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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澤平:當前經濟正處在六大周期疊加 金融周期退潮

  來源:微信公眾號 澤平巨集觀

  文:恆大研究院  任澤平  甘源  熊柴  羅志恆

  作者在2010年參與研究提出“增速換擋”,2014年提出“新5%比舊8%好”,2015年下半年判斷中國經濟接近觸底、未來“經濟L型”,2017年初提出產能出清“新周期”,2018年初判斷“金融周期頂部”。上述判斷在一開始均曾引起爭論,但後來均被歷史驗證並廣為接受。前瞻性研究應秉持獨立客觀的立場,好的研究是認識時代、認識自己、認識使命。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六大周期疊加:世界經濟正處於新一輪增長周期但可能逐漸見頂回落、金融周期退潮融資形勢偏緊、產能新周期起點、房地產周期調控中期、去庫存周期和新政治周期。

  產能新周期起點和金融周期退潮是當前中國經濟金融形勢運行的主要邏輯,前者決定了經濟L型的韌性,中國經濟增速換擋接近觸底,中速增長平台正在構築;後者決定了去杠杆的融資收縮,流動性退潮,引發P2P暴雷、信用債違約、大股東股權質押風險、企業融資成本上升、股市下跌、房地產調控等,當前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以來第一輪金融周期的下半場。中央下定決心,以短期陣痛換取長期健康發展,去產能、去庫存任務基本完成,政策正著力推動去杠杆、降成本和補短板。

  一、全球流動性收緊,金融市場動蕩,貿易摩擦更新

  美元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因此美聯儲掌握全球流動性的閥門。由於美聯儲加息、美元走強、川普減稅、全球貿易摩擦導致資本回流美國本土,新興市場普現匯率貶值和股市下跌,土耳其匯率崩盤、兌美元跌幅達50%,年初以來阿根廷、巴西、南非等匯率貶值均超過20%,人民幣貶值5.9%,已是相當堅挺,但A股上證綜指跌幅達27%。80年代和90年代末兩次強勢美元周期分別引爆了拉美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美聯儲加息自爆次貸危機。

  中美貿易戰持續更新,7月6日打響第一槍以後,8月1日川普擬將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稅率從10%上調至25%。當前朝野上下,美方認為中國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係上的新擴張主義。隨著中美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以及中國發展高科技帶來的產業關係從互補走向競爭,中美貿易戰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製。

  2017年中國、美國GDP規模為12、19兆美元,分別佔全球經濟比重15%、24%,而中國14億人口,經濟以6%以上的速度增長,美國3.2億人口,經濟以2%左右的速度增長,大約過10年,即2027年前後中國經濟規模有望超過美國。二戰以來,美國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對手,80年代日本在巔峰時期經濟規模佔美國的40%。

  二、內外需疊加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國家發力基建和結構性放鬆貨幣政策,但堅決金融去杠杆和房地產調控

  7月31日政治局二季度形勢分析會布置下半年工作,強調“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堅定做好去杠杆工作”“堅決遏製房價上漲”,表明中央下半年主要靠發力基建和結構性寬鬆貨幣政策應對經濟下行,但金融去杠杆和房地產調控決心很大、暫不會鬆懈。

  產能新周期起點和金融周期退潮是當前中國經濟金融形勢運行的主要邏輯,前者決定了經濟L型的韌性,中國經濟增速換擋接近觸底,中速增長平台正在構築;後者決定了去杠杆的融資收縮,引發P2P暴雷、信用債違約、大股東股權質押風險、企業融資成本上升、股市下跌、房地產調控等。當前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以來第一輪金融周期的下半場,金融去杠杆。

  7月社會融資規模新增1.04兆元,同比少增1242億元,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8.5%,處在近年低位。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2016-2017年去產能、去庫存任務基本完成,現在政策重心轉向去杠杆、降成本和補短板。流動性退潮之後,近期P2P暴雷、信用債違約、上市公司股權質押風險等暴露,企業尤其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上升。

  按照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

  1)7月出口超預期增長12.2%,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搶出口導致出口數據異常大增,下半年出口下行壓力較大。

  2)1-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9.3%,7月當月8.8%,均為近年新低,跟居民收入下降、股市下跌、房貸負債過高等有關。同時,拚多多、美團外賣等火爆,顯示居民消費降級。

  3)地產銷售投資雙升,但跟房企加大高周轉回款有關,由於融資收緊、一二線限價、三四線棚改貨幣化安置收緊、個人房貸利率上升等,房企拿地謹慎,下半年全國特別是三四線房市銷售承壓。7月31日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大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力度”,7月新增基礎設施行業貸款1724億元,較6月多增469億元,建築業新訂單指數和業務活動預期指數為56.4%和64.1%,分別比上月上升3.8和0.5個百分點。製造業投資持續回升,成為經濟的積極支撐力量,產能新周期得到驗證。

  三、中美貿易戰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製,最好的應對是改革開放

  對於中美雙方如此快速、如此強硬、如此大規模開打貿易戰,一開始超出了國內外媒體和市場的預期。直到最近,市場開始正視並接受現實,持久戰、放棄幻想之類的理性觀點開始逐步被認可,呼喚加快改革應對的積極聲音漸起。

  在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初,我們提出了一些與市場流行觀點不同的判斷:“中美貿易戰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製”“中美貿易戰,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只有深入研究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的經濟社會背景,清醒認識川普新政的核心、訴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戰略誤判,放棄幻想,著眼長遠,沉著應對。

  當前市場上流行三類觀點:認慫論、強硬論和無視論。

  面對中美貿易戰持續更新,有一種悲觀的“認慫論”觀點開始流行起來,認為只要中國服軟認慫,中美貿易戰即宣告結束或重歸於好。這種幼稚的觀點缺少對大局的深刻洞悉,反映了小知識分子的軟弱和狹隘。當年日美貿易戰從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一直打到80年代末,歷時三十年,戰場先後經歷紡織、鋼鐵、家電、汽車、電信、半導體,一直到1985年簽訂《廣場協定》、1989年簽訂《日美結構性障礙協定》,日方節節退讓甚至無原則順從,但美方卻步步緊逼,直到日本應對失當、國內資產價格泡沫崩盤,日本金融戰敗,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再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經濟霸權,日美貿易戰才宣告結束。

  此次中美貿易戰不過是過去十多年美方試圖遏製中國崛起戰略的延續和更新而已。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方就大力推行一體兩翼、兩翼張開(TPP、TTIP)的經濟戰略,以及“戰略東移”的軍事戰略。

  從世界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和長官權更迭來看,貿易戰是中國發展到現階段必然出現的現象和必將面臨的挑戰,難道你以為美國會自然地把世界長官權拱手相讓嗎?這不僅僅是貿易戰,而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製,是由於發展模式、意識形態、文化文明、價值觀等差異所引發的世界長官權更迭之爭,其未來演化的參考模式不是過去四十年中美貿易摩擦的模式,而應參考英美世界長官權更迭、日美貿易戰等的演化模式。

  第二種流行觀點是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強硬論”。對於中美貿易戰的討論,有種思潮是引向狹隘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甚至民粹主義,認為中國已經強大起來,有實力在經濟、金融、資源、輿論、地緣政治等領域對美方全面開戰。

  這種觀點是缺乏理性的自我膨脹。在此次中美貿易戰之前,國記憶體在一些過度膨脹的思潮。中美貿易戰無異於最好的清醒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製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等領域跟美國的巨大差距,中國新經濟繁榮大部分是基於科技應用但是基礎技術研發存在明顯短板,我們必須繼續保持謙虛學習,必須繼續保持韜光養晦,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

  中美貿易摩擦確實也折射出中國在改革開放領域仍有很多功課要做。坦率講,在降低關稅、放開投資限制、內部審查、打破國企壟斷、更大力度的推動改革開放、建立更高水準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等方面我們有很多的功課要去做,這是我們客觀要承認的。

  我們認為,無論是“認慫論”還是“強硬論”,都是被美方牽著走,中國應采取“無視”的智慧和大局觀,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建設高水準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建設自由平等以人為本的公民社會,我們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自然會得到世界的認同,內聖才能外王,而且要廣積糧,緩稱王。

  中美貿易戰,一方面源於巨額貿易逆差及其結構性體制性問題和分歧,另一方面源於新冷戰思維在位霸權國家對新興崛起大國的遏製。外部霸權是內部實力的延伸,貿易戰背後更深層次的是改革戰,與其打嘴仗、挑動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情緒,不如韜光養晦、實事求是地做好改革開放,歷史和人民最終會給出最公平的答案。

  四、以六大改革為突破口,邁向高品質發展新時代新周期

  近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貿易戰引發貨幣再度放水刺激的呼聲和討論,這是非常短視和誤國的,如果面臨中美貿易戰的外部衝擊重回貨幣刺激的老路,將重演1990年日美貿易戰的失敗教訓。

  中美貿易戰不宜往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方向引導,而應往形成改革開放共識的方向引導,冷靜深入思考。最好的應對是順勢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類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國產業更新應對模式),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國內行業管制和要素市場化、降低製造業和部門服務業關稅壁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行、下決心實施國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大規模降低企業和個人稅負、改善營商環境、發展基礎科技的大國重器等。

  當前政策重心轉向推動高品質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找到了問題的症結、找到了正確的解決方案、具備了堅決的執行力,未來應以六大改革為突破口:

  第一,建立高品質發展考核體系,鼓勵地方試點,調動地方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的積極性。過去4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一項重要經驗就是地方試點、試驗,因為中國幅員遼闊,一些問題到了不同的地方就變得錯綜複雜,需要鼓勵各地結合自身實際開展相關試驗。過去,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國企改革“抓大放小”等,無一不最早來自於基層的實踐和智慧。

  第二,堅定國企改革,不要動則上綱上線、陷入意識形態爭論,要以黑貓白貓的實用主義標準衡量。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已經證明什麽樣的產權更有效率、什麽樣的產權是無效的。改革的目的是用有效率的產權替代無效率的產權,市場經濟的本質是資源有效配置。因此,國企改革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第三,大力度、大規模地放活服務業。中國已經進入到以服務業主導產業的時代,製造業更新需要生產性服務業大發展,滿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費性服務業大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製造業除了汽車等少數領域大部分已經對民企外企開放,但是服務業領域仍存在嚴重的國企壟斷和開放不足,導致效率低下,基礎性成本高昂。未來應通過體制機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務業。

  第四,大規模地降低微觀主體的成本。降低成本,釋放企業家的創造創新活力,能夠給微觀主體尤其是企業家帶來發展信心。其中,包括減稅、降低制度成本,還包括降低各種辦事、費用、物流、土地、能源等基礎性成本。

  第五,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促進金融回歸本源,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去杠杆、去通道、去鏈條,防止資金空轉、以錢炒錢,必然導致龐氏融資暴露和崩盤。對此,一定要排除萬難,堅決抓下去,同時,防止監管競賽和監管疊加引發新的風險,把握好節奏和力度。促進金融和實體部門的良性互動,大力發展直接融資,鼓勵金融機構支持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

  第六、按照“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關鍵是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我們在業內提出了廣為流行的標準分析框架“房地產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未來應推行新增常住人口與土地供應掛鉤;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長期穩定;從開發商為主轉變為政府、開發商、租賃中介公司、長租公司等多方供給,豐富供應主體;推進房地產稅改革,抑製投機型需求。

  中國經濟社會向何處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品質發展,這一世界性難題我們能否成功?值此時艱,正是有識之士投身報國、立言立行的大時代。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應當以更大決心和力度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展現新時代、新天氣。經過改革轉型洗禮後的中國經濟前景將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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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白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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