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是我們的宿命嗎？

今天是休息日，你有沒有在加班呢？對於很多人來說，工作日加班，節假日加班已經成為了常態。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有時候甚至吃飯睡覺，都要像上陣打仗一樣著急忙慌。

據今年武漢科技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智勇及其團隊發布了一項職場行為與疲勞狀況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成勞動者承受著一般或更高的精神壓力和身體壓力，處於過勞狀態。

日本有一本探討過勞問題的經典著作《過勞時代》，書中分析了日本過勞的成因和對策。這本書的中文版，將於明年1月正式出版。該書認為，全球化導致不斷加劇的競爭，資訊通信革命、消費社會的成熟、雇傭與勞動限制的放寬使得非正式雇員增加，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導致了日本過勞問題的嚴峻。而且作者提到，過勞現象有向全球蔓延的趨勢。而中國的過勞問題只見於媒體零星的報導，沒有引起大家系統性的關注和研究。

為此，新京報書評周刊採訪了中國適度勞動協會會長楊河清教授，他是中國最早研究過勞問題的學者之一，一起探尋中國過勞問題的根源以及對策。他提出，有限度的過度勞動，是當下中國人的宿命。

采寫 | 新京報實習記者 徐悅東

楊 河 清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院長

中國適度勞動協會會長

“如果讓歐洲人加班，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讓美國人加班，必須認真的給他講清楚加班補貼和調休等相關政策，他才有加班的可能；如果讓中國人加班，有加班補助就早已感激涕零。”

這是網絡上流傳甚廣的加班段子。在中國，不僅企業的管理層、白領、底層藍領經常加班，連在很多人眼裡悠閑的公務員也不能幸免。而且，很多企業連加班費都不能保證。據《2014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報告》數據顯示，中國九成行業周勞動工時超過40小時，住宿、餐飲業周平均勞動工時長達51.4小時，位居第一；建築業、居民服務、修理及其他服務業位居二到四位，以上行業均超過《勞動法》規定的“特殊行業”49小時工時上限。

而根據2015年中國適度勞動協會會長楊河清的課題組全國抽樣所做的調查，27%的受訪者每周工作40小時及以下，27.7%的受訪者每周工作41-48小時，26.5%的受訪者每周工作49-59小時，18.8%的受訪者每周工作60個小時及以上。而加班原因的前三位分別是“人手不夠，工作量大”（30.7%）、“工作內容和目標有變更”（17.6%）、“遞交任務期限短”（16.3%）。在問及加班工資時，56.5%的受訪者認為企業沒有支付補貼，24.5%的人認為企業隻支付了部分補貼，完全支付的僅佔15.5%。

楊河清課題組按照日本過勞死預防協會的標準，對北京的白領進行預警分析發現，有61.6%的人已經進入了“紅燈預警期”，即具備過勞死的征兆，而處於“紅燈”危險區，即隨時可能過勞死的狀態的人，佔據26.7%。形勢十分嚴峻。

中國的過勞現象十分普遍

但是學術界卻關注得很少

新京報：《過勞時代》受到了日本讀者廣泛而持續的矚目，在日本一版再版。中國的過勞現象也非常嚴重，但是這個議題在中國被很少討論。這個問題為什麽在我國沒能像日本一樣，引起廣泛討論和關注呢？

楊河清：日本輿論對過勞問題的關注的確比中國多。這是因為早在上世紀60年代，日本的過勞問題就非常嚴重。在發達國家中，日本工作時長是最長的。日本在戰後經濟發展那麽快，跟勞動者不遺余力地付出是有關係的。但是過勞也危及生命，有損家庭幸福。所以在那時，有一批學者、律師和過勞死者的家屬，創立了一些組織，向社會呼籲預防過勞死，這引起了很大反響。

相比之下，中國很晚才開始關注過勞問題。當然，近幾年來，我國媒體的相關報導也越來越多了。

《過勞時代》

作者：森岡孝二

譯者：米彥軍

版本：新星出版社 | 新經典·岩波新書精選

2019年1月

新京報：你是什麽時候開始研究過勞問題的？中國過勞研究的發展情況如何？

楊河清：在2007年，因為一個契機，我開始關注過勞問題。我在飛機上看到這樣的消息：一個韓國的媒體在2006年，報導說中國每年有六十萬人過勞死，這個新聞當時被《環球時報》轉載了。我作為學者，我的思維方式是批判性的。每年六十萬人過勞死，韓國人是怎麽知道的？因為勞動經濟學和勞動關係是我研究的領域，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國有任何一個學者或者機構，和韓國合作研究中國的過勞死問題，或者有中國學者做過相關研究告訴過韓國人。客觀上中國也許每年都有很多人過勞死，但是在那時，中國的過勞死研究幾乎一片空白。韓國人單獨對中國進行研究不太好吧。

因為中國沒有關於過勞死的法律依據和標準，那韓國人是依據什麽標準對中國的過勞死進行判定？中韓兩國國情不同，用韓國的標準顯然不行。從這兩點出發，我認為這個報導是有問題的。

所以，在2007年，我組建了研究團隊來研究過勞問題。我們發現，在2007年以前，只有媒體上有一些零散的過勞死報導。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會抱怨工作很疲勞。但只有個別中國學者零星地翻譯過一些相關研究報告。探討過中國過勞問題的不到十個人，很多人也就發表了一篇論文。所以我要研究和發聲。我後來也接受媒體採訪。因為媒體可以影響更多人，讓更多地學者關注到這個問題。

在2012年，為了讓研究過勞問題學者更好地交流，我建立了中國適度勞動研究中心，每年以研討會的方式，去推動這方面的研究。我們也經常被日本和韓國邀請去開研討會。我們的研究跟他們的差距很大。因為我們的研究還是非常初級的，而他們已經深入到了各個學科。過勞問題是很多日本學者一輩子在研究的課題，而不是隨便翻譯幾篇文章說幾句話就可以的。

《2014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報告》

邁向高收入國家進程中的工作時間

作者：賴德勝、孟大虎等

版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11月

新京報：為什麽中國會那麽晚才關注到過勞問題呢？

楊河清：改革開放之後，我們關注的主流都是怎麽去發展，比如經濟增長、就業、工資、效率的問題。在經濟落後的狀態下，強調這些是沒問題的。而過勞是屬於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的問題，這個得往後放一放。

而現在，大家普遍更關注民生問題。這裡面也包括了健康問題。所以大家普遍關心食品安全和空氣汙染。職場環境和文化也關乎我們的健康。現在大家逐漸開始談到這些了。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逐漸會有一些學者把視角轉向研究過勞這種“非主流”的問題。

新京報：你剛才也提到，對中國過勞的測量和界定的標準需要本土化，那麽該怎麽本土化呢？現在在學術上有沒有一個準備要出來的標準？

楊河清： 這就是要通過我們的努力，去設定這個標準，最後進入立法。這是我們遠期的願景，離實現還太遠。我們前期調研的工作還正在做，包括過勞的現狀、群體、程度、原因和後果。假如想在現有的法律下，再增加預防過勞的條款，我覺得至少還需要十年。

而日本的標準建立得很好。2015年，日本安倍政府做了一個決定：日本每年都要發布過勞方面的白皮書。另外，在醫學上，他們關於過勞死的鑒定標準是很健全的。所以，假如有人過勞猝死了，是可以訴諸法律的。

他們還解決了過勞抑鬱這種疾病的判定標準。因為導致抑鬱的原因有很多，所以這就要有醫學上的研究了。還有，他們還解決了過勞自殺的判定標準。但是在中國，很多領域的學者沒有把自己的學術資源放在這個問題上面。當然，國情不一樣，我們也不可能直接把日本的標準照搬過來用。

新京報：可在大家的印象裡面，日本經濟在九十年代停滯之後，現在日本年輕人似乎在流行“小確幸”、禦宅族和啃老族，感覺他們不再把努力工作當成一種追求。但是在《過勞時代》書裡，日本年輕人還是經常過勞的，很多人還會主動過勞，你覺得這兩種現象衝突嗎？

楊河清：這樣的年輕人都是新生代吧。有些人還沒有進入勞動市場。這一代人跟他們的父輩確實非常不一樣。但目前這部分年輕人在職場的比重相對比較低。職場的中堅力量依然是七零後和六零後，甚至還包括很多五零後，因為日本的退休年齡比較晚。他們的五零後很多還是長官級別的，六零後更多是骨乾級別的，壓力很大。

所以，日本人所謂的過勞指的更多是這一批人。村上春樹所說的“小確幸”，更多指九零後，當然也包括一些八零後。所以，未來的潮流可能是“小確幸”。年輕人有他們的標簽，但是目前作為整個勞動群體來說，依然處於過勞狀態。

日本社會過勞現象嚴重。

在目前的中國

有限度的過度勞動是我們的宿命

新京報：過勞背後的原因是什麽呢？

楊河清：因為在經濟高速發展時候，勞動力供不應求，在日本也是這樣的。還有菲律賓人，韓國人，中國人去日本打工，跟日本人競爭。九十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之後，經濟發展速度迅速降下來了。這時，勞動力甚至會供大於求，可是為什麽大家還過勞呢？這就跟職場文化和社會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北歐的國家，就很少有這種問題。他們很早就轉向福利國家了。他們已經平衡了生活和工作。他們不會說，我一生就是為了事業奮鬥，他們更願意享受生活。但在中國，大家對事業都很有追求，大部分人還是想往上爬，在一線城市立足也是很難的。

此外，像日本人，他們做事非常精益求精，這會投入很多時間精力。雖然投入成本大，但是在高端市場，反而會受消費者青睞。所以，這跟市場也有關係，雖然背後是文化的原因。這太複雜了。

新京報：你怎麽看待主動過勞和被動過勞的區別？

楊河清：主動過勞的背後也是壓力。你得不斷為企業犧牲，才可能會被長官青睞。像大學、媒體等文化產業，可能主動過勞比較多。因為人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更好的職業前景，包括社會聲望、地位和收入等。他們有這種條件去自我實現。

另外一類人就是被動過勞的。尤其是底層的藍領工人。訂單來了工人是推不掉的。若是不服從，企業可以開除你，替代的人太多了。但守法的企業應該要付加班費。

新京報：有沒有辦法上升雇主選擇加班的成本呢？

楊河清：這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因為雇主損害的不僅僅是員工的健康，也是國民的健康。我們得從這個角度去考慮，要讓大家至少有這種意識。

新京報：所以要用法律和輿論壓力去增加加班的成本？

楊河清：對。這也是個道德上的事。我們畢竟才剛剛起步。在這個階段，企業家追求利潤還是第一位的，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和對員工的關愛都退居二線。所以我們要進行呼籲。

而且，很多企業還不給加班工資。對於加班，中國法律是有規定一周最多加班多少的。而且加班工資是平時的兩倍。有些國家是三倍，咱們算比較低的。很多企業並不會支付兩倍的加班工資，甚至連加班的原有工資都不支付，加班就是無償勞動了。

《製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

作者： [美] 邁克爾·布若威

譯者：李榮榮

版本：商務印書館2008年2月

“為什麽工人這麽努力地工作？”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邁克爾·布若威運用民族志的參與觀察法，揭示了工人自發的同意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

新京報：所以，在中國預防過勞還有什麽其他方法呢？

楊河清：想要改變，這得隨著市場的慢慢成熟，社會的發展逐步展開，發達國家也是這麽慢慢過來的。企業是市場決定的，但現在的市場又不是很道德的、很成熟的，法律規範不夠，競爭的殘酷性都落在員工身上了。這個問題太複雜了，我們的研究還不夠。

我們的國家還是希望能富強，正屬於上升期。這會傳導到基層組織，不努力可能會被淘汰。中國人均自然資源不豐富，不像挪威、加拿大、中東國家等，可以比較悠閑，就有很高的生活水準。我們的很多企業管理方式還很落後，人力資源的素質也不是很高。所以，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除了勞動關係的變化，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資源，就是要靠更長時間的勞動。

但不是無限的加班，才能創造更多的價值。在突破了某個臨界點之後，這個總效益是負的。在支付加班工資的情況下，從經濟學上來講，你加班的時間越長，它的工資率上升很快，人力成本迅速上升，加班所創造出價值的邊際效益迅速下降，最後會得出一個盈虧點。

而且，社會的盈虧點在企業的盈虧點上方，在這兩個盈虧點之間，企業在賺錢，但是社會已經虧錢了。因為企業把它的一些成本轉嫁給了社會，包括社保、醫療、員工健康等。

新京報：那還有什麽變量會影響這兩個盈虧點呢？

楊河清：這個就是我們要研究的秘密。掌握這個盈虧點非常重要。我們只能在理論上說，目前在中國，有限度的過度勞動，是我們的宿命，通過有限度的過度勞動，來彌補我國其他資源上的不足。我正準備把有關這個盈虧點的研究在完善之後發表在期刊上。這個盈虧點精確在什麽地方，我還說不出來。但我要告訴大家有這麽一件事，你嚴重過勞，企業和社會全會虧損。

貧富分化和過勞之間有沒有關係？

新京報：《過勞時代》裡面有個觀點，歐美從八十年代開始慢慢工作時間開始延長，這可能跟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施行有關。而且作者還觀察到，收入越不平等的地方，工作時間越長，你讚同這種說法嗎？

楊河清：其實在八十年代，跟中國比的話，歐洲的工作時長就不算長。在歐洲，雇主也不可能嚴重違法，不然雇主會被罰得傾家蕩產。

這也許跟在新興國家的經濟競爭有關。世界發生變化，新興國家發展很快。很多發達國家還是要進行創新和科技產業更新，才能保持高產業鏈的位置，這也會傳導到社會下層，也許加班也會相對增加。

新京報：你認為貧富分化與過勞之間有聯繫嗎？在《過勞時代》裡，貧富懸殊的地方加班越長，這兩個變量有沒有什麽關係？

楊河清：也許有一定關係，但是要看情況。雖然日本是“格差社會”，“格”是階層，“差”是差距。但是，它的基尼系數還是在發達國家中很低的，才零點二幾，咱們都快接近零點五了。日本的階層差距其實並不大，但是依然過勞。所以這就是貧富分化造成過勞的反面例子。這也許跟東亞文化有更大的關係。

《格差社會》

作者：橘木俊詔

譯者：丁曼

版本：新星出版社 | 新經典·岩波新書精選

2019年1月

新京報：但是，是不是也可以這樣理解，貧富分化加劇，底層的人民收入變少，他們只能不斷增加工作時長來增加收入？

楊河清：這你說得非常準。他們通過不斷增加勞動時間來賺錢。上層的人不一定是這樣的。原來老加班的上層也接著加班，原來不加班上層也很悠閑，他們形成了一種習慣。所以，很難去講階層差距直接造成了過勞，但是階層差距造成了底層過勞。

新京報：假如福利增加的話，會不會減少過勞現象？

楊河清：不會。因為人還是有更高的追求，可能被迫過勞會少一點，這個得進行研究。我得一百塊，就不幹了，這個可能性也有，但是要看人。我覺得很多年輕人還有能力去追求更多收入，他們得多次失敗才會降低目標的。現在社會心理都很緊張，大家看待金錢的態度都不太平和。北歐就很清閑，因為他們不太考慮賺錢的事。

新京報：那可能是因為北歐的福利好吧？

楊河清：他們不在意賺錢，而我們卻都在攀比。我們現在的孩子，從小就要比學習比才藝。至於福利制度和過勞之間到底有什麽樣的關係，得做研究才能得出結論。

“離線權”的背後

公私分明的文化

新京報：資訊革命也改變了我們工作的方式，比如，電郵和微信令大家隨時都能工作。法國有一項“離線權”的法案，下班後可以不回復工作電郵，你怎麽看待這項預防過勞的法案？

楊河清： 2004年我去英國一所大學訪問，我跟他們的管理學院院長晚上一起喝啤酒。我就問他，你作為院長，假如你突然想起什麽必須要通知大家的急事，你會怎麽處理？他對這個問題感到很震驚，因為就直接按他們的法律來加班就好了。一個電話打過去，就首先告訴下屬，我有一個“公事”要跟你商量，並說明這是加班時間，願不願意加班是自願的，願意的話有加班工資。我們就從來沒這個意識。這個意識最早是一種公私分明的文化，然後形成法律，法律執行的時間長了又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所以雙方都非常默契。很多社交媒體在2004年還不存在，他們這些就有了這樣的文化，現在有“離線權”也不奇怪。

新京報：文化產業是需要閑暇時間去消費的，所以文化產業的發展是不是需要減少勞動時間才能發展起來？

楊河清：你這思路很有意思，我還是第一次聽到。理論上來說，文化產業需要時間去消費，而過勞也限制了這種消費。雖然發展文化產業不是為了減少過勞，但是文化產業的發展、提高國民素質和追求精神需求本身，可能有這樣的派生性影響。

《閑暇：文化的基礎》

作者: 約瑟夫·皮珀

譯者： 劉森堯

版本: 三輝圖書 | 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

有關閑暇的哲學思考。閑暇不等同於懶惰，也不是工作的休止。它是另外一種類型的工作，具有人性的意義。

新京報：你對中國預防過勞的前景樂觀嗎？

楊河清：目前來看並不樂觀。第一，希望我們的研究，能更多引導社會，包括政府、雇主和員工，平衡地看待工作和生活。第二，希望媒體多報導一些過勞死的案例，給大眾一些警示，畢竟每個人畢竟都想長壽健康。第三，還要看我們國家發展得怎麽樣。我們還是希望盡快能成為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國家的期望很高，這也會把壓力傳導到各個下層部門組織。想要國家調整這個期望，是不太可能的。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采寫：新京報實習記者 徐悅東；編輯：安安；校對：。題圖素材來自視覺中國。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歡迎你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