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文公即位後，隻做了兩件事，就讓晉國迅速地強大了起來。第一件事，封賞功臣；第二件事，變法。
接受第一等賞賜的功臣，當然就是跟著文公流亡，導以仁義亦師亦友的兩個人——趙衰和狐偃，至此，趙、狐兩家代替呂、郤成為了晉國勢力最大兩個的家族，此外，文公為了紀念那個沒有等到革命成功就被晉懷公殺了的外公狐突，在晉陽的馬鞍山下為他立了一個廟，後人也因此把這座山叫做狐突山。
接受第二等賞賜的功臣，則是跟著文公流亡，出謀劃策忠心耿耿的狐射姑、先軫、狐毛、胥臣等四人，這幾個家族後來也成為了晉國的世家大族，特別是先軫，其後輩多在六卿之列，主持晉國軍政大權。
晉國這個六卿跟周王室的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這六卿又不同，晉國的六卿指的是指國家軍隊中的六位將佐。全國軍隊編制分上、中、下三軍，每軍各設一位將和一位佐，共六位將、佐，六位將佐皆為卿爵，因而習慣上稱六卿。春秋時戰爭頻繁，所以很多官職都是軍政合一的，而晉國的六卿制度正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官製，相當於我們現在的政治局委員加軍委常委，是整個國家軍政大權的領導核心。
接受第三等賞賜的功臣，是跟著文公流亡，並在戰場上不畏艱險、英勇拚殺而立下戰功的顛頡、魏犨兩位猛將兄，可是這兩個大老粗覺得自己冒矢石犯鋒鏑、跟著文公出生入死，立下那麽多的汗馬功勞，賞賜卻隻排到了第三等，心裡不免酸溜溜的不是滋味——趙、狐他們不過是些耍嘴皮子的家夥，主公居然給他們的官比我們大，這太欺負人了！
然而，周王室的著名智者內史叔興在出訪晉國，聽說這件事後，卻大加讚歎道：“晉侯大概會成就霸業了，從前的聖賢君主都把德行放在首位，而把武力放在其次。晉侯的做法與他們已經比較相似了。”
除了以上三等賞賜，晉文公還賞賜了一些人，這些人雖然沒有隨同重耳出亡，但留在國內守護社稷，後來又作為內應，幫助重耳復國，重耳也一視同仁，給予他們重賞。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欒枝、郤穀，後來也成為了晉文公稱霸團隊的六卿成員。
以上四等功臣，其家族後來大多成為了晉國的六卿世家，是日後晉國政壇上最為重要的政治勢力。這是因為晉國經歷了二十年的內亂，公族損失殆盡，所以不得不高調分封功臣，以籠聚人心，而晉國也由此強大，造就了先秦時期分封製的最後輝煌，並直接導致了兩百年後的“三家分晉”。
等這些人統統都賞完了，還沒輪到在文公流亡期間負責他的飲食起居和後勤工作的大管家壺叔同志，壺叔可不答應了，想當初我跟著老大你忍饑挨餓，鞍前馬後，睡得比小姐還晚，起得比雞還早，吃得比豬還爛，乾得比驢還多，現在卻遲遲沒有賞賜，要牛耕田又不給牛草吃，做人可不帶這樣的！
文公說：“壺叔同志，你要明白革命覺悟有高有低，導以仁義沒有你，出謀劃策不見你，衝鋒陷陣不靠你，你雖有苦勞，卻沒有功勞，不能算作功臣，所以等他們都賞完了，最後才輪到你，怎麽樣，你還有意見嗎？”
壺叔羞愧地說：“主公賞賜分明，小人服了，以後我一定努力學習，提高覺悟，爭取進步，為晉國的革命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叔興和壺叔這兩句話傳播出來後，晉文公的政治威望就更高了。晉國政局穩定，人才濟濟，接下來就應該變法、發展經濟了。19年的流亡生涯，使文公和他的一幫大臣更加了解民間的疾苦，更加明白安定和諧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是多麽的重要，《左傳 僖公二十八年》就說他們：“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所以他們汲取各國經驗，整頓國內政治，安撫人心，省刑薄斂，並開放關禁，促進通商，同時拯寡救貧，獎勵墾荒，鼓勵百姓往晉北方向遷移，擴大耕地面積，於是“政平民阜，財用不匱”（見《國語 晉語》）。晉國很快便強盛起來了。
另據《韓非子》記載：“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看來，跟齊桓公時的管仲變法相似，晉文公也搞了一個“郭偃變法”。這位郭偃，本是晉國掌管占卜的大夫，又稱卜偃，此前已經五次正確預言了晉國的前途，可以說是一個算命大師；但周朝的卜官大多是世官，且掌典籍，所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博觀古今，所以既是預言家，也是國家的重要智囊。
所以晉文公慧眼識珠，竟在這位智囊身上發現了改革才能，於是讓他一手主導了晉國改革，但由於郭偃不像管仲那樣有很多徒子徒孫，所以他的主要改革內容不詳，但據《商君書 更法》中記載，“郭偃之法”的具體精神是：“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看來改革力度還是很大的。另外《韓非子》裡還有一句話：“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所謂官卒，就是衛兵，目的是防備有人鬧事兒反對變法。可惜，郭偃的主要改革思想與內容都沒留下來，讓這樣一個能與管仲齊名的牛逼人物，最終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偶爾翻起的浪花，也讓人看不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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