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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文忠:《大學》《中庸》乃是當之無愧的經典

我出生在196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的年頭。我的回憶清晰,但是充滿著不和諧的劇烈的衝突。小時候,我住在煙雨江南的一個中等城市裡,小巷幽深,牆角長滿了青苔,院子裡有一口古老的井,還有一棵古老的無花果樹。只要不走出去,那麽,就寧靜得就像歷史本身,或者說根本就沒有歷史的動感。可是,只要一出門,就是市中心,那就是另外一個世界:滿耳都是語錄課、高亢的口號聲;滿眼都是大字報,一片鮮紅鮮紅的顏色。

童年喜歡熱鬧的,可是,我並不喜歡走出去。

童年快樂嗎?我不知道。

那個年代的“經典”嚴格說隻指“紅色經典”,除此之外,是沒有其他經典的容身之地的。今天可以昂然列入,或者說重新歸入“經典”的種種經典,在當時,不是有“封、資、修”的氣息,就是有“大、洋、古”的嫌疑,當然都在破除、打倒之列。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對這場巨大災難應該還是記憶猶新,甚至是刻骨銘心的。

那麽,今天我們大家公認的,被大家一致認同的那些經典是怎樣進入我的生命的呢?由於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第一次自己閱讀今天意義上的“經典”的時間很容易確定。

那是1976年的一天,當時“四人幫”剛剛被打倒,轉眼之間,我們又在老師的帶領下,還是似懂非懂地投入到“揭批四人幫”的熱潮當中去了。我們的一個英語老師,教了我們一句英語口號“Smash the four men!”,回去鸚鵡學舌地叫給父親聽,誰料沒有得好,讓英語系畢業的父親大罵一頓。我覺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後來,稍微大了點,和父親理論,才知道父親發火的道理。父親當然不可能對“四人幫”有什麽好感,但是,這句英語實在太洋涇浜了,太拙劣了。父親不好當著我的面去指責我的英語老師,但是,他對教育水準的衰退、教師水準的下降實在是太憤怒了。

我遭受了這麽一場無妄之災,就很沒趣地躲到房間裡。那個時候我們還住在一座由英國人在20世紀初建造的破舊的大樓裡面。這樣的大樓,即使在白天,房間小,堆滿了各種各樣的雜物,有時候是會找到一些宛如隔世的舊東西的。

就在這一天,百無聊賴的我,不知道從哪個角落裡,抽出一本殘破不堪的線裝書來。父親因為剛發完脾氣,也沒有來理我。我就坐在那裡翻讀起來。線裝書,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稀罕東西。

這本殘書後來跟了我很長時間,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學,跟我到德國漢堡大學。我現在特別想找到它,這樣就可以帶來,讓大家看看。可惜,屢經搬遷,我不知道它是否還在我的書房裡。或者,它完成了對一個懵懂少年的經典啟蒙,正安靜地藏身在書深不知處,這也未可知。我所希望的當然是後者了。

總之,我記得非常清楚,這並不是一個什麽好版本,而是一個“爛”線裝本。後來知道,大概曾經是充斥書店書攤的大路貨色,一部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雖然是殘了,而且殘得相當厲害,但是篇幅本來就很小的《大學》《中庸》卻完整無缺。我當時以為,這兩部書無非是“大學”“中學”之類。我就開始了沒有老師指導的閱讀。

這是我接觸的第一部標準意義上的古籍。直行,還有雙行的夾注。有太多的字不認識,讀不出來,讀不斷。但是這反而增加了探險般的神秘感,激發了我的強勁。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還是在閱讀《大學》《中庸》。如果說,就這項閱讀活動而言,我有什麽長進的話,那就是:我在當時認為自己已經讀明白了,其實尚不懂得世界上有必須用整個生命來閱讀的書籍;在經歷了三十年的跨越,而注定還會延續下去的閱讀活動中教會了我,有些書不是讀過了就可以擱在一邊的,有些書是彌讀彌新的。換句話說,過去的我,認為《大學》《中庸》只不過是兩種古書而已;而今天的我,則認為《大學》《中庸》乃是當之無愧的經典。

就經典的種類或者數目而言,歷來就有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二十一經的說法。當然,比較通行的是十三經: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左傳》《公羊傳》《谷梁傳》)、《詩》《書》《易》《孝經》《論語》《爾雅》《孟子》。當然,這也未必就是大家公認的。

還有一種大家耳熟能詳的說法,就是所謂的“四書五經”。這個叫法本身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五經”是指《詩》《書》《禮》《易》《春秋》。這個稱呼漢武帝時候就有了。

而排在“五經”前的“四書”這個稱呼,卻要晚上一千多年,到宋朝才出現。“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由南宋的朱熹完成最後結集的。這也標誌著宋學的確立。宋學講“四書”,這就是宋學和漢學的最大的區別。

從歷史上看,自從元朝把“四書”定為科舉考試的功令後,也就是說,取得了國家考試規定教科書的地位,它們就成為讀書人必須熟背的經典了。僅僅就這一點而論,“四書”所產生的影響之大且深,是怎麽評價都不會過分的。

《論語》《孟子》大家相對比較熟悉了。和它們相比,《大學》《中庸》就比較特別了。《大學》《中庸》原來只是《禮記》裡的兩篇文章而已,並沒有特別尊崇的地位。《中庸》在漢代已經有了脫離《禮記》的單行本,而且歷來相傳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作品。

《大學》的情況就不同了,同樣是《禮記》裡的一篇,但是在宋朝以前不僅從來沒有什麽單行本,而且連作者是誰也不知道。一直到了司馬光,才開始出現單行本。然而,連司馬光這樣的大學者、大歷史學家,也沒有告訴我們《大學》的作者究竟是誰。到了“大程”程灝,他才認為《大學》是孔子的遺書,並且開始對照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動起手術,改變它的章節!大程的弟弟“小程”程頤,也做和他哥哥類似的工作,但是結果卻截然不同。

南宋的朱熹不僅繼承司馬光,把《大學》單行;也不僅繼承二程,改變《大學》原文的章節文字;而且指出,作者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這樣一來,付出的代價是《大學》的本來面目全非了,但是,卻取得了儒家經典的最高地位。

其他三部書的問題本來就不太大,《大學》的問題解決了,“四書”的系統也就確立了。起碼,朱熹是這樣做的,也是這樣認為的。

可是,朱熹為什麽非要這麽做呢?弄明白這個問題,不僅可以看出朱熹的苦衷,同時也可以看出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有著獨特的生命歷程的。

朱熹面臨的是令他非常擔憂的局面:一千多年來,印度傳入的佛教,以其特殊的魅力,引起了中國本國士大夫的濃厚興趣,已經到了可以動搖在當時佔據支配地位的儒學的理論基礎的地步了。朱熹自己是儒、佛兼通的人物,他明白,僅僅依靠漢學所看重的“五經”,是絕對不能維持住儒學的地位的。問題出在,就“五經”而論,它們所包含的本體論和方法論,比起佛教經典所包含的本體論、方法論的博大精深來,實在是差得不可以道裡計了。

今天的社會當然和古代不同,《大學》裡的“家”“國”“天下”的概念也並不和今天的相同,至於“天子”“庶人”更是早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但是,剝去它特定歷史條件所規定了的特殊性,它還是有著昭然若揭的普遍和恆久的意義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是每個人都可以、也應該去實踐的,難道不是嗎?

至於《中庸》提倡“中”,是儒家本體論的核心。從喜怒哀樂未發的“中”,到發而皆中節的“和”,由此追求“天地位”“萬物育”的境界,雖然聽起來似乎更是玄遠不近人事,卻是有著同樣重要的道理在的。“中庸之道”絕對意味著保守而不進取,它提醒我們這些身處競爭空前激烈的現代社會裡的人,必須在汲取中,追求一種圓融和諧的簡捷。

來源:錢文忠《傳統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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