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皇帝在實施以文製武、裁抑武將政策的同時，創設了募兵制度。據說，這是開國之初太祖皇帝趙匡胤相當得意的一項設計。史書記載說，趙匡胤曾經與趙普等二三重臣商討“可以為百代之利者”，趙普們出了許多主意，皇帝都不滿意。最後，太祖趙匡胤認為只有養兵一法才是長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意思是說，遇到災荒年景，將饑民招募為兵，可以避免饑民作亂；正常年份，即便有軍隊作亂，而百姓也不會參加。於是，建立了由國家財政養兵的募兵制度。實際上，是將軍隊作為收留饑民和地痞流氓、獷悍之徒加以管束的機構，使之不被放到社會上去滋事。
這套制度短期來看的確不錯，時間一長，則一塌糊塗。
百姓一旦應募為兵，便被輸入官府軍籍。這些入了軍籍的人們，行不得經商，居不得為農，生老病死皆不許脫籍為民，妻子兒女全部都要仰食於官府。於是，兵營裡便到處都是老弱病殘之兵。這種兵，一旦開戰，如何上得了戰場？於是，再大量招募精壯之兵。就這樣，太祖開寶年間，禁、廂軍部數為三十七萬人；太宗至道年間增至六十六萬；真宗天禧年間為九十一萬；仁宗慶歷年間為一百二十五萬；到此時，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經到達一百四十萬有零。我們耳熟能詳的梁山泊好漢——八十萬禁軍教頭林衝，所教練的八十萬禁軍，蓋源出於此。
帝國禁軍屬於中央正規軍，其士兵每年的軍餉軍糧，通扯合計為每人五十緡錢。這裡的緡，指的是一千錢，作為錢幣的計量部門時，和貫的意思差不多。以當時的購買力折算，五十緡大約不到今天的一萬元人民幣，供養全家一年的花銷，不算富裕。廂軍則為地方部隊，其士兵的軍餉軍糧還要再少一些，大約為三十到三十五緡，大約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幣左右。這些僅僅是平日養兵所需，還不包括戰時的後勤保障、轉運、賞賜、組織動員、損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時，每年軍費開支約四千八百萬緡，時人估計佔全國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這個數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
軍隊人數眾多，並不一定與能打仗呈正相關的關係。相反，冗兵與以文製武的國家政策和軍事制度相結合時，戰鬥力便根本無從談起。於是，大宋帝國軍隊極少打勝仗的灰敗紀錄也就自不待言。積弱之說蓋出於此。
而太祖時期設計的官、職、差遣分離的制度，與科舉、恩蔭、薦舉等選官制度結合起來以後，則演變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據說，當時有官有職而沒有差遣的人，佔到了官員總數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這也就是說，在帝國的所有官員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屬於冗官。為了安排這些已經有了官、職和每年繼續湧進來的新官員，帝國絞盡腦汁地發明新差遣、新官位，於是就有了我們另一個很熟悉的形容詞，叫做“疊床架屋”。這些疊、架起來的冗官們與帝國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結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國燦爛的經濟文化之花時，也耗費了以千萬計的俸祿。資料顯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兩萬五千名帝國正式在編的官員，和——我們找不到準確數字，據估計在二、三十萬左右——的吏員，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祿，大約在一千二百萬緡錢。
其中，以宰相和樞密使為例：他們的俸祿收入包括：正俸，相當於基本工資；添支，相當於資歷或年資工資；職錢，相當於職務工資；衣賜，相當於服裝補貼；茶酒廚料，相當於夥食補貼；飼芻，相當於交通補貼；薪炭，相當於取暖補貼；還有七十個人的隨從衣糧，相當於安全保衛兼威風擺譜津貼。其總數大約為一萬緡錢上下，差不多合一萬畝土地的出息，大約相當於今日二百萬元人民幣左右。我們知道，擁有宰相官位的人可遠遠不止三、五個人。太祖杯酒釋兵權之後，節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約比宰相還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擁有節度使待遇的人，比擁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許多。有一種說法認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約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輔的五倍以上。
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說，宋朝由於缺乏數目字管理，其國家財政收支狀況相當混亂。部分史家傾向於相信，北宋時期的國家財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萬到六千八百萬緡錢之間。上述官、兵兩項，已經開支六千萬緡；神宗皇帝時期的皇家開支大約為每年七百二十萬緡；單單是這樣幾筆開支，已經導致入不敷出的財政赤字了。但是，還有必須花的幾筆錢：祭祀天地祖先的費用是：景德年間六百萬，皇佑年間一千二百萬，幾年前的治平年間，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萬；最後還有兩項令帝國君臣最不好意思的開支：每年必須“賞賜”給遼國五十萬兩匹銀絹，必須“賞賜”給西夏二十七萬五千兩匹銀絹，兩項合計七十五萬五千兩匹銀絹。這筆錢數目不算大，佔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點。不過，每當君臣為了錢不夠花而心情灰惡時，這兩筆錢所帶來的冤罪殺機感就格外強烈，不但令帝國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顏面掃地，格外鬧心。帝國積貧之說，蓋源出於此。
摘自李亞平《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帝國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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