash
譯/南海水手
校對/苦山
原文/mikedashhistory.com/2011/01/25/SOME-EXPERIMENTS-WITH-SEVERED-HEADS/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南海水手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1848年2月18日的清晨，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走到位於布魯塞爾阿爾門（Porte de Hal）前的廣場上，黎明之後這裡將會進行一次公開處決。他們三人去那兒是為了一項開創性的科學研究，在比利時刑事當局的事先許可下，他們得以爬上絞刑台，在斷頭台旁邊的位置目睹兩位死刑犯的頭顱掉進血紅色的麻袋裡。
這一行人之中其中一個男人就是安托萬·約瑟夫·韋爾茨，彼時他已經是比利時的知名畫家，同時也是一位不錯的催眠實驗對象。和他一同前往的另一名男子是他的朋友D先生，一位著名的催眠師，也是這次實驗的見證人。在那個冬日，韋爾茨要完成一次獨特且非同尋常的實驗。
長久以來，“剛落下斷頭台的頭顱是否還存在意識”這個問題一直牽動著韋爾茨的好奇心，他同意通過催眠讓自己自以為是那個因謀殺罪而即將被處決的犯人。
按計劃，韋爾茨需要“跟隨死刑犯的思想，體會他的感受，並且將他的感受大聲表達出來。他還被下暗示要格外注意自己在斬首過程中的精神狀態，以便在人頭落入籃子的那一刹那他可以看穿大腦、描述出它最後的想法” 。
儘管這一切在我們看來似乎難以置信，但事實是他的計劃奏效了——說真的，有點太過於奏效了。拉著死刑犯的車剛一出現，韋爾茨就開始恐慌了。“在畫家看來， 斷頭台的刀刃正在切割他的肉。它壓碎了他的脊椎，撕裂了他的脊髓。”直到劊子手登上絞刑台，韋爾茨才基本恢復狀態，他“請D先生幫我和斷頭建立起聯繫，無論用哪種他覺得可行的方式都可以……他做好準備，我們帶著一絲興奮，等待著一顆人頭被斬下” 。
然而，在大量圍觀群眾等著觀看這一致命時刻的時候，畫家顯然把自己與其研究對象的極端境地聯繫得太過緊密了。韋爾茨“幾乎立刻進入了狀態，並且展現出極端痛苦的樣子，壓迫感讓他難以承受，他開始央求催眠師停止催眠。然而一切都為時已晚，鍘刀落下來了”。
我們稍後再回到安托萬·韋爾茨和他被砍掉的頭上。首先，讓我們先勾勒一下這個不幸的死亡故事發生的背景。目前我們所知用於斬首的不同形式的斷頭台已經存在了幾百年，至少在16世紀20年代就存在了，也有爭議提出其實早在14世紀初就出現了。在那段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尤其到了法國大革命時期，斷頭台與約瑟夫·伊尼亞斯·吉約坦醫生（Joseph-Ignace Guillotin）的名字產生了不可抹去的緊密聯繫，自那時起，人們就開始揣測這項發明到底有多無痛，有多快能致人死亡。
可以說——至少在少數對這一主題進行了一定思考的人看來，他們一直懷疑，頭顱被斬斷後會保持一段時間的意識，即使這段時間可能非常短暫，而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對此幾乎是確信的。早在 1796年，一本名叫《斬首軼事》（Anecdotes sur les Décapités）的法文小冊子就討論過這個話題，後來約翰·威爾遜·克羅克（ John Wilson Croker）也在他的《斷頭台史》（History of the Guillotine，1853）中提出這點。
大多數醫生堅持認為，鍘刀落下的震動會立刻導致人失去意識，大腦失去血液供應則會在幾秒鐘之內導致實際死亡——曾有一個心髒病專家這樣說：“當心髒停止跳動後，如果這個人是站著的話，他的大腦4秒鐘之內會死亡；如果是坐著的，8秒鐘之內；如果是躺著的，12秒鐘之內。”這說明砍頭後眼睛或嘴唇的任何動作“都是痙攣性的運動，而大腦是感受不到的”。但是，多年來，少量可疑的證據積累起來，證明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至少在少數情況下，被砍掉的頭仍然知道發生了什麽。
不可否認，這種可怕的想法有種令人生厭的不可抗拒感，其恐怖程度堪比活埋。它有著令人感同身受的感染力，人們會想：“天呐，如果這事發生在我身上會怎麽樣？”儘管吉約坦醫生的目的只是想提供一個比勒死或斧頭砍死這種緩慢而痛苦的死亡方式更為人道的處刑方法（和毒氣室、電椅一樣，這個裝置純粹是設計來殺人的，這點也讓它在其機械精巧性上和絞刑架一樣可怕，但這也不是好醫生的錯），不可否認，這個裝置仍然因為它的成功飽受詬病。它是如此迅速，如此乾淨，如此血腥而無可轉圜，以至於那些習慣了受絞刑者漫長煎熬的絞刑觀眾很難相信一個生命會如此迅速地被完結。
在整個19世紀，有關“被砍掉的頭是否存在意識”這一問題在全法國引起巨大爭論，到處可見模糊而缺乏證據的謠言。類似的言論也可以在當代互聯網上不太可信的角落裡找到。至少兩位死於斷頭台下的名人身後都有不少傳說：1794年，化學家拉瓦錫（Lavoisier）和他的助手約定好在頭被砍掉後，他會盡可能地眨眼。據他的助手描述，拉瓦錫以平均每秒一次的速度，眨了15到20下眼睛。
同樣，據一位蘇醫生（Dr Sue）所述，當劊子手提起因刺殺馬拉（Marat）而被處刑的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的頭顱，並用力掌摑她的臉頰時，她滿臉通紅，並顯示出了“明顯的憤怒”。不過這兩則故事都沒有在當時的文獻中找到原始資料的記載。
此外，儘管人們很早就展現出了對這一問題的興趣，但依然很難找到19世紀和20世紀初發生的幾起事件的明確信息來源。人們普遍認為，在這幾次事件中，醫生都做了可怖但有一定啟發性的實驗來回答這個問題。在二手文獻中，像這樣的實驗故事能找到不少，比如理查德·扎克（Richard Zacks）在那本很有影響力的反主流文化經典《地下教育》（An Underground Education）中曾提到一些，而多數文本則都提及了在一個叫做普魯尼耶（Prunier）的奸屍癖身上做的實驗，又或者是一個不知名的醫生把一隻活體解剖的狗的血液泵入了一顆無名者的頭顱。
文化歷史學家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剖析了幾個這樣的故事，他認為這些故事不過是建構了一種“基於瘋狂猜測和病態好奇心的頑固的反話語體系”——他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然而，深入探究的結果最終揭示，在1879年至1905年的法國，確實有過至少三次斷頭實驗，儘管實驗結果並不是那麽聳人聽聞。由於這些案例與安托萬·韋爾茨的實驗形成了對比，因此在這裡對它們進行簡要概括也不失為一個好主意。
1879年11月13日，一對父子E. 德凱納醫生和G. 德凱納醫生（Drs E. and G. Descaisne）目睹了普魯尼耶（Théotime Prunier）因在法國博韋強姦並殺害一名老嫗後被處死刑的過程。1879年12月13日，一篇在《英國醫學雜誌》 （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發表的報告中提到，醫生得到許可隨時接觸到凶手的頭部，並對其進行了某些實驗，報告總結道：“我們已經盡一切手段確定罪犯的頭已經不具備任何感知的跡象，眼睛也失去了視覺能力，這顆頭顱在事實上已經沒有生命特徵了。”
後來，在《巴黎醫療公報》（Gazette Médicale de Paris）上刊登了一篇更全面的報告，其中記錄了醫生們對死者頭部進行的一些檢查：對著死者的耳朵大喊他的名字，捏他的臉頰，將一把被氨水浸透的刷子插進他的鼻孔，用針刺他的臉，以及把點亮的蠟燭放到他的眼球前。由於二手文獻總是強調這些實驗都是在普魯尼耶的頭被砍掉之後立刻進行的，因此頭顱完全沒有任何回應可能可以視作傳統醫學觀點的一個很好的證據，即突然的衝擊造成了意識的立即喪失和死亡。不過，這個案例的關鍵是在《英國醫學雜誌》中報導的一個細節：醫生是在“處決五分鐘之後”才接手了死者的頭部。這就意味著實驗是沒有定論的，即便是對“砍掉的頭顱依然能短暫存活”這一實驗結果最積極的擁護者也表明意識最多只能持續不超過15秒或20秒。
一年後的1880年9月，據一位具體信息不詳的達西·德·利聶爾醫生（Dassy de Lignères）說，他對一名叫做路易斯·梅內斯克魯（Louis Ménesclou）的惡名昭著的殺人犯進行了頭部實驗。梅內斯克魯，19歲，有“智力缺陷，常有性變態行為”，他用一束紫羅蘭引誘一個小女孩進入他的房間，性侵並殺害了她，然後他肢解了女孩，在他口袋中發現的屍體局部證明了他的罪行。顯然，在這個案例中，利聶爾醫生在處決三小時之後才拿到了頭顱，他宣稱自己把頭的主動脈和靜脈跟一隻活狗的血管相連，以供應血液。25年之後，當這位醫生接受法國報紙《馬丁報》（Le Matin，1907年3月3日）採訪時，他說當時死者的臉上立刻有了血色，嘴唇也膨脹了，死者生前的樣子清晰了起來。也許吧。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利聶爾堅稱“在輸血的過程中，突然，有大概兩秒鐘的時間，死者的嘴唇抽動著，像要說什麽，他的眼皮也開始顫動，整張臉表現出驚訝的神色。我確信……就在那兩秒鐘，他的大腦在思考”。這看起來要麽是一項非常劣質的研究，要麽是醫生和報紙在博人眼球。
1905年6月30日，加布裡埃爾·博裡厄（Gabriel Beaurieux）醫生獲準參加亨利·朗格耶的公開斬首，他曾經是“稱霸博斯（Beauce）和加蒂奈（Gatinais，坐落在巴黎和奧爾良之間的盧萬河峽谷）地區的強盜”。他的報告指出，朗格耶在斬首後還保持了某種意識，長達30秒鐘：
“當頭被砍掉之後，脖子的截面觸地，所以我不必像當時所有的報紙媒體都在不遺余力重複的那樣把它拿起來，我甚至不必觸碰它、把它立起來。我運氣很好，得到了想要的觀察機會。
“以下是我在斬首之後立即觀察頭顱得出的結論：大概有五六秒的時間，死者的眼皮和嘴唇無規律地抽動著。當時，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在場人士都看到了這個現象……
“我等了幾秒鐘。死者面部的痙攣停止了。他的臉松弛下來，眼皮沒有完全合上，能明顯看到結膜的白色部分，就像我們每天在工作中接觸到的那些垂死的或者剛剛死去的人一樣。然後就在這時，我大叫一聲：‘朗格耶！’我看到他的眼皮慢慢地抬起來，不是抽搐的那種（對此我堅信不疑），這是一個很平穩的動作，非常清楚和普通，就像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從睡夢中被叫醒或沉思時被叫回神時那樣。
“接著，朗格耶轉動眼睛和我對視在一起，然後瞳孔聚焦了。我與之對視的不是我每天都能看到的垂死之人的麻木無神的眼睛，那無疑是一雙活人的眼睛。
“幾秒鐘後，他的眼皮又緩慢而平穩地合上了，他的頭部恢復到我沒有大喊他之前的樣子。
“這時我又喊了他一次，他又慢慢地抬起眼皮，沒有抽搐，像活人那樣與我對視，比第一次的眼神更加有穿透力。接著再次合上眼皮，但是沒有完全合上。我試圖第三次喚醒他，但這次沒有反應了，他的眼神停留在死去後那種呆滯的狀態。
“我剛才嚴謹地向你描述了我所觀察到的一切。整個過程持續了25到30秒。”
這是最好的，事實上也是唯一明顯可信的、在醫學上能夠證明砍掉的頭顱在某程度上還存在意識的證據，所以當那個在“斷頭台”網站（Bois De Justice）上對斷頭台歷史做出傑出研究的匿名作者質疑，所謂的朗格耶實驗是否真實發生過時，我們發現這個問題是值得重視的。
現在至少有兩個原因讓人對這次處決的說法產生懷疑：第一，一張廣為傳播的照片（右上角所示）裡，朗格耶站在斷頭台旁邊，實際上，那個人是一個畫上去的人像；第二，當時的報紙上並未提及這位醫生的存在，博裡厄醫生的說法和當天拍攝的照片並不一致，照片中，頭顱在掉進準備好的水桶之前不可能掉到任何水準面上。要想進行實驗，醫生需要用手把頭從水桶中拿出來。
記住這些互相矛盾的結果，讓我們回到1848年2月布魯塞爾的阿爾門前（你會發現韋爾茨的實驗早於上面提到的三個法國實驗）。根據韋爾茨的傳記作者所述，他的實驗對象是一個名叫弗朗索瓦·羅塞爾（Fran?ois Rosseel）的愚蠢惡賊。前一年9月，他和他的同夥吉勒姆·范登普拉斯（Guillelme Vandenplas）闖入羅塞爾的女房東埃文波爾小姐（Mlle. Evanpoel）的公寓，為了幾百法郎把她和她的兩個女仆都打死了。這起案件使整個比利時為之恐慌，韋爾茨一直在報紙上密切關注案件的動態，說明他想以殺害埃文波爾小姐的凶手作為實驗對象是深思熟慮後的結果。
總之，當羅塞爾的頭顱滾進他身前的麻袋時，被催眠的韋爾茨被要求進入瀕死的大腦中。後來藝術家繪製了一幅三聯畫來描述這段經歷，以下內容正是選自他給這幅畫的配字，後來這段文字以彩繪銘文的形式被印在天花板的錯視畫中，還列入了他的第一版作品目錄。這段描述相當長，並且很緊張，文字中一部分採用了第一人稱，因為韋爾茨將這些思緒視作羅塞爾本人的臨終思考。在這裡我已經對文字稍作縮減，盡力把幾種版本裡大相徑庭的描述進行了結合。
D先生拉住我的手，帶我走到正在抽搐的頭顱前，問我：“你感覺怎麽樣，看到了什麽？”強烈的情緒波動讓我無法立即回答他的問題，過了一會兒我非常害怕地大喊：“太可怕了，那顆頭在思考！”就好像一場壓抑的噩夢把我困在其中，那顆被砍掉的頭在思考，在看，在承受著痛苦。我看到了他看到的，思考著他思考的，感受著他感受的痛苦。持續了多久呢？他們告訴我大概有三分鐘。那個被斬首的男人一定覺得這像是300年一樣漫長。
以這種方式被殺掉的人，他所承受的一切無法用人類的語言所表達。我在此僅打算複述當我自認為和斷頭同為一人時回答的那些問題。
第一分鐘：絞刑台上
可怕的嗡嗡聲，那是鍘刀降落的聲音。死者認為他是被雷電擊中的，而不是斧頭。
令人吃驚的是，當頭顱落在絞刑台下之後，它還以為它在上面，還以為自己仍然是身體的一部分，還在等待著一記重擊將它砍掉。
可怕的窒息！無法呼吸。窒息的感覺太難受了。那種感覺彷佛來自非人類、超自然的手，像一座大山壓在頭和脖子上……哦，更可怕的痛苦就在他面前。
一團火飄過他眼前。一切都是紅色的，一切都在閃爍。
第二分鐘：絞刑台下
就在這時，被斬首的男人想向垂死的頭顱伸出他那抽筋顫抖的手。正是這種本能驅使我們用手捂住綻開的創口。他這麽做是為了把頭放回軀乾上，保留一點血，維持一點生命。
癲狂使他的力量加倍。
在他的想象中，他的頭顱似乎在燃燒著，在令人眩暈的旋轉著，宇宙崩塌，隨之轉動，一種發出磷光的液體像漩渦一樣在四周旋轉，與他的頭骨融為一體……下一刻，他的頭顱扎進了永恆的深淵。
但是，難道只有身體在斷頭台帶來的極度痛苦中翻滾和哭喊嗎？不，還有心智和精神上的痛苦。心髒仍在胸腔中跳動，大腦的生機仍未止歇。
就在這時，大量的畫面洶湧而來，一個比一個恐怖，它們湧入被不可名狀的滾燙痛苦鞭笞的靈魂。被砍掉的頭顱看到了他的棺材，看到了他的軀乾和四肢癱倒在地，他即將要被封禁在一個木盒子中，那裡會有數以千計的蟲子吞噬他的肢體。醫生將用手術刀的尖頭去探索他頸部的組織。每一刀都彷佛火焰在燒灼。
他看到了審判官……他們坐在桌子邊，服侍周到，安靜地談論著工作和享樂。
精疲力竭的大腦看到了他最小的孩子在他身邊。哦！他喜歡這個。他金黃而卷曲的頭髮，臉蛋肉嘟嘟、粉嫩嫩的……也就在這時，他感覺大腦繼續下沉，更尖銳的痛楚襲來。
第三分鐘：在永恆中
還沒有死去，頭顱還在思考和承受著痛苦。
忍受著火焰的灼燒，忍受著匕首切割身體，忍受著中毒般的絞痛，忍受著四肢被鋸掉，忍受著內髒撕裂，忍受著肉體被踐踏，忍受著骨頭在熱油中翻滾。即使這一切痛苦加起來都無法表達出被砍頭的人所經歷的感受。
這樣一個想法把他被嚇得僵硬：
他已經死了嗎？難道他從現在開始將一直承受這種痛苦嗎，也許直到永遠？
不，這種痛苦不會一直持續下去，上帝是仁慈的。所有屬於地球的一切都在消失。他看到遠處一抹微光，像鑽石一樣在閃爍著。他感到一絲平靜掠過他的身體。他可以安睡了，多麽愉快啊！
人類的存在從他身邊消失了。他仿佛慢慢地成為了黑夜的一部分。現在眼前是淡淡的薄霧，它慢慢淡去、消散、消失了。一切漆黑一片……這個身首異處的人死了。
我們很難決定如何恰當看待韋爾茨的詭異證言，也不確定他那不尋常的經歷有多少是當時記錄下來的。直到事件發生五年之後的1853年，畫家才創作出那幅名為《被砍掉的頭最後的所想和所見》（Dernières pensées et visions d’une tête coupee）的古怪三聯畫，所以他有大量時間一次又一次地去回顧1848年的那段經歷，也許頻繁的回憶讓這段記憶被扭曲、被浪漫化、被誇大、變得不可信了——當然，這段經歷可能從一開始就是不可靠的。
韋爾茨的印象也是如此，太過鮮活、太過戲劇化，不難相信，他並非透視了垂死的大腦得到的這些印象，實際上那種感覺是在他病態的想象深處產生的。總之，這位畫家憑借其作品讓同時代的人們感到震驚，但在今天已經少有人知（在原來畫家工作室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布魯塞爾韋爾茨博物館，現在平均每天只有不超10個遊客參觀，“裡面大部分還是學校組織參觀”）。
畫家的其他作品也揭示了對於死亡的癡迷，它們包括：《兩位年輕女士》（Two Young Ladies），畫中一個年輕的裸體美女正在凝視一副骨架；《提早的葬禮》（Premature Burial），畫中展示了一個痛苦的人從地窖中的棺材裡衝出來。也許在這些誇張的作品中最誇張的要數《侵犯一個比利時女人》（Ravishing of a Belgian Woman），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在這幅作品中，韋爾茨用一位配備了手槍（但不著寸縷）的女性形象打破了世俗常規。她在一名士兵侵犯她的時候及時擊中了他的頭部，韋爾茨描繪了頭部爆裂時血腥的細節。”
《被砍掉的頭最後的所想和所見》幸存至今，但它的保存狀況令人堪憂，它實驗性的藝術風格並未隨著時間流逝獲得一席之地。近距離觀看這三幅畫，你會發現它們所描繪的內容都與韋爾茨在布魯塞爾斷頭台上的那次經歷非常一致。在畫中，羅塞爾被砍掉的腦袋滾落在中間一幅的右下角，在三聯畫的第三即最後一幅，對死者墜入永恆的描繪也清晰可辨。
如果說韋爾茨的開創性實驗只不過是一次神秘而特異的現象，他本人也早已被人遺忘，但至少在他職業生涯的末期還有一個有趣而諷刺的事件。在他去世的前幾年，正是他名利的巔峰時期，韋爾茨寫信給比利時政府，要求用他的220幅巨大又花裡胡哨的畫作交換一間由國家讚助的“寬敞、舒服、光線充足的工作室”。不可思議的是，時任內政部長真的答應了他這個自以為是的要求，不過政府並不願意把韋爾茨安置在首都中心最豪華的地段。
相反，畫家在地價低廉和荒涼的郊區得到了一處工作室，但他仍然樂觀地預測這裡總有一天會成為“龐大而富裕人群的中心”。韋爾茨可能是個糟糕的畫家，對催眠的看法是錯誤的，也完全沒有能力從事實驗通靈學研究，但他至少在這方面預言成功。如今，距離那間客流量很小的韋爾茨博物館20米開外就是歐洲的中心——歐洲議會那閃閃發光的塔樓。那這座巨大建築的地址在哪兒呢？歐洲議會就在韋爾茨大街上。
往期文章：
“利維坦”（微信號liweitan2014），神經基礎研究、腦科學、哲學……亂七八糟的什麽都有。反清新，反心靈雞湯，反一般二逼文藝，反基礎，反本質。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