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平定嶺南後，開通海上絲綢之路。漢王朝使節從合浦、徐聞出發，帶黃金、絲織品前往東南亞和南亞與當地人民開展貿易，互通有無。隨著官方和民間的交往不斷加深，這些地區的胡人也進入中國。從文獻記載、考古出土的海絲舶來品及一些外來文化因素來看，兩漢三國時期除外國使節經嶺南到中原朝貢外，還有一些胡人到嶺南合浦、貴港、廣州等地生活。這些人包括胡商、胡伎和侍從奴婢等。
一、胡人使節
合浦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始發港，也是南亞和東南亞使節到中國朝貢的途徑之地。從文獻記載來看，兩漢時期，南亞、東南亞國家多次到中國進貢方物。《漢書·地理志》載黃支之國“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來獻見”，至漢平帝時，王莽輔政，曾“厚遺黃支王”，黃支王則派遣使者“獻生犀牛”[1]。東漢永元九年（公元97年)，撣國“遣重譯奉國珍寶”，漢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幣”。永寧元年（公元120年）撣國又遣使者“朝賀”[2]。順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3]。到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時，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4]。兩漢時期由於受航海技術的限制，海上航行多是沿海岸線行船。當時到中國朝貢的使者，應是循海到合浦，再沿南流江北上，或繼續行船到廣州，再北入洛陽和長安。從文獻記載推斷，兩漢時期有不少外國使節經合浦到中原朝貢，在輾轉期間可能曾在合浦做短暫停留。
二、胡商
合浦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路交通網絡，成為中國與海外國家交往的重要樞紐區。除外國使者朝貢取道外，當時還有一些胡商到這裡從事貿易。從合浦歷年發掘的墓葬中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2008至2009年，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在寮尾墓地一座東漢晚期墓中清理出鈉鈣玻璃、焊珠金飾片、刻蝕瑪瑙串飾和一件綠釉陶壺[5]。這件綠釉陶壺造型優美，考古人員對釉色成分進行檢測，認為其來自古波斯地區，可能是墓主人生前從異鄉攜帶而來。墓主人生前可能是經營海外貿易客死合浦的番商[6]。
三國時期，合浦屬東吳轄地。由於僅依東南半壁江山，孫吳十分重視經營海上貿易，主動派遣使者聯絡東南亞和南亞諸國，同時也十分重視外來的胡商。據《梁書》記載，吳國曾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國[7]，加強與這些國家的聯繫。黃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商人秦論經交趾北上拜見孫權。“（孫）權問方土謠俗，（秦）論具以事對”。秦論拜見孫權後，並沒有立即回去，而是在中國居住長達數十年後，孫權才讓人送他回國[8]。《梁書》在記載東漢桓帝時期大秦王安敦遣使到中國進獻時說“（大秦）國人形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9]。合浦與日南、交趾相距不遠，兩漢三國時，可能有不少像秦論這樣的胡人到嶺南經商。
三、胡伎
1999年，合浦凸鬼嶺漢墓發掘過程中，在M3發現一件十分奇特的陶燈。燈座為怪獸，獸頭似馬，頭上有弧形帽簷，身似人身，蹲踞坐地，雙手下垂，腳有趾爪。獸背上有燈柱，上接燈盤（圖一）[10]。有的學者認為燈座中的獸可能是熊[11]。也有學者認為這件器物可能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根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永寧元年（公元120年），西南夷撣國曾到中國“獻樂及幻人”，這些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12]。從記載可知當時撣國進獻一些歌舞和雜技表演者。合浦凸鬼嶺漢墓人身馬頭托燈俑的原型可能是當時表演“易牛馬頭”的幻人[13]。國內相似的獸面人身燈俑還發現於四川三台新德鄉東漢崖墓中。據簡報描述此墓共有兩件陶燈，燈座均為赤身裸體的獸頭人身怪物[14]。四川與南亞、東南亞等國交往密切，這些獸面人身燈俑可能也是受到異域文化影響。
圖一 合浦凸鬼嶺M3出土的獸形陶燈
至於胡人歌舞表演者，合浦漢墓出土的胡人舞俑為我們提供較為直觀的形象。1975年合浦堂排M1出土一件胡人俑，橢圓形臉，大鼻小嘴，臉部肥胖，有絡腮胡，穿著華麗，衣服邊緣飾波浪狀花紋[15]。俑人站立，右手揮袖於背，左手殘缺，身體前有一長條帶狀物，飾與服飾相似的花紋。俑人穿著講究，神態祥和，似乎不是底層勞動者，與貴港、梧州、廣州出土的赤身裸體蹲踞的胡人俑不同，顯示兩者身份的巨大差別。有學者認為這件胡人俑身前器物可能是豎琴，是胡人撫琴場景的再現[16]。仔細觀察可發現俑人身前器物長而薄，不見刻劃琴弦，不似豎琴。且俑人一手收於背，不似撫琴狀，似揚袖起舞。身前長而薄的帶狀物可能是殘存的舞帶或衣袖（圖二）。類似的舞俑，還見於廣州海珠區官洲島花果山漢墓中[17]。堂排M1墓室規模與望牛嶺一號墓接近，墓中還出土琉璃、瑪瑙、琥珀等海絲舶來品和漢宣帝五銖錢。發掘報告認為墓葬年代為西漢晚期，墓主人身份高貴，應是西漢晚期郡守級別的官吏。當時這些達官顯貴家中可能有胡人藝伎，死後做胡俑殉葬。
圖二 合浦堂排M1出土的胡人俑
四、胡人侍從
合浦寮尾東漢晚期墓M13b出土一件胡人托燈俑，俑人盤腿坐地，昂頭單手托燈。相似的燈俑在廣州漢墓發現多件。此外兩廣和湖南還發現頭頂燈盤、雙手扶頭頂燈盤等造型的胡人俑[18]。其中以頭頂燈盤胡人俑分布最廣，在廣西梧州[19]、貴港[20]、柳州[21]、賀州[22]，廣東廣州和湖南常德[23]等地都有發現。關於嶺南胡人俑的人種，黃展嶽認為可能是印尼土著“原始馬來人種”[24]。李剛認為大眼、鼻子高而大、多須，臉龐較窄且中部突出的俑人屬於歐羅巴人種印度地中海類型，主要來自南亞次大陸及孟加拉灣東北沿岸地區[25]。仔細觀察對比，根據面部特徵，可以把這些陶俑分為兩類。一種是鼻梁矮扁，眼窩不凹，無須或少須，偏馬來人種長相。另一類特徵較明顯，高鼻深目多須，具有較明顯的印歐人特徵。1965年梧州河西澱粉廠（圖三）[26]、1977年梧州市旺步化工廠[27]出土的陶俑屬於前一類，這些俑人應是東南亞馬來人種。可能是東南亞撣國、扶南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胡人。合浦寮尾M13b、湖南耒陽M361[28]、廣州漢墓M3026（圖四）[29]出土的陶俑屬後者，這類胡人可能來自南亞，可能是史書所載的“黃支國”“已程不國”等國家和地區的胡人。
圖三 1965年梧州河西澱粉廠出土的胡人俑
圖四 廣州漢墓
M3026出土的胡人俑
這些胡人俑中，單手托燈或頭頂燈盤的造型，很可能是他們手托物體、頭頂搬運習俗的真實寫照。東南亞的緬甸、泰國、柬埔寨以及南亞孟加拉、印度等國目前仍有這樣的習俗（圖五）。當時來到合浦、廣州、貴港、梧州等地的南亞、東南亞人可能保留他們頭頂物體、盤腿坐地的生活習俗，在漢代人的眼中是一種非常奇特的行為，因而被當做藝術題材加以創作。
嶺南胡人俑中，年代最早為西漢中期，出自廣州漢墓[30]，表明海上絲綢之路開通後，胡人很早就來到嶺南。從胡人俑分布範圍來看，西漢中期僅發現於廣州一地，西漢晚期到東漢時期分布更廣，在廣西貴港、合浦、梧州、柳州、賀州、桂林，廣東廣州、佛山[31]，湖南耒陽、常德等地均有發現。東漢後期主要流行頭頂燈盤蹲踞坐地的胡人俑。
文獻關於胡人在嶺南的記載，最早見於《三國志·吳書·士燮傳》。東漢末到三國時，蒼梧士燮家族勢力強大，其本人為交趾太守，弟士壹為合浦太守，史書說他們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裡，威尊嚴無上”，出行則“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且胡人侍從“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32]。從記載來看，當時這些豪強有來自國外的侍從奴婢，且達數十人之多。合浦、貴港、廣州等地出土的曲腿坐地或蹲踞的胡人俑可能就是這些異域侍從奴婢的形象。
圖五 孟加拉婦女
用頭頂搬運東西
圖六 1958年梧州雲蓋山漢墓出土的胡人俑
三國時期吳人萬震在《南州異物志》中記載扶南海隅有人“身黑若漆，齒白如素，隨時流移，居無常處”。又說有“甕人”，“齒及目甚鱗白，面體異黑若漆，皆光澤。為奴婢，強勤力。[33]”我們注意到胡人燈俑中，有部分渾身漆黑，但殘缺或劃痕處為褐色，應是製作工匠特意在俑人身上塗黑，仿照真人膚色。這類皮膚漆黑的陶俑，可能是所謂的“甕人”。
嶺南發現的胡人俑中，大部分為燈俑。這些燈俑多是裸體跣足，形態拘謹，目光呆滯的形象，表明他們為底層勞動者，社會地位低，是嶺南胡人中人數較多的一個群體。以往研究可能忽視這個群體在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中的作用。1958年梧州雲蓋山東漢墓出土一件雙手合於胸前，作祈禱狀的胡人俑，其表情安詳，儼然一位虔誠教徒的形象（圖六）[34]。漢末《理惑論》在嶺南的出現，以及考古發現一批年代為東漢到三國時期具有佛教色彩的文物（如貴港深汀嶺東漢墓出土的“卐”字紋銅鏡[35]、合浦漢墓出土的蓮花形器[36]、三寶佩[37]等），或許與這些身份卑微但對宗教十分虔誠的群體不無關係。
五、結語
兩漢時期，嶺南和南亞、東南亞等國除進行商品貿易外，還存在技術交流。合浦大量玻璃器的出現[38]，貴港平南發現南亞常見的“碗式”煉爐及塊煉鐵冶煉技術[39]，廣州[40]、佛山[41]、合浦[42]、貴港[43]等地墓葬中出現西亞常見的疊澀穹窿頂，這些都涉及海上絲綢之路不同國家和族群之間的技術交流。玻璃製作和鐵器冶煉，涉及礦料篩選冶煉，熔爐築造以及助溶劑和其他礦物的添加等多項複雜的技術，疊澀穹窿頂的砌築涉及力學和建築學知識，僅靠傳聞或觀摩難以習得，可能還需要外地工匠指導，甚至是師傅帶徒弟，經過一定時間的學習，反覆操作，才能掌握。因此當時來到嶺南的胡人中，可能還包括玻璃製作、鐵器冶煉和墓葬砌築等一批工匠。
上述論及的這些胡人，不一定隻從事單一職業，更多可能是集數業於一身，既流動賣藝，唱歌跳舞，演奏樂器，表演雜技魔術，同時也從事商業貿易，製作珠飾玩物，販賣奇珍異寶，或充當中介，進行翻譯，溝通不同族群，推動中外貿易發展。這些外來使節、商賈、雜伎、奴婢，可能還有工匠等，都是音樂、藝術、文化、思想的傳播和交流者，他們將異域文化輸入的同時，又在不同的族群、地區和國家之間遊走，傳播中華文化，促進中外的文化交往和文明互鑒。
文章轉自合浦漢代文化博物館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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