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口所專家：用獎勵或鼓勵提振生育 不能懲罰少生、不生

提振生育需要優化生育政策，健全相關的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體系——

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治理現代化

前不久，國家衛健委在答覆全國人大代表《關於解決東北地區人口減少問題的建議》時指出：“東北地區可以立足本地實際進行探索……在此基礎上，提出東北地區實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試點方案。”一時之間，話題引發社會輿論強烈關注。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一直高度關注生育政策的調整和優化。“十四五”規劃再次強調“優化生育政策”，並首次提出“提高生育政策包容性”。

生育問題牽動國家發展的神經脈絡

生育問題之所以如此牽動國家發展的神經脈絡，是因為少子化是我國人口-經濟-社會風險源頭。隨著我國主力育齡婦女數量的減少、初婚初育年齡推遲和生育意願走低，近年來中國出生人口規模明顯收窄。伴隨著人口出生率降低，我國人口生態失衡風險不斷凸顯。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過去20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規模從2000年的8821萬翻番至2019年的17603萬，比重從7.0%上升至12.6%；期間0至15歲少兒人口比重則從24.5%下降至17.8%。如果以60歲為老齡統計起點，我國老年人口事實上在2018年就已超過少兒人口。

少子老齡化進程快速推進帶來我國老年撫養比攀高，從1982年的8.0%上升至2019年的17.8%。根據人口經濟學的觀點，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平衡增長路徑存在負向一面。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年輕人口赤字、老年人口絕對增長以及代際關係失衡將導致勞動年齡人口供給減少，社會養老負擔加重，經濟系統儲蓄降低，從而不利於物質資本積累和國民收入增長。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就長期為負數，表明我國人口萎縮再生產的態勢已近30年。

即使從微觀層面看，少子老齡化進程也深刻影響了傳統家庭功能對老齡問題治理的作用路徑。當前，獨子高齡化、老年空巢化、家庭小型化和代際失衡化的社會形態逐漸形成，傳統家庭養老功能不斷被削弱的同時，社會養老體系尚未發育成熟，“老有所養”可能成為老年人自身、家庭和社會不得不思考的重大現實問題。在社會各界對低生育逐漸達成共識的今天，嚴格的生育控制政策顯然已完全不合時宜，應該結合新的情勢迅速實現生育政策的優化。

優化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政策包容性是實現人口現代化治理的關鍵一步。人口低生育趨勢引致的少子化風險是我國人口風險的源頭和人口問題的症結所在。因而，優化生育政策成為新時期我國防範人口風險向人口危機演變的重要乾預手段，迫切要求人口政策積極轉型。首提“提高生育政策包容性”意味著政策層面要更加尊重生育決策的自主性、自由性和自覺性，以政策的包容體現生育友好亦即優化的價值取向，與時俱進地適應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新形勢。

優化生育政策需要健全相關的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體系

從“二孩”政策的實際效果看，放開二胎的生育提振空間已然有限。2019年，我國出生人口更是首次跌破1500萬人。這意味著我國人口已從政策性低生育步入內生性低生育。這提示我們，生育政策的供給側改革要求我們不能簡單賦權於民，提振生育需要優化生育政策，健全相關的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體系。具體來說，優化生育政策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要還權於民，實現生育決策權回歸人民和家庭，尊重人口的主體性和實現生育的自願、自由和自覺。營造本土的生育自覺文化，並不是要捆綁和物化女性的生殖功能，而是提倡在家庭和個體生育自願和自由之間尋找一種平衡。可以通過獎勵或者鼓勵提振生育，但不能懲罰少生、不生，這也是“提高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要健全與生育相關的經濟社會政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生育友好和家庭友好的政策支持體系。低生育時代需要強大的政策支持和正確的社會引導，生育鼓勵政策真正奏效須有生育服務與保障政策、產假制度、生育津貼制度、入托入學政策等一系列的配套支持，特別是要推進稅收制度改革，減輕育兒家庭稅收壓力，同時發展幼托服務體系，推動婦嬰服務事業和產業的發展壯大，以期促進育幼、教育、就業、住房、養老、醫療衛生、戶籍管理、扶貧救助等制度政策協調聯動調整。低生育時代還應重建適度生育文化和家族繁衍文化。優化生育決策包含了引導和幫助國人科學、理性決策適度生育的含義，即社會要倡導和支持適齡、適時、適量生育。

三要實現優生優育，要求生育政策關注婦幼健康促進，促進母嬰保健，提升出生人口素質，降低出生缺陷發生率，建立基本生育免費服務制度，健全兒童早期發展制度體系，圍繞孕前、孕期、分娩和孕後全生育周期，加強從胎兒到生命終點的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務體系建設。特別是要做好新時期計劃生育服務的轉型工作，適應衛生保健和優化生育的新形勢發展要求，充分發揮基層計劃生育協會聯繫群眾和發動群眾的優勢，充分保障兩性生殖健康和母嬰衛生服務需求。

（作者部門：北京大學人口所）

來源 北京日報 | 作者 林進龍 穆光宗

編輯 高珊珊

流程編輯 劉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